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事业和大胆的思想

约翰·罗于1671年生于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他的父亲是钱号经理，也放钱生息。1683年他的父亲购买了一块不大的领地罗利斯顿，从而成了贵族。由于有钱，加上仪表堂堂，派头十足，约翰·罗很早就开始了赌博和打斗的生活。20岁时，用一位同学的话来说，罗“已对形形色色的浪荡生活非常熟悉”。他觉得爱丁堡过于土气了，于是就到了伦敦。

在伦敦，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很快就以“花花公子罗”的外号而闻名。1694年4月，他在决斗中打死了人。法官以杀人罪判他死刑，经一些有影响人物的说情，威廉三世国王赦免了他，但死者亲属仍不放过他。不等事情最后了结，罗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了监狱。他从30英尺高处跳下，结果脚脱臼了。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到国外去，他挑选了荷兰。

在伦敦三年期间，罗不光寻欢作乐和大吃大喝。由于受到了一些相当好的实际教育，具备了各种货币事务上的计算能力，他对于1688—1689年革命以后伦敦所出现的熙熙攘攘的财政事务倒是相当熟悉了。英格兰银行于几年后成立，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约翰·罗是银行事业的浪漫主义者。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免奇怪：银行和浪漫主义者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但是，当时即资本主义信贷萌发时期，它的可能性（机会）多得不可思议。无怪乎约翰·罗在自己著作中多次把银行制度和信贷的发展比作“发现了印度”，即发现了通向印度和美洲的海路。贵金属和稀有商品正是通过这条海路流入欧洲的。当时还未经历过的信贷力量在约翰·罗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赞助者、颂扬者和预言家。

在荷兰，约翰·罗精心研究了当时全欧最殷实、规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银行。1699年罗的足迹又出现在巴黎，之后又去了意大利，带着一位年轻的有夫之妇——英裔女人凯特林·西涅尔，此后她便陪伴他到处漫游。在创办一个新型银行这一想法的驱使下，约翰·罗于1704年回到了苏格兰，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设想。

国家正处于各种经济困难夹击之下，商业停滞、城市中的失业、企业精神受到压抑。好得很！罗有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1705年他在爱丁堡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由国家供给货币的建议》一书。罗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理论家，他的经济兴趣从未超出货币信贷问题的范围。但是由于为自己的方案而进行的顽强斗争，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思想在经济科学中产生了作用。

圣西门公爵是对约翰·罗的人品的一个重要目击者，他不止一次说过，罗“是一个有体系的人”。为了实现自己体系的基本原理，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约翰·罗断言，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国内货币数量充裕。他并不认为货币本身就是财富，他清楚真正的财富是商品、企业和贸易，但是充裕的货币在他看来可以保证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

他写道：“国内贸易有赖于工人就业和商品交换……国内贸易有赖于货币。货币数量越多，就业人数就越多……良好的立法可以使货币流通达到最大限度，使货币流向对国家最有利的部门；但任何立法……也不能使人们就业，如果流通中没有足够的货币为更多的人支付工资的话。”

罗显然不同于老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他也在流通领域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他决不颂扬金属币，反而完全贬斥它。200年后凯恩斯称金币为“野蛮人的残迹”；罗完全可能这样说。货币不应是金属的，而应是信贷的货币（它由银行按照经济需要而创造），换言之应是纸币：“使用纸币是迄今增加货币量的更好的方式。”

罗的体系由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构成。第一，对银行家他规定要实行信贷扩张政策，即让他们有权发放超过银行金属货币储备若干倍的贷款。第二，他要求银行是国营的并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

这是不难理解的，尤其因为类似问题（在其他条件下以其他形式）在今天仍具有迫切性。如果银行家的资本是100万英镑，吸收存款100万英镑，又发行并贷放100万银行券，那么，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

这样的银行当然是绝对可靠的，因为它的英镑完全可以偿还存款和银行券，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兑现。可是罗不无理由地问道：该银行的用处就这么大吗？一般的用处当然是：保证清算，保藏黄金以免丢失和磨损。但是如果银行发行银行券（比如1000万）并用以拯救经济，则它的作用便会无可比拟地增大。这样便可得下表：

这个银行冒着一定的风险：如果银行券持有者要求兑换300万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银行倒闭，或者说停止兑现。但是罗认为，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银行在某个时候不得已而停兑，这也不是多大的灾难。

在上述例证中，银行的黄金储备只占发行银行券总额的20%，甚至更少（如果计入存款利息的话）。这就是所谓部分储备原则，它构成了整个银行业的基础。依据这个原则，银行就能够有弹性地扩大信贷，充实流通。信贷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约翰·罗是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之一。

但是，在这个原则中存在着危及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危险。银行家倾向于“贪得无厌”地膨胀信贷以取得利润，这就有可能使银行遭到破产，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

另外一个危险，或者这一危险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滥用银行的这一非同寻常的能力。如果银行扩大发行银行券，不是为了满足经济的实际将要，而完全是为了弥补国家预算赤字，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通货膨胀”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不过正是它威胁了约翰·罗的银行以及他做试验的那个国家。

约翰·罗看到了信贷的长处，但他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它的危险。这是他的体系在实践上的主要弱点，结果导致了体系的崩溃。罗的观点在理论上的缺陷在于他幼稚地把借贷、货币和资本等同起来。他以为扩大贷款和发行货币即可创造资本，从而增加财富和就业。然而任何信贷也不可能代替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及物质资源。

罗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所规定的，并于10年后在宏伟规模上付诸实践的信贷制度，具有鲜明的财政冒险主义特点。约翰·罗属于“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之列，同时马克思又嘲讽地指出，此人“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