拉采尔的贡献及其影响

最后提到的这些作品，产生于拉采尔为政治地理学的概念注入新内容之后。1882年，拉采尔发表《人类地理学》（Anthropo geographie），引起关注，此后的1885至1888年，又出版了宏大的《万民志》（Völkerkunde）。我曾经与我这位尊敬的老师和后来的朋友谈到《人类地理学》的丰富性，指出文献中没有与之类似者。当时，他认为，这一工作的科学内涵将在该书的第二卷表达出来。

1891年，第二卷问世。新的研究和思想势不可挡地涌向这位善于创造的学者，使第二卷和第一卷并没有共同的基本布局，而是新观察和新思考的结果。在《民族学》经过重新修订（1894/5）之后的几年里，一种政治地理学的思想也以类似的方式趋向成熟。《美国》第二册新版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一点。1896年，四篇学术论文发表，[58]合为《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家及其土地》（Der Staat und sein Boden geographisch betrachtet），成为这种思想的先驱，非常鲜明地突出了不久以后于1897年末出版的《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的核心。该著作根据国家的空间状况和地表位置来研究国家，和政治学的抽象理解相比，其新颖之处展露无遗。

因此，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该书的影响最先发生在政治学上，从一个新的方面抓住和照亮了政治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自身的问题。[59]而地理学界最初对这部新作持负面看法，有些学者甚至表明了拒绝的态度。广大公众对“政治地理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这本渗透着哲学精神的著作充满了催人思考的丰富思想，甚至专业人士也难以从其思想库存中提炼出清晰的概念和具体的事件。[60]大学生在面对该书时更是一筹莫展，无所适从。教科书式的简练表述从来都不是拉采尔的风格。

尽管如此，该书仍然很快就流传开来，早在1903年初，第二版就已完成。新的副标题“政治地理学，或诸国家及其交通和战争的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ode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des Verkehres und des Krieges）说明了其内容扩展的方向。对两版的目录做一对比，就能发现数字和文献之外的多种改动。字体从哥特花体改为罗马圆体，也推动了该书在国外的传播。帕尔驰曾在其批判性的书评[61]当中查明并列举了一系列讹误和疏忽；对此，这一版尽力进行了修正。[62]实际上，这些缺陷很少是因为实质性谬误，而往往是由于写错或草率，但书中所载的事实和具体知识，来自地球各部分和一切历史时期，浑浑无涯，作者随时取用，游刃有余，鉴于这一点，即便些许错讹，亦无足轻重。

在那个时代，自然地理学和早先的数理地理学一样，已经演变成了固定的原理，具备了完善且不断发展的术语体系，而且自然科学的方向已经决定性地占据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之下，要将“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体量巨大的材料纳入普通地理学的体系，诚非易事。在他著名的教科书中，[63]瓦格纳第一个开始从事这项事业。他的理解和阐述大多适应学生的需求，也讨论了拉采尔没有考虑或只是匆匆带过的那些核心问题，如国家法的（staatsrechtlich）形式、[64]国家的规模等级（世界帝国等）、讨论内部结构[65]的章节等。而最后一项，自学界背离传统风格的政治地理学以来，就大多受到忽视。

瓦格纳在“人类地理学或人类和地球”这一部分共八章当中，用一章的篇幅给出了天然紧凑的概述，在关于各国地理学的著作中，他又为各部分国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除去这两点，地理学界对待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学的态度仍然非常保守。赫特纳表示（《地理学杂志》，1898，页318）：

国家学和民族学已经不再属于地理学，但外界仍然不愿意适应这一事实。而作为旧时代遗物的地理手册，也还在不断堆砌国家学和民族学的材料。

不知道这位作者现在是否还能写下这样的句子？当然，民族学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其中一大部分完全和地理学无关；但在本质上，民族学的其他部分难道不属于人类地理学？除去少数无人类居住的地区之外，地理学的描述难道可以不考虑民族学和国家学？在1898年，除了丹尼尔和克略登之外，已经有人做过与此相关的尝试。

在赫特纳的思想丰富的方法论阐释（《地理学杂志》，1905/7）当中，也完全没有他在《欧洲》一书中尚未忘记的政治地理学的影子。施吕特尔（Schlüter）深入分析了拉采尔的著作，但最终仍得出结论：[66]

即便是政治地理学，我们也必须将其限制在地理学本身的边界之内。在文化地理和人口地理现象的形成当中，国家往往是起实质性作用的元素之一；但国家本身是不可见的，它是法统的产物，在地理学条件下描述其生存和发展，是地理政治学（geographische Politik）的任务。根据我们的理解，政治地理学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之抗衡。

尽管拉采尔和新的各国地理描述已经出现，但无论是这里，还是在赫特纳的观点之中，建立在传统风格地理手册基础之上的旧式偏见仍然发挥着持久的作用，使“政治地理学”从表面上看似乎受到排斥。不过，这种状况还是出现了一个转机。赫特纳在他最近的方法论文章当中就地理学和民族学及国家学的关系发表了看法。[67]他认为，民族学和国家学都是独立的科学，但后者仍然有待发展。

因为普遍的政治学仅限于理论，而不能研究国家的真实状况。在政治地理学这个分支当中，地理学与国家学及民族学之间的关系是类似的；但前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许更加紧密，因为和民族相比，国家与生俱来更加依赖土地。正如契伦（Kjellén）的主张，国家学要向着真正的国家学的方向发展，囊括不同国家不同的形成方式。对于这样的国家学，我们欣喜地表示欢迎；但我们不能失去政治地理学，因为没有它，对各国的理解就始终无法完整。现在，施吕特尔也已经坚信，不可能将政治地理学从地理学当中排除出去。

从拉采尔的学生薛讷（Emil Schöne）为自己的《政治地理学》[68]所撰的前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拉采尔本人对同行们的保守态度感到心情沉重。据我所知，薛讷的这本书是自拉采尔以来以这个标题出版的第一部地理学著作，是对拉采尔巨著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的一部精炼的概论。薛讷写道，

[该书的出版]满足了1900年拉采尔对作者的一个私人愿望。拉采尔对自己作品的接受状况并不满意，因为几乎所有评判他著作的人都未能深入了解这部巨著的思想内涵。即便是瓦格纳所作的阐释，他也没有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