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領袖與他們的地方

雖然新界的大宗族失去地骨權，也失去向永佃農和其他耕作者收取的收入，但勢力仍不可小覷。理民府田土提案官佩普洛在1930年出版的書中，有許多富有啟發性的段落，描述當時新界的情況，透露出英國管治新界頭幾十年錦田鄧氏的一鱗半爪。他在1920年代獲一名錦田鄧氏族人送贈絹軸，他形容這個宗族「大概是新界最古老和富裕的家族之一」。這幅絹軸記載了荃灣一個鄧氏古墓的歷史，還有由宋代至清末鄧氏後人的功名和官職，內容自豪地（或許與事實有點出入）宣稱：「鄧氏世享蕃昌，富貴顯赫，以迄於今，無異於曩昔。」⁽¹³⁾

這些人獲新界居民敬重，對他們有影響力，所以政府決定借重他們的才能，在1926年向當中一些人授以「諮議」頭銜，如北約理民府官在年度報告所說：

這項任命屬榮譽性質，任期一年，向長期和忠誠為我們服務的人，授予一種備受重視的褒揚。若非得到這些人協助，這個地區過去三十年的成功管治，就算並非不可能，也至少會更為艱巨和棘手。⁽¹⁴⁾

這些諮議包括至少一名鄧氏族人。獲委任者及廣大新界社會都歡迎任命諮議之舉，此外，從那位理民府官所坦白承認的事實清楚可見，當局很需要也很重視這些人的協助。⁽¹⁵⁾

新界各地其他領袖提供的協助，也長久獲得官方讚賞。⁽¹⁶⁾在中國統治時期，墟鎮首長（稱為街坊坊長）、鄉長和宗族族長，全都發揮了重要的支援作用，到英治時代仍舊如此。一般來說，這些人不渴望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者謀取官職，但往往是頗有才能的人，只要他們得到社群支持，就握有左右地方事務的權威。

和中國的制度一樣，他們不屬於官方認可編制內的人員。⁽¹⁷⁾但是，讀一讀佩普洛關於他的理民府官到訪大嶼山大澳的記述就會知道，這些人是地區行政不可或缺的助手；佩普洛記述，理民府官到大澳的警署審理案件（一如其他離島警署，大澳警署經《憲報》宣佈可作法庭之用），並處理當地的田土和其他事務。「迎接我們的人通常是街坊首長，由於他的職位，獲邀坐在靠近理民府官的位子上」。此人也會陪同理民府官一行巡視當地，處理需他來解決的地方事務（見圖十六）。⁽¹⁸⁾他們當然徒步巡視，英國理民府官不坐轎子，這點不同於1898年前的中國官員——這是另一點差異，儘管只是小事一樁。⁽¹⁹⁾這些人是協助警察和理民府官的支柱，對於在正常時期維持和諧與治安是不可或缺的。依賴精英長久以來就是個中三昧，而且不獨香港如此。⁽²⁰⁾圖十七是一位當時的典型鄉紳。

有一點不應忽略，鄉鎮、村落和分約的日常管理工作，仍然是由這些人和他們的助手負責。鄉鎮的街坊組織一直發揮這種功能，直至1950年代末政府開始更直接地為這些人口眾多的社區提供服務。我找不到描述他們職責的戰前資料，但戰後初期的一些記述，令我們對於這些職責有所了解。⁽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