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破产

约翰·罗并不忠于祖国，但他忠于自己的思想。开始，他向苏格兰和英格兰、向萨沃依公爵和热那亚共和国提出自己的思想，结果均遭拒绝，未能取得成功。当法国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时，他真诚地感到自己是一个法国人，不久他便入了法国籍。后来，当他觉得为了体系的成功有必要改信天主教时，他就这样做了。

毫无疑问，罗确实相信自己的思想。为了在法国实现这一思想，他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而是全部心血。圣西门公爵这样评论约翰·罗：“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任何的贪婪和欺骗。”这是可信的。是他的体系确定不移的逻辑本身把他变成了一个骗子！

1715年12月，约翰·罗在给摄政王的信中再次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信中有一处令人费解、简直是故弄玄虚的地方：“但是，银行并不是我的想法中唯一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东西。我要创立一种制度，以其有利于法国的变动而使欧洲感到震惊，这些变动比发现印度或建立信贷更有意义。国王陛下能够把王国从目前的令人失望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使王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使财政走上轨道，振兴、支持和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两年以后，隐藏在这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背后的东西终于清楚了。1717年底，罗创办了他的第二个大企业——印度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创办之初是为取得当时归法国所有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发权，所以，当时人们把他的公司称为密西西比公司。

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新奇。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活跃了一个多世纪，荷兰也有类似的公司，但罗的公司与众不同。它不是商人小团体的联合，在它们之间分配股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预先就是售卖给较大的资本家集团，为在交易所积极流通之用的。该公司同国家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不限于从国家得到大量的特权，以及在许多方面的垄断权。要知道在公司董事会中，同这位沉着冷静的苏格兰人并排就座的竟是法国摄政王菲利浦·奥尔良公爵本人。中央银行于1719年初移交给国家，更名为皇家银行。公司同银行合并。银行为资本家提供货币信贷以便购买公司股票，进行它的金融事业。这两套系统的管理权统统集中在约翰·罗一人手中。

总之，约翰·罗的第二个“伟大的思想”就是关于资本集中与联合的想法。在这里他又成了超越自己时代的预言家。只是在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在西欧和美国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公司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经济。大型企业不是单个资本家甚至几个资本家力所能及的，无论他们多么富有，为此需要把许多人的资本联合起来。顺便指出，小股份持有者只交钱，对公司事务并不产生什么影响，管理权掌握在上层人士手中。密西西比公司的大权就掌握在约翰·罗和他的几个帮手的手中。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时曾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股票买卖中的投机倒把是股份事业的必然产物，罗的体系使这种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他的公司建立一年站稳脚跟之后，罗便转向大规模的旨在抬高行市和推销股票的活动。他带头购买了200张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每张股票当时只值250利弗尔，但答应半年后每股按面额500利弗尔偿付，不管当时值多少。在这个极不合理的交易中，如很多人所指出的，有着很大的好处。半年时间股票价格超过面值好几倍，巨额利润流进了约翰·罗的腰包。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他来说现在再增加多少金钱已没有特别意义。他的目的是要吸引股东们的注意力，激起商人们的兴趣。这段时期他大力扩展公司的事业。预计到未来的发展，他把实际的情形同精明的广告结合起来。

约翰·罗开始在密西西比河谷殖民，并在那里建立了城市，该市被命名为新奥尔良以纪念法国的那位摄政王。因为招不到自愿移民，政府依照公司的建议开始把小偷、流浪者和妓女流放到那里去。同时，罗有组织地编造并广为散布各种诱骗人的消息，说那里有个神奇的富裕的世界，那里的居民非常欢迎法国人，用一点小玩意就可换回黄金、宝石和其他财宝。他还把耶稣会教徒送到那里，呼吁印第安人加入天主教。

罗的公司合并了好几家法国原有的殖民公司，成了最强大的公司。这些公司中原有的几十艘船舶，打着约翰·罗的名义，在罗的助手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些大船队，经法国运送白银、丝绸、香料和烟草。在法国国内，公司从政府手中取得了包税权。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件事干得比他的前任要合理和有效得多。一般来说，所有这一切是出色组织、大胆经营同不可遏止的冒险主义和直接交换的奇怪的混合物。

尽管公司支付的股息十分微薄，可它的股票从1719年春天起像气球一样不断看涨，这正是罗所期望的。在精心操纵市场的同时，他又策划发行新的股票，并以越来越高的价格推销。对股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发行数额。成千的人不得不在公司大门口夜以继日地排队等候，登记购买。尽管如此，到1719年9月公司已经售出了面额500～5000利弗尔的股票。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不去排队，而是缠着罗和其他经理给增加名额。要知道按5000利弗尔发行的股票，明天就能在交易所中卖到7000～8000利弗尔！有人想通过火炉烟囱钻进罗的办公室，有的贵夫人吩咐车夫把马车在罗的门前弄翻，为的是诱出那位对女人特别殷勤的英雄，让他听取自己的申请。罗的秘书靠收取贿赂发了财，这些钱是从等待会见罗的申请者手中索取来的。

摄政王菲利浦的母亲，一位刻薄的年迈的贵夫人，在给住在德国的亲属的信中曾生动地述及这个离奇的时代。她说：“人们那么巴结约翰·罗，他日夜不得安宁。一位公爵当众吻了他的手。”

还有更奇怪的事发生在坎卡布瓦街——交易所诞生和兴盛的地方。从早到晚，那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们忙于买进卖出，讨价还价。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可以涨到1万利弗尔，直至1.5万～2万利弗尔，财产迅速膨胀。在这些日子里，产生了今天人所共知的一个词：“百万富翁”。发财致富的狂热，把各个阶层的人都汇合到一起来了，这种情形即使在教堂里也没见过。贵夫人同马车夫平起平坐，公爵同仆役做交易，神父同小店主讨价还价。这里只有一个上帝——金钱！

人们已不大愿意用金银来计算股票了。叫得最响的时候10张股票的价格等于14公担或15公担白银！几乎所有的支付都用银行券进行。所有这一切纸的财宝（股票和银行券）都是这位苏格兰的财政大师创造的。

1720年1月罗被委任为法国财政大臣，实际上他早已管理国家财政了。正在这时候人们感觉到了在他的体系下的第一次地震。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收集起来的巨额货币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少部分用到船舶和商品，大部分用于国库券。事实上，公司在赎回股票所有者债券的同时已经承担了全部巨额国债（20亿利弗尔），这就是罗许诺建立的财政秩序。怎样安顿公司日新月异的股票呢？因为罗的银行还在不断发行和使用新的成亿的银行券。

这种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罗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他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心怀恶意者以及有点远见的投机家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当然希望把股票和银行券赶快脱手。罗的回答是维持股票的稳定行情，限制银行券兑换黄金。支持股票需要货币，于是罗拼命发钞票。他在这几个月中颁发的许多规定和条例带有惊慌失措的痕迹。罗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他的体系快要完蛋了。1720年秋已变成贬值纸币的银行券顶多只值票面银价额的1/4。各种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巴黎缺粮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慨。从11月起银行券不再作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体系开始废止了。

在最后关头罗还继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愤怒的人群（她们要求以贬值的纸币兑换足值货币），来到摄政王府寻求出路。看得出来，罗消瘦了，失去了平日的自信和礼貌，动不动就发火。

巴黎流行着许多讽刺诗和笑话，控告约翰·罗，旁及摄政王。布尔本公爵（据说他靠股票投机赚了2500万利弗尔，而且及时变成了实物）要约翰·罗相信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巴黎人不会杀死嘲弄了他们的人。可是罗却有理由不这样想，也不愿抛头露面，除非在适当警卫的保护之下，可他已失掉了大臣职位。巴黎议会向来是反对约翰·罗的，现在要求审讯并绞死他。最亲近的公爵则建议顶多把他关进巴士底狱，菲利浦也感到最好摆脱自己宠信的这个人以平息愤怒的浪潮，他最后的恩典是要罗离开法国。1720年12月的某一天约翰·罗带着儿子悄然逃出巴黎，来到布鲁塞尔，而他的妻子、女儿和兄弟仍留在巴黎。他的所有财产很快被没收，用于偿还欠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约翰·罗体系及其破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争论250年了。

在18世纪约翰·罗基本上是挨骂的，不过，在这方面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愤慨而不是冷静的分析。20世纪中叶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为罗“恢复名誉”，而且想把他描写得好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先驱者。按照路易·勃朗的说法，约翰·罗攻击“作为富人货币”的金银，企图用“穷人货币”——纸币进行流通。罗创建规模巨大的银行和贸易垄断公司，显然是想借此确立一种同资本主义无情竞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的联合原则，路易·勃朗还把罗的某些经济措施描述为旨在保障劳动人民生活的自觉的政策。

事实远非如此。罗企图确立的联合原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原则。他全力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及其丧失了社会活力的社会阶层中保守的分子。罗想把自己公司的所有股东以及自己银行的所有顾客都联合起来并使之平等，这里有贵族和资产者，也有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不过罗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当资本家。

罗的体系所做的一切，资本主义在后来完全实现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

在这个意义上罗是一个进步的活动家。但他不是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即使同布阿吉尔贝尔相比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人民、对农民的深刻同情，而这种同情正是布阿吉尔贝尔的光彩之处。的确，这同冒险家、赌徒和投机家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他感兴趣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经营精神寄予厚望，这就是他的政策。他对自己公司的股票是支持到底的，而对银行券则撒手不管，听其自然——股票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而银行券则散布在广泛的阶层中间。

约翰·罗的体系及其破产使财产和收入发生了不小的再分配，它进一步损害了贵族的地位，这些人为了投机，卖光了自己的领地和房产。摄政王时代的事件削弱了专制王权。

另外，罗的财政魔法也打击了城市贫民，使他们深受物价飞涨之苦。滥发的纸币，有很大一部分零散地积攒在手工业者、商人、仆役甚至农民手中。

罗体系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是产生了一批善于把来自疯狂投机的财富保持下来的暴发户。

逃出巴黎以后，罗还活了好几年。他成了一个穷人，当然不是饥寒交迫，而是说他不会再有自己的马车和深宅大院了。他过着流亡者和流浪者一样的生活，他没有再回去看望妻子（其实他们始终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和女儿，他未获准回法国。

开头几年罗还没有丧失返回法国、为自己辩解并继续进行活动的希望。他屡次致信摄政王不厌其烦地解释一切。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他的经济思想依然如故，只是行动上更小心谨慎和更耐心罢了。

1723年，菲利浦·奥尔良公爵猝然去世。罗的一切希望——恢复职务和财产，甚至继续领取摄政王给他的微薄养老金——一下子都破灭了。新当权者对他不加理睬。这时他住在伦敦。英格兰政府认为他是个很有影响的和狡猾的人物，硬是把他打发到德国去了。

这时候的罗只剩下一个大财政家和盛极一时的大臣的影子了。他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人：他没完没了的谈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剖析自己或指责敌人。听众总是不缺的：人们认为这个苏格兰人一定有把纸片变成黄金的某种秘密。许多人以为他不会这么傻，不把他的一部分财产藏到法国以外的地方，无论用什么办法捞取好处，最迷信的人甚至相信他是个术士。

罗的最后几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在赌博（能治好他这个毛病的只有坟墓）之余，他同许多客人交谈，并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书《摄政王时期财政史》。他想以之在后代人面前为自己声辩。这部书200年后才问世，1728年即有名的孟德斯鸠刚完成了他在欧洲的旅游，看望过他。孟德斯鸠发现，罗有点衰老，但仍像从前那样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准备捍卫自己的思想，1729年3月约翰·罗因患肺炎死于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