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与假设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尼斯坎南认为官僚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地位、权力、声誉、收入等个人收益。在中国，这些收益与政治晋升密切相关。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在“自上而下、向上负责”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通过对官员仕途的决定权来控制和激励地方官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官员的支出决策。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个人领导素质和经济绩效为主。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是推动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因。Shih等认为地方官员的某些个人特征如教育背景、少数民族、人际关系等都会影响其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吴璟、邓永恒等分析了中国283个城市官员（市委书记和市长）业绩及升迁资料，指出与前任对比的GDP增长比率是影响其升迁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在有限的财政资源制约下，由于教育投入成本大而经济绩效周期长，地方官员间的经济增长竞争将使得他们更多地偏向生产性支出，而忽视教育等非生产性支出。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官员的晋升可能性与教育支出负相关，即晋升可能性越大的官员可能更加偏向经济绩效而相对忽视教育支出，反之，晋升可能性越小的官员可能相对更加愿意投入教育。根据影响官员晋升可能性的不同因素，我们可以将此假设分解为以下两个部分：

（1）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官员的年龄。1982年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标准于1982年写入新党章，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养选拔干部要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标准，这些因素也影响着地方领导干部晋升。在中国，副省级以下官员60岁退休，而地市级领导平均年龄为55岁。吴璟、邓永恒等研究指出，在影响市委书记升迁的所有因素中，任职年龄与升迁可能性的相关性最大，“当今中国，官员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级干部，一般35岁以下；副局级干部，一般45岁以下；副部级干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优势。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年龄越大的官员其晋升的可能性越小，即假设1：官员的年龄与教育支出正相关。

（2）任期也可能影响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地方官员支出行为。Guo认为，地方领导的财政支出增速存在政治预算周期，地方经济增长率、政府收支与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之间存在曲线关系。在法定五年的任期中，地方官员任职的第三年或第四年是其获得提升概率最大的年份，因而也是其加速政府支出、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年份。地方领导对经济发展的支出偏好，势必影响到其他公共服务支出。冯俊诚、张克中就发现省长在短期中促进了非预算内教育支出增长，在长期中，则显著增加了预算内教育支出。我们可以以省级领导任职期限的支出影响推测市级政府，一般而言，市级领导的平均任职期限往往比省级领导更短。那么市级官员的经济发展短期行为可能更胜于省级领导，即其政治预算周期可能更短。由此可以推论，市级官员的任期越长，其偏向经济支出的可能性则更低，因而可能会增加教育类公共服务支出。由此提出假设2：官员的任职年限与教育支出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