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租約時期的習慣法

陳奕麟近期出版的一本書很值得注意，雖然這本書的主題除了新界租約初期，還談到其結束，不符合這裏主要按時間順序的敘事。⁽⁷⁷⁾他根據人類學田野調查和檔案研究，從一個不同的角度探討這個範疇，他指出，港府與大多數香港史家和人類學家眼中的「傳統社會」，其實已因地籍整理而改變。此外，殖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及租借新界時期實行的新土地登記制度，也繼續改變這個「傳統社會」，而變化之大，他甚至認為足以在副標題中用「殖民實踐的虛妄」（“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來概括。在標題中還有他所形容的土地「不斷變化的現實」。

地籍整理肯定令傳統社會結構出現重大改變，而英國接管新界後，海上和陸上的警務工作提升了公共安全，進一步改變它們。另外，鄉事派游說團體在二次大戰前後和日佔時期經常提出的主題，無疑是因政府的土地政策（儘管是為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而出現，這個主題是：港府剝奪了新界居民在中國統治時期享有的權利。⁽⁷⁸⁾陳奕麟也正確地指出，殖民政府的規則和條例不斷改變，可稱為「以規訓的方式重新整理日常生活」；⁽⁷⁹⁾這個觀察可在納爾信（Howard Nelson）那裏獲得印證，納爾信根據在1967-1968年所做的鄉村田野研究，認為香港政府的效率提升，並且與居民的生活有更密切的接觸，「對中國社會組織造成重大干擾」。⁽⁸⁰⁾至於「土地不斷變化的現實」，這點無法否認，不過促使這種情況發生，是因為需要彈性地決定新的（並能為人接受的）補償方式。⁽⁸¹⁾

但是，若說殖民政府「不自然地扼殺」習慣法「可能出現有意義的變化」，⁽⁸²⁾我看不出有這種情況。我在上文已提供了審視這些說法的背景：在地籍整理後，傳統文件再沿用了至少五十年；關於繼承、受託人和司理的登記冊更新，是由鄉村提出並在那裏審視；以及在過去幾十年村民大多忽視做這些事情，因為根據直至1950年代仍然主宰農村生活的習慣法安排，所有人都知道誰擁有哪些東西，可以行使什麼權利，所以覺得更新登記冊是多此一舉（見第79-84頁連註釋）。

陳奕麟的各種看法應當另外再深入探究，這裏無法詳細討論，但我必須強調，到那時候，許多甚至大部分新界鄉村的外貌和生活方式，幾乎無異於租借新界初期；新界居民的心態也反映那個時代仍然頗為原始的環境。我還必須指出，鄉村地區採用的習慣法和實踐很有活力，這是我得到的印象。

鄉村世界在1960-1970年代急速變化，習慣法已逐漸無法繼續沿用，而新界民政署在新界快速發展的時候，日益忙於處理其他責任。但即使如此，習慣法仍保留了一些舊日的活力。根據1975-1982年間我在荃灣的經驗所見，習慣法在自治的地方傳統中，仍然是生氣蓬勃的過程。⁽⁸³⁾如有需要，它也能夠創新，祖、堂司理因時制宜的做法就是例子：在政府收地之後，這些司理須要諮詢成員的意見，並決定應如何在成員間分配現金賠償或換地證；到了這個時候，這些成員被認為包括未成年人，甚至嬰兒和婦女。⁽⁸⁴⁾進入1980年代，村代表和宗族耆老在處理出現的問題時，愈來愈力不從心；⁽⁸⁵⁾但是，與土地有關的習慣法對於維繫原居民社會（包括那些已居住在大量新村的人）和賦予他們認同感仍然很重要⁽⁸⁶⁾——甚至到了新界租約屆滿之時，所有相關的人都清楚明白這點。⁽⁸⁷⁾由於上述原因，我所採取的路向，不同於陳奕麟和其他研究這些課題的人。⁽⁸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