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义
老子说：凡是学者，都能明白天与人的层次分别，通晓治与乱的根本。澄澈心境，清静意念，把它储存在心里，明见其始终，返回到虚空无为之境，可以说是通达之人了。治世的根本是推行仁义，它的末端就是法律制度。人的生命之中精气神是根本，不养精气神而养形是末端，根本与末端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精神与形体合一，两者都爱护是人的自然本性。先根本后末端，先养精神后养形体，就叫作君子；先末端后根本，即先养形体后养精神，就叫作小人。法度的产生是为了辅助义的推行，重视法度而舍弃义，就是贵重帽子和鞋子，却不知帽子是戴在头上，鞋子是要穿在脚上的。仁义是广泛而且崇高的，不增益其厚度而且扩大其广度的，就是损毁；不扩张并加强其坚固基础，而只是增加其高度的，就有倾覆的危险，所以不做大的栋梁就会有不堪于承载重量的可能，承载重量没有比栋梁有力了。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比德更有效了，君主之所以有人民的拥戴，就如同城墙的坚固是由于根基坚实一样。树木有根本，根植愈深则根木愈固，墙基愈厚实则基上愈安定。所以行事不以道德为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言论不符合古代先贤思想是不可以行道的，即便是凑巧成就了一种德行，行使了一种功果，也只不过是权变之术，并不是天下通行之道啊。
上义，说的是明白天与人高低层次职分的差别，通达于治与乱的根本。治理有根本有末端，知道了根本与末端的孰先孰后，就接近于体悟道德了。只是使用权术，难道就可以治理天下吗？
老子说：治人之道，就好比造父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子一样，使四匹马的缰绳和嚼子整齐一致，做到心中有个衡量的尺度，使内心的尺度和四匹马的性情特点融合在一起，所以就能够做到无论道路的平坦或者崎岖，都可以致远，并且不费气力，进退得心应手，这是真正掌握了驾驭的技术啊。现在所说的有权有势的人，就好比君主的车子，朝廷大臣就是君主驾车的马匹，君主的身体不可以离开车马的安适，手不可以丢失驾驭马匹的缰绳和嚼子，做到心手缰马齐心合力，才能致远。所以说四匹马如果不协调，造父就不能取道驾驭；君臣如果不和谐，即便是圣明的贤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拿着道来驾驭臣民，就是普通的才能也会尽心竭力；明确职责分工，把权力下放给他们，奸邪就可以阻滞而不再产生；事情到来之后再去观察其变化，就会有应对的办法；自身及周围不乱，那么远方和他人就得以治理了。如果运用适宜恰当的教化，就可以获得自然而然之道，那么就是有万件措施也不会有所闪失。
老子说：凡是修道的人，都堵塞邪路，防患于未然，不以自以为是为贵，而看重的是不使自己为非作歹。所以说，不要使人有可欲之念，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不追求的；不要使人有巧取豪夺的心思，因为人们没有一日不相争的。如此一来，则人们的欲望就自然放下了，而公理正当的大道就通行了。如果有余的人停止在量度里，不足的人劳作在使用上，那么天下人民就可以一致了。放下职事就容易听到非议，舍弃功劳而任朋党就会使奇妙的技能离散，持守职责的人不能进用，民间风俗混乱于国政，功臣在朝堂上互争。所以君主有道则驾驭人，无道则反为人所制。
良医不只是治已经生成的病，而且还能治疗未被发现、尚未形成的病。修道的人堵塞邪路，防患于未然，这不就是良医的作为吗？所以不以自以为是为贵，而是不以为非作歹为贵，那么就没有可欲可以追求，无可夺之争了。所以说君主有道就可以御人，无道则反被人所制。
老子说：治国有常规而以利民为根本，政治和教化如果以道为准绳则政令的施行就会得到尊重。如果有利于人民，就不必效法古人；如果有利于事情的完善，就不必遵循民俗。所以圣明的人，制定的法令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礼仪也随民俗的变化而变化，衣服器械各自随其便利使用为原则，法律制度、行政命令各自因其时地和风俗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所以改变古制不可非议，而且遵循民俗也未必过多地称赞。阅读先王的书籍，不如听先王说的话，听先王说的话，还不如得到先王之所以如此说的根本内涵，得到先王之所以如此之说的根本内涵，也就是说到了不能再说的无为地步了。所以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名字可以命名的东西，就不是可以永恒不改变的名字。所以圣明的人，把事物的缘由称为道。道就像用金石制作的钟磬一样，音调一旦调好就不可以再去更改了。事物就像琴瑟一样，弹奏一曲之后，如果再弹下一曲就可以依音律不同而随时改调。法制和礼乐是治国的工具，并不是治国的根本法则，所以不可以和孤陋寡闻的人讨论极其微妙的大道，这是因为他们已根深蒂固地被世俗熏染，而又被政教所束缚而不能解脱。
老子说：天下难道有长久不变的法规吗？只要与世间之事不相违背，合于人理，顺应自然之道与鬼神之事祥和，就可以作为正确法规使用了。古代的时候，三皇没有制度法规而人民顺从，五帝有制度法规而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背诺言，殷商之人用誓言来约束人民，周人遵照盟约治理天下。到了世情衰落的末期，人们忍受垢污而轻视耻辱，贪得无厌而寡廉不知羞愧。所以法规制度政令是用来制约民俗的偏正并调节其缓急轻重的，器械则是因时因地的变化而适其所宜。被法规制约的人，不可以和他讨论很远的事情；拘泥礼法的人，不可以和他探究适应变化的事情；必定有独立见解之明、独自闻听的聪明才智，然后才有专擅独行于道的能力。知道法规是从哪里产生的人，就会适应时代的变化；不知道治世之道来源的人，虽然暂且遵循治世之道，但是最终必然混乱。现在这些研究学问的人，遵循先人的事业，紧握着先人的书籍文章，持守着已成文的法规条文，想要用这些条文来治理天下，这就好比用一个方形的东西去与一个圆形的孔窍对接，想要两者适合、得其所宜实在是太难了。如果要把危难之国保存下来，把混乱的秩序治理好，没有才智是不可能做到的；仍然要遵循古代先圣之道，那么即使是比较愚蠢的人在治政上也是富富有余的。所以无用的法规，圣人也不会去施行它；没有效果的语言，明智的君主是不听从的。
圣人立法，原本是为了禁止奸邪凶恶，平息怨恨，仰仗这些法规保民安居乐业。三皇没有法制政令而人民乐于服从，五帝以后所立的制度、法令、赏罚，每个时代都不尽相同，那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同变化而有所变化的缘故。圣明的君主岂能不研究它？
文子询问说：法规是怎样产生的？老子说：法规产生于正义，正义产生于大众都可以适宜的。大众都可以适宜的就能够合乎人心，这是治理的根本。法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而是起始于天地、发端于人间，是根据人的本性特质、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应尽遵守的责任和义务来制定的，并反过来用法制手段约束人们并使人们归正，这是真正通达了法制的本质，也不能使法制本身混乱。知道了法制的要点，就不会有疑惑的地方了。自己有不是的地方，就不要去非议别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也不要责备那些立法的人。对于普通百姓进行约行的法律条文也同样适用于国君，不能只是禁止民众而不禁止国君，正己才能正人，所以国君制定的法律首先要以自身作为检验和施行法律条文的模范，因此只要国君自身受到法制的约束，那么人民就自然能够令行禁止而且使法律得到普遍响应和拥护。
法律是天下人的行为准则，也是国君行使职权的权衡标准。颁布法令是惩罚那些不遵纪守法之人的，法规制定以后行为符合规定标准的就要奖赏，违反规定标准的就要处罚。即使是尊贵的人守法也不能轻易奖赏，卑贱的人犯法也不能加重处罚；但是触犯法律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惩诛，合乎规定标准的即使不肖之人也不能强加有罪，所以公道可行而私欲就被阻塞了。古代设置官吏衙门，是用来禁戒人民恣意妄为的；拥立的君主，就是用来制约官吏独行专断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教化，是用来禁止国君横行独断，民众不得恣意妄为，那么道理就可以战胜一切。得之于道理，就可以回归于无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动不做不行，而是说人人都从法制的角度去要求自己。
法是国君展示衡量作为天下人的行为准则的，法律确定之后就不能有第二种法律条文了。触犯法律的，即使尊贵也必须惩诛；合乎法律规定的，即使身份卑贱的人也是无罪的，如此一来私欲被堵塞而公正之道就通行了。古代设置各级官吏、拥立人君、制定礼法三个方面如果都不荒废，天下就没有冤枉的人民，社会可以返璞归真，法令制度岂不又显得很庸俗了吗？
老子说：善于使用奖赏的人，所费用的财物很少，而得到劝勉的人就很多；善于处罚的人，反而减省了刑罚，而且奸邪得以禁戒；善于给予的人，节约了用度，而且施行了仁德；善于获取的人，收入较多而且被收的人没有怨恨。所以圣人顺应人民所喜好的，以此而劝勉为善；顺应人民所憎恶的，以此而禁戒奸佞。赞赏一个人而使得天下之人都来归附，处罚一个人而使天下之人都能畏服。因此极致的赞赏不需破费，极致的刑罚不会滥施，圣人持守的简约而得得治理的却广大，说的就是如此啊。
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这是天地自然之道；赞赏、处罚、获取、给予，这是为人之道。圣人在上效法于天道，在下顺应民心，以此作为太平社会治政之本。有天下的人，如果能够品味把握这四个方面，每当临事必然会尽善尽美，所以才能够做到一旦赞赏一个人就能使天下之人来归附，一旦处罚一个人就能使天下之人都畏服。
老子说：为臣之道，议论是非，处置恰当，做事首先要倡导明确分工，谨守职责，以建立并成就功业。所以君臣所行使的道不同，就会得到治理（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君臣所行使的道相同，就会动乱。如果君臣在各自位置上各得其所宜，处置恰得其分，上下的关系就自然顺畅了 。所以说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枝末不能坚强于根本。谈论轻重大小，就是为了说明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啊。具有威力和权势的人，所持有的东西很少，所担当的责任却很大；所能守着的法度很简约，所制裁的范围却很广。十围粗的树木，要支持千钧之屋的重量，所依赖的是它的势力；五寸长的门闩，能够限制门户的开关，这是因为它居处在重要位置上。民众必须要执行的命令，顺从的人就有利益，违背的人就有危害，天下之人就没有不听从的了。必然执行的政令一旦发布必须做到令行禁止，这是拿民众来彰显君主的权势啊。君主倡导义，并不能让天下百姓都得到利益，然而若能使一个人得到利益而天下百姓就都可以顺从了；使用暴力的人，并不能把四海之内的人民全都祸害了，然而只祸害到一人而天下百姓全都背叛他了。所以说一切举措的废除和建立，不可不谨慎啊！
国君依赖于臣下的拥立，臣下依赖国君而行使职能，君主在上行无为之道，大臣在下行有为之道。议论是非，处置得当，明确分工，守职尽责，这是臣下的事务。君臣各得其所宜，上下关系自然得以顺畅和谐，小大本末有相互制衡之地，所以说君臣各守其职能，君守以无为，臣行于有为，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一切举措、废除和建置，事理关于国家治乱，为君的人不能不去谨慎思考啊。
老子说：弯曲的只有一寸，而伸直的却有一尺，有小的歪斜却有大的正直，即使圣人也不能尽善尽美。现在国君评论臣下，不计算他们大的功德，只总结那些微末的言行，而去求证些小的善功，这是失掉了贤能之道啊。所以说：人有淳厚的品德，就不要过问其他些小的气节；人有大的名誉，就不要再挑剔那些小的毛病了。为人的情态没有无亏缺之处的，只要是成就了他远大的志向就算是正确的了，即使有些小的过错也不足以影响和牵累大的事业。有人以为成就其远大的理想是错误的，只在邻居乡间推行，还认为不要太多。所以谨小慎微的人是不会成功的，吹毛求疵的人不能容纳大众，识大体的人不挑剔别人的小节，从长远处去看问题的人美誉远播，这是评论臣下之道。
世上有全能才干的人是难以得到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木工师傅要求得到栋梁之材，如果能在选材用人方面不拘于小节，那么大的材质就可以得到。 人主评论臣下辅佐的才能，若能知道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的道理，那么才德俱佳的大贤臣就可以得到了。大概来说，人没有十全的人，做事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舍弃小的不足，取其大的有益，还有什么样的功德不能完成？舍弃人的短处，顺应人的长处，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相济？
老子说：从古代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对他的行为做到十全十美的评价，所以君子不会因此而责备一个人不能尽善尽美。为人方正，但却没有锐利的棱角割伤他人，别人即使有一些小过小错，也不要去有意伤害他的心灵。为人清正廉洁，在处事方面又很厚道，不会疾人太严、苛刻太甚；为人直率，但也不能直率得有些放肆，表达看法，要首先考虑对方是否可以接受，再进行评议，博达而又不使人以为恣纵狂谤，道德文章、文治武功不苛求于人力所不及，以道来自我修持，而不去向别人求责，就容易得来赞赏了，以道来自我修持就没有疾病了。即使是夏后氏的美玉也不可能没有瑕疵，如明月一样光明的珠宝也不可能没有不被污秽的，然而天下之人仍视它们为珍宝，并不会因为有点小的缺憾而妨碍到它们的大美好。现在的人常记住别人的短处，却忘记了别人的长处，而又想要在天下求得贤能的人，实在是太困难了啊！大家只看见那些人地位低下、身体轻贱、行事污浊，却不知道他们的总体情况。所以评论人的方法，显贵的人首先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富有的人要观察他所布施的对象，贫穷的人就观察他所不接受的东西，低贱的人就观察他所不愿做的事情；看他处在困难之时的情形来观察他勇武的程度，用欢喜和快乐来观察他的操守，把财物委托给他来观察他的仁义，用恐惧震惊他来观察他的气节，这样审视观察就必然能得到人的真实性情了。
自己易愤怒的人，不善于改变过错；责难人的，人们不会全都和他交往。君子不责备于人，因为君子知道，人们都不是尧舜，不能做到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尽善尽美。有大才能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小过节而放弃不用呢？
老子说：委屈自己的人是为了求得伸展，冤枉的人是为了求得正直，委屈一寸而要伸展一尺，小的冤枉而要求得大的正直，君子是依此而行的。百川汇流，如果不流注大海就不能成为川谷，奔走追求不同方向而不归于善行的人就不能说是君子。善意的言论贵在可以施行，善意的行为贵在仁爱和正义。君子的过失，好比不常见的日食和月食一样，并不伤害到日月原本的光明。所以说：明智的人不妄自作为，勇敢的人也不妄自伤害事物，选择正确的去遵照执行，从礼仪的要求去为人处事，所以事业完成而足以依恃功果，即使身死之后名声也足以传扬后世。虽然有智慧和才能，必然要以仁爱和正义为本，而后才能立身处世，智慧和才能同行。圣人的言行，一切以仁爱正义为准则，合乎仁爱和正义标准的就称为君子，不合乎仁爱和正义标准的就称为小人。君子即使死亡之后，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泯灭；小人虽然得势一时，但是他的罪行始终不能消除。左手拿着囊括天下的地图，右手却要割断自己的脖子，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不会如此这样做，因为无论是贵贱聪明愚笨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比得到天下还要贵重啊。如果是为君主和父母而死，就可以做到视死如归，是因为忠孝两全，仁义的力量比自身的生命还要珍重啊。所以天下是最大的利益，但和自己的身体相比，还是很渺小；身体是贵重的，但若与仁义相比还是很轻，这就是把仁义作为行为准则的原因啊。
屈与伸相互感应的道理，君子的行为是有小的弯曲就有大的伸直，就好比龙与蛇的蛰藏。用善意的言论、善意的行为润泽群生，都是从屈身养德中奋发出来的。圣人以仁义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知道身体重于天下、仁义重于身体，所以能够为国君和父亲之难而死，因此君子即使身死而名声却永不泯灭消亡。
老子说：关于道德的论述，就好比日月一样清楚明白，虽然是地处偏远、没有知识、比较落后的百姓，也不能改变其中的指趋。取舍在自己，非誉在于别人，思想行为在自己，穷困通达在于时运。事情与世势相同就可以功成，行为合于时代就可以立名。因此树立功名的人，对生活的需求都过于简单而且谨慎地对待日期，日期到来的时候，短促得好像只容许有喘息的一瞬间。古代用兵的人并不是贪求他国的土地和财宝，只不过是为了国家的存亡而平定动乱和为民除害罢了。而那些贪婪多欲之人，为私心而残害天下，使得万民动荡不安，生存没有保障；此时此刻，就有圣人愤然起来，讨伐强暴平定乱世，为天下百姓除害，把混浊的世界澄清，使得人民生活转危为安，所以不得不中断一个朝代而又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时代。
赤帝纵火而常有火灾为殃，所以黄帝擒住他，再不使他危害百姓。共工氏治水不力，常闹水患，所以颛顼诛杀了他，使他再不能为害。以道的思想理念去教化，以德的行为方式去引导，如果都不能听从，就以威严的武力去震慑，这样的震慑仍然不能使他服从就用兵器杀伤来惩戒。如果杀戮无罪的人民，养育没有仁义的君主，危害没有如此大的。竭尽天下的财富，去奉养一个人的欲望，祸患没有如此深重的；放纵一个人的欲望而滋生出天下的祸患，这是天道伦理所不能允许的。之所以要拥立君主，就是为了禁止、戒免暴动和混乱。现在凭借万民的力量，却又反过来残害万民，这是为虎添翼、助纣为虐，为什么还不铲除他呢？那些养鱼的人必然要清除水獭，养禽兽的人必然要除尽豺狼，又更何况是养育人民呢！兵革战斗之所以要兴起就是如此啊！
古代以五德终始学说论述朝代更替的缘故。五德即是五行的生克制化学说，这种学说起源很久。赤帝为火运，若国君失其德政，火运就会生灾。共工行水运，国君行水运而失其德政，水运必致灾害。以此而知人民失德，随其所处的五行属性而灾，也就说明了兵革兴起的原因。大凡是行有土运之君，若失其德政而致的灾难，难道说还不能警醒、使人觉悟吗？
老子说：治国之道，国君没有苛刻的行政命令，官吏没有烦琐的规定，士人没有弄虚作假的行径，工人没有超越本分的乖巧，做事有序而不凌乱，器物完备而不装饰。混乱的世俗就不是这样了，行使仁义的人相互揭露以显示自己的高尚；行使礼仪的人相为矜持以掩盖他们的虚伪，车辆极尽雕琢装扮，器物使用精于刻镂；追求货物利益的人，争逐难得罕见之物以为珍宝；撰文诽谤的人，追逐排比骈文的烦挠以应急。事情大都以虚伪巧辩论处，长久考核稽查而不能得以解决，对治理没有任何益处，天长日久反而有利于混乱。工人为了制作奇巧难得的器物，经历多年劳作才能完成，然而仍是供不应求。
神农氏治理天下的时候，成年的男人不去耕种，天下就有因此而遭受饥饿的人，妇女正当盛年不去织布，天下就有因此而遭受寒冷的人，所以神农氏自己亲自参加耕种，他的妻子也亲自织布，两人身体力行作为天下百姓的模范。他劝导人民的方法是：不看重难以得到的稀奇器物，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东西不重视，因此耕种的人如果不强力劳动，就没有作为养育生命的资财，织布的人如果不勤力就没有遮裹形体的衣服。世上富裕或者不足的人，都是自身是否勤劳的结果。人民衣食丰足富裕，奸谋邪伪就不能滋生，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天下无事平安，即使是智慧的人也没有施展其计谋策略的地方，勇武的人也没有施展其威力的地方。
古代和今天，治理国家的方法有所不同是风俗改变的缘故。古代之人淳朴厚重，国君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也无烦琐的制度，士人也没有虚伪巧诈的言行，工人也没有怪异超常的装饰，因此人心易于满足，治理国政并不困难。后来因世俗风气变化，上行而下效，奢侈之风相互仿效，贪得无厌，因此人心难以满足，治理就不很容易了。
老子说：称霸天下的道理是要以思谋计划去考虑它，以运筹策略去图取它，怀揣着仁义而后去行动，不是为了图取生存，而是为了使将以灭亡的国家仍然存在。所以一旦听说敌国的国君有残害其人民的，即刻就起兵而临其国境，谴责国君的不仁义，用尖利讥刺的言语惩治他的过失。军队行进他的效外，传令军队的统帅说：不要砍伐树木，不要挖掘坟墓，不要损毁五谷，不要焚烧府库，不要抓捕人民充作军役，不要捕获六畜。然后又发号施令说：这个国家的君主，违背天地生养之道，侮慢鬼神，决断诉讼不公平，杀伤无罪，上天都要诛伐他，人民对他已同仇敌忾。兴兵前来的目的是废除那些不仁义的东西，而且要授以道德，有胆敢违背天道好生之德，而成为祸乱人民之贼的人，必将使他身死而家族绝灭。因此全家人都听从号令的，全家人都享有俸禄，带领一里的百姓都听从号令的，就赏赐他一里的人口和土地，带领一乡的百姓都听从号令的，就封他做一乡之长。攻克他的国家并不伤害他的人民，废掉他的国君改变不利的国政，尊重其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使得贤良之人发挥作用，赈济孤寡，抚恤贫困，放出被监禁的人，奖赏有功之人。如此这般，百姓欢欣，主动开门迎接大军，淘米做饭以候，还唯恐大军不能到来。正义之兵到了边境，不用作战就已经功果完成。不义之兵到了之后，伏尸千里，血流成河，仍然和当初一样顽强抵抗。为了争夺土地而战的人，不能成就他的王道之业，为了自身求取名利而战的人不能够建立功业。举事是为了人民谋取幸福平安的人，众人会帮助他的；举事是为了自私自利的人，众人就会离他而去。有众人的帮助，当初虽弱，最终必然强大；众人都离去的，当初虽然强大，结果必然灭亡。
老子说：上义的人，理政于国家，处事于境内，行使仁义，布化德政，施舍恩惠，树立正确的法度，杜绝歪门邪道，群臣亲近归附，百姓和睦礼让，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势，四方念其恩德，修理政事在庙堂之上，折服冲和于千里之外，发出号召，人民众多，君主贤明，将领良能，国家富裕，军队强大，用信义约束号令严明，两军对敌，尚未交兵厮杀，兵刀未接而敌军已奔跑逃亡，这是行使上义一般的情况。知道土地所适宜种植有收成，习惯于在险要的地方作为有利的地理形势，明白奇巧与正当的变化，洞察行军布阵之事，白刃相接，流矢如雨，人仰马翻，伤残伏尸。流血千里，尸骨暴露于原野，这是行使上义最差的情况了。用兵的胜败全在于政治的得失。政治清明，人民就会亲近人君，兵力就能强大；政治昏暗，人民就会背叛人君，兵力就会薄弱。正义足以怀柔天下的百姓，事业足以阻挡天下的危急，选举是以获得天下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断轻重的极变，这是上义的道理啊。
用兵的方法是，首先进行出其不意攻击的为主，仓促应敌的为客。关于用兵的话，有这样的言论说：我不敢先为主，而只能是之后为宾客。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可以轻易使用军队，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了军队，若是行使了正义之举，可为上策；威慑使敌人奔散逃跑的，可为中策；两军对敌交战的，可为下策。
老子说：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百姓都抱着为国献身的决心，之所以要为国献身，必然是正义之心所驱使的结果。正义之所以能够奉行，是因为人民敬畏它，因此用文字描述它，用威武备齐它。这就是说必然要取得威武和正义并行不悖，这才叫作强大。两军白刃交接，箭簇如雨，而战士仍然争先恐后奋勇杀敌，是因为奖赏有信用，处罚定明确。国君视百姓如子女，百姓侍奉国君如父母；国君视百姓如弟兄，百姓侍奉国君如兄长。国君视百姓如子女，必然可以称王于天下；百姓视国君如父母，必然能匡正天下；国君视百姓如弟，就没有难为百姓之事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百姓侍奉国君如兄长，就必然能够为赴国难而死亡。所以说是父子兄弟的共同敌人，那么这样的敌人就不可以和他们争斗了。因此上义的国君，内修国政以积累德行，外杜邪伪以明形势，详察民众劳逸以知饥饱状况，战争时间有定期而战士都能视死如归，这是因为恩情深远啊。
以道治理天下国家，还用得上军队战争吗？兵器是不吉祥的物品，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国家富强的兵士都能视死如归，是因为义的作用在迫使他们如此赴难啊，然而有道的君主岂能忍受人民为强国而置民众之生死于不顾吗？国君视百姓如子女，百姓侍奉国君如同父母，因此行使义的国君，修理国政积累德义，国家必然强大，历史上早已有此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