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法与数据

本文应用2004—2012年26个省（京、津、沪、渝、藏除外）、200个左右地级市（直辖市、盟、自治州、地区以及一些数据严重缺失的市被剔除）的经济、财政、教育、人口，以及省（市）长、省（市）委书记数据来验证地方官员偏好对地方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其中：教育支出及财政支出数据来自CSMAR经济金融数据库；国民经济数据和不同阶段学生数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省长及省委书记变更、晋升及个人特征变量来自以人民网、新华网、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源为基础的信息录入与编码整理；市长及市委书记相关数据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教授及其团队发布的市长、市委书记数据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教育占比it＝α+β1年龄it+β2任职年限it+β3Xit+εit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表1列出了变量及其衡量指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官员晋升关键性特征变量，包括年龄、任期；X为其他官员个人特征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背景、本土化特征以及财政自主程度、经济水平、学生规模等。

（一）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这是地方财政研究中的衡量教育在整体财政支出结构中的重要程度的常用指标。近年来，地方教育支出遇到了基层政府支出乏力的困境。如图1所示，2004—2012年全国26个省份的教育支出占财政的比重均值呈现曲线上涨的态势，从15.27%上升到18.39%；而以市为观察单位的教育支出占比则并未呈现上升迹象，甚至出现多次下降，一直在17.82%至20.47%之间徘徊。这表明，在市级政府层面，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呈现较为消极、被动的特点。

（二）自变量

本文对2004—2012年地方政治精英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分析。不同级别地方政治精英的任职特征与个人特征有所不同。

1．年龄与任期

表2和表3对省级和市级书记与行政首长的平均年龄进行了计算。虽然干部“四化”中的标准之一是“年轻化”，但是当前我国省市领导的年龄并未呈现年轻化特点，甚至有年龄略增的趋势。市长的年龄一般比市委书记小2岁左右，2004—2012年市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从51岁增长到53岁，市长的平均年龄从50岁增长到52岁。省委书记与省长的平均年龄均接近60岁。省市领导的任职时长略有差异。我们的样本显示，省级领导任现职年限平均为3～4年，市级领导任职年限平均为2～3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最短任期为1年，最长的分别为14年和9年；市委书记、市长中担任现有职位年限最短的为1年、最长的为11年。虽然我国《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5年为一个任期，但实际情况是地方行政长官通常调动比较频繁，任期未满就调走、升迁的现象常常发生。

2．性别与本土化特征

中国的地方政治精英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领导很少，而且政治级别越高，女性领导的占比越小，见表4。本文采用官员任职地和出生地是否相同，来测量官员的本土化特征。Riker认为出生于当地并逐级选拔产生的官员有利于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Persson和Zhuravskaya也同样提出地方成长的省委书记在其管辖范围内倾向推动更好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表4显示无论是省级还是市级，书记的本土化程度都低于行政首长。

3．学历背景

省市领导的学历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官员自身教育程度的高低可以从某一侧面反映官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长期以来，地方政治精英呈现了高学历化的趋势。换言之，地方政治精英呈现“知识化”的特点。如图2所示，2004—2012年省委书记中硕士以上学历人数占比从30%左右上升到85%，省长中这一比例这从44%上升到81%，市委书记中这一比例从63%上升到81%，市长中这一比例从59%增长到87%。

4．其他控制变量

地方财政自主权是地方官员影响预算分配的前提条件。本文采用财政支出与收入之差粗略估计转移支付，并以转移支付占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地方财政自主程度。如果该比重小，表明当地的财政自由裁量权越大，地方官员的财政资源分配空间越大；反之亦然。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地方财政能力，从而影响着教育供给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本文采用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还进行了消除通货膨胀和对数处理。本文以万人在校生比来衡量教育的实际需求。毋庸置疑，学生人数的多少决定了教育所需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