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明
老子说：大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曲、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事而变，显化无方。知道的浅显，不知道的深奥；知道外面的，不知道其内核；知道的粗俗，不知道的精微；知道的才是不知道，不知道的才是知道。谁说知道那个知道就是不知道，说不知道的那个知道就是知道啊！道是不可以说听的，听到的就不是道了；道是不可以看到的，看到的就不是道了；道是不可以言传的，言传的就不是道了。谁知道有形的东西是生于无形之中吗？所以天下之人都知道善的观念而去为善，然而其中就有不善的因素存在了。知道的不会去言谈，言谈的并不知道。
微明就是道啊！看东西不用眼睛，听声音不用耳朵，得之于自然而且昭著于内心，所以能够包裹于天地之间，应变显化适用于各个方面。不可以用智慧去研究，不可以用蛮力去寻找，只可以知道说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言有所不言，就是已经获得了。
文子问：人可以说隐微不显的语言吗？老子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谁知道隐微不显的语言的名称和含义呢？知道隐微不显语言的人，是不能用语言来谈论的。争鱼的人衣服必然会被水浸湿，追逐野兽的人必然要跑步行走，并不是他们以此为乐。所以隐微不显的语言不需要言说，达到作为就是要去掉作为而不为，才疏学浅的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们所争逐的结果其实是舍本而求末。说话有宗旨，做事有目的，正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道，所以也不了解我。道不可言传，可言传的即是事物，言谈的固然不是道，但是不言谈又不能把隐微不显的问题弄明白。
文子问：人可以谈论隐微不显的语言吗？老子回答说：唯有明白隐微不显的话就可以了，就是说是这个隐微不显的语言而且不用说出来，即不要说隐微不显的话，只是心照不宣就是了。争着捕鱼和追逐野兽，是不明白隐微不显的言论的人坚持说出来的，而且专注于事物，他们所争逐的都是枝末的东西，怎么才能得以去掉不说隐微不显的语言呢？去做这件事的人怎样才能给他说明白呢？
文子问：治理国家也有法规吗？老子回答说：现在拉车的人，走在前面的高喊“嗨哟”的口号，后面拉车的也同样呼应他，这是拉车的人互相鼓劲的歌声，即使是郑卫胡楚等天下诸侯所惯用的音声，也不如拉车的号子声对人的鼓励作用之大啊！治国要有礼仪，并不在华丽的辞藻和言论，法律政令越是繁多显明，盗贼奸邪也越多有。
一个国家就好比是天地一样，天并不发表言论，然而四时八节自然运行；大地并不用说话，然而万物自然生长。文子问治国的办法，老子回答以拉车人的号子声相比喻，前呼后应，也好比圣人“先天弗违，后天奉时”的意思。治国是凭的礼仪，起初并不在于文章华美、能言善辩。不知道治理国家的体制，而一味地滋助彰显其法令的人，恰恰是助长扩大了盗用法令、资助贼寇，给为非作歹的人以可乘之机。
老子说：道无固定的形体，然而却可以因物而异有一个形体。譬如说山林树木可以成为木材，木材并不是山林，而山林却可以成为木材。木材的形体大过山林，山林却大不过云雨，云雨大不过阴阳，阴阳大不过和气，和气大不过道。关于道的理念它是没有像具体事物的形状的那样形状，没有具体事物外象的变化莫测捉摸不透那样的象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它的，天地之间虽然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说不明，且又感知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天地万物自然，唯有道才可以陶冶变化万物。
道没有一定之形体，事物随着形体而有形体，观察山林之变而至于云雨、阴阳和气，就知道大概是天地之间无形无象的，全都可以陶冶变化。道就是我们说的神吧！
老子说：圣人树立教化，施行政令，必然要观察其始终，显示出其中的功过得失。所以人民知道了书写随即道德废弛，知道了礼仪而仁爱废弛，知道了契约而诚信废弛，知道了机智取巧而朴实废弛。瑟本身不响，而是二十五根琴弦各自响应才发声。车轴本身并不做功，而是三十根辐条各以其力量围绕轴来旋转。琴弦各有缓急高低粗细的声音，然后才能合成一首美妙的乐曲，车轴有劳逸远近迟速，然后才能达到久远。使它发出声响的原本是无声的，使它有转动的原本是没有转动。上下使用治理的方略不同，君臣若不能一致，稍有变化天下就会动乱。位高而且道行大的人，无人顺从他，事大而道行小的人就有凶险。小的恩德伤害义，小的善行伤害道，些小的诡辩伤害治，苛刻忧愁伤害德。良好的政治策略没有风险，所以民众容易被教导；完善的管理是使人民悠闲快乐，所以老百姓没有损失；极其的忠诚是朴实无华，所以百姓没有隐恶诡诈欺骗的行为。
圣人立教施政，并不是让自己得到如何的满足，一定要观察政令落实的始终效果，让政令进行得完满而且没有不当之事而已。知道了书写、礼仪、契约、机巧，是有心有为地去行事。有为则德政仁义、诚信、朴实就自然衰落了。君主指使臣下去治理，就好像是瑟弦能发出声音，车轴辐条能够行驶很远一样，掌握要须使用大方向，就可以达到没有不治的社会了。
老子说：连坐的法令下达，百姓就会怨恨，削减俸禄的条文张布，功臣就会背叛，所以说研究法律条文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理乱治世的办法。熟悉于行军布阵的人，根本不知道朝廷的战略意图。圣人预见的福报是在重重蔽障之内，忧虑患难于遥远的未来，愚昧的人被小恩小惠所迷惑而且却忘掉了隐藏着大的灾害，所以事情有时利于小的方面而伤害了大的环境，得到了这个却失去了那个。所以“仁”没有比仁爱更博大的了，智慧没有比了解人更伟大的了，爱人就没有被冤枉的刑事，了解了人就不会有混乱的政治。
治理不可以设立太多的事故，法令不可以经常更改。事故多，法令常变，则百姓怨恨，功臣背叛。政治理乱的根本，朝廷对战争的权衡，圣人深思熟虑省察明白于无形无象之时，这是必然有先见之明的缘由。
老子说：江河虽然大，当它满溢的时候也不能超过三天就减少了，暴风骤雨半天不到很快就能终止。没有积累仁德而又不以此而忧虑的人，马上就会丢失了。所以说人常有忧患意识就会昌盛，快乐欢喜没有长远计划就是灭亡的缘由，所以善于把握机遇的，以柔弱作为刚强的资本，可以扭转祸患而为幸福。大道虽然空虚无物，但是使用起来却能无穷无尽。
国家的苛刻政治横空出世，就好比江河泛滥，疾风暴雨大作，难道还不会很快灭亡吗？只有忧虑没有仁德，而且明白改变方略的，尚且可以转祸为福，从柔弱变为刚强，就是不能骄傲自满。
老子说：清静恬淡和谐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事理的定制。知道了人的本性就可以自我修养而且与事理不相违背，知道了事理的定制则其举动措施就不会混乱。发出一声号令，则流传广布于无边之镜，抓着一点就能找到他的中心，看到根本而已知末梢，手执一端就能应对千变万化，这是做事的方法。闲居的时候知道事情的缘由，施行的时候就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行事的时候就知道凭借什么，行动时知道到什么时候要停止，这就是道理。使得他人尊高贤能，并且反过来称誉自己的，这是心的力量；使他人卑下，并且因此诽谤自己的，这是心的过失。语言出自嘴巴，不可以禁止人们评论；行为发生在身边，不可以禁止其流传到远方。事情难以成功，但是失败却很快；名誉难于建立，但是毁坏却很容易。人们都轻视小的祸害，容易忽略不计，以为都是小事，以至于最终酿成大患。祸患的到来，是人自己造成的，幸福的到来，也是人自己成就的。祸患与幸福同门，有利与有害为邻，自己若不是极其精明的人是不能够分辨的，所以说智慧和忧虑就是祸患和幸福的门户，动和静就是有利与有害的关键，不可以不谨慎地审察它们啊！
天理与人欲同在一个内心，君子与小人缘由自己的行为，两者都是共同出自一个内心，最终却有两个不同的结果。手执一端就能应对千变万化，这叫作术；见到行动而且知道该止息的时候，这就是道。言语出自口，行为发自内心。福祸利害犹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自己若不是极其精明的人，怎么能够分辨呢？怎能不审查自己的行为，而且谨慎内心的变化呢？
老子说：人们都知道治政理乱的关键，却不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因此圣人根据时代的不同而理政议事，推断事物的是非得失而作为行事的谋略。圣人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事动静，根据资质的不同而建立功业，看到事物的走向就知道其返回的时机，从一件事物中就可以审察其他事物的变化，事物开始就潜隐着其中的形象，开始运动就有应对的办法，因此终身行使它也不为事物所困。所以说：事物有的可以言语却不可以施行，有的可行而不可以言语，有的开始容易去做最终却难易成功，有的难以完成而且还容易失败。所谓可以去做而不可以言语的，是取舍的缘故；可以言语却不可以行动的，是虚伪奸诈的缘故；开始容易做而最终却难以成功的，是事业；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的，是名誉。这四个方面是圣人之所以留心的原因，聪明之人能够独自觉悟其中的道理。
时代有治有乱，政治存在于人的内心，知道治政理乱的关键而不知道保全生命办法，失误在于人本身，并不在那个时代，圣人随着时代的动静观察其中的变化，终身行之而不为事物所困。那个时期秉政的人，怎能自甘堕落，却不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呢？
老子说：行道的人见微知著，他们的行为不失时机，怀虚沉静，祸患不生，积累的福惠却有不足，思虑的祸患都可以避过。同一天遇霜能提前遮盖的不受伤害，愚者有所准备与智者有同等的功效，积累仁爱成就福报，积累憎恨成就福患，人们都知道挽救灾患却不知道使灾患不生的方法。使灾患不产生容易，施行救解灾患却艰难，现在的人不去做使灾患不生的事情，而是专心施救于患难，不能防患于未然之前，而只是救疗于患难之后，虽然是神一样的人也不能为他们去谋划。祸患产生的途径一点也没有踪迹可寻，所以圣人深居简事以躲避祸患，虚静沉默以等待时运。小人不知道福祸产生的门径，一旦行动就陷于刑罚之中，虽然多方设法勉力为之，但是仍然不足以保全其身。因此上土先躲避祸患而后才去寻求利益，先远离屈辱而后才去求名声，所以圣人常常从事物没有形迹表现于外的时候去审视，而不留心于已经形成之内的事物，因此祸患没有缘由到来，非誉诽谤不能使自身玷污。
行道的人能够觉察微小，动而不失时机，谨慎开始和源头的事物，愚者有防备与智者同功，人生的祸患不能消除于滋生之前，而只能是求救于祸患之后，即使是神仙中人也不能为他们谋划。因此所谓的上士，以躲避灾患、远离屈辱为先务，而且所谓的名誉和利益放置在避患的最后，至于祸患从什么地方发生，非誉诽谤又是怎样来玷污我们的，就不必去求解了。
老子说：大凡人事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的心小，是忧虑祸患尚未发生所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警戒谨小慎微，不敢随心所欲，放任自流；所谓的志大，是兼容囊括万国，使不同的习俗整齐划一，把是非恩怨放在一起来解决；所谓的智圆，始终如循环而没有开端，运转于四方上下，像泉源一样永远没有竭尽之时；所谓的行方，树立正心正行而不屈不弯，清沌洁白而没有污染，困难穷苦也不改变节操，荣华富贵也不肆意用志；所谓的能多，就是文武兼备，动静适宜，举止得当，言行都恰到好处；所谓的事少，就是掌握要领以偶合大众，用简单少许的约定以便于推广，处于虚静以戒躁动。因此心小的人，有细微的禁戒也就够了；志大的人，没有不胸怀远大、抱负宽广的；智圆的人，没有他不考虑不明白的；行方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多的人，没有他治理不好的地方；事少的人，约束欲望，持守关键。所以说：圣人对于善行的态度是，莫以小善而不为；对于过错的态度是，莫以小恶而不改。有过必改，行为不用巫婆神汉去护持而鬼神也不敢加害，可以说是极其珍贵了。然而他们却如此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地慎重，因此这就是直到无为而且专一精诚的结果啊！愚人的智慧本来就不多，而且他们所为的事又那么多，因此他们有行动就必然困顿。所以说以正来教化，它的态势容易而且必然成功；以邪来教化，它的态势困难而且必然失败。舍弃容易而且必然成功的，却依从于困难而且必然失败的，这是愚蠢和迷惑所招致的结果。
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小，这六个方面，每个人都不可以不加以勉励。志向大的人则事物没有他容不下的；心小的人则心思缜密，些小的失误都不能有；智圆的人则百事无不通达；行方的人则正直无偏、不屈不挠；能多的人则做事没有不成功的；事少的人则遵守盟约而有操守。圣人的行为不需要巫婆神汉来护持，然而鬼神也无从妨碍他们，是因为守一至诚罢了。
老子说：福起的时候是连绵不断的，祸产生的时候是纷乱无章的，祸福产生的缘由是细微而不可发现的，圣人发现了它的始终所以说不可不去审察。英明的君主，奖赏和惩罚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适合自己而对于国家却是没有益处的，不施行奖赏；对自己不利却便于治理国家的， 加以惩罚。所以措施得当就是君子，舍弃得当的措施就是小人。明智而体道的人无为而治，不用勤劳，其次是虽然有劳苦不至于疲惫，其下是筋疲力尽，病患缠身，而且更加辛苦。古代的人体会事理是不会舍弃的，现在的人不但要舍弃，还不去体会事理。殷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因为纣王的奢侈而啼哭；鲁国因为用木刻的偶像陪葬，孔子为此而哀叹。看到他的开始，就知道他有什么结果。
祸福的征兆，有它的开始，必然事先不易觉察，赏善罚恶是人君的权柄，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君子小人在有义举和利益之间徘徊，国家得以治理而又不至疲劳，是理政的最高境界；疲劳而不至于病患，是理政之次；患病而又越发劳苦，是理政最下层次了。箕子因为使用象牙筷子而哭泣，孔子因为用木偶人陪葬而叹息，已经明白国家不能寿终正寝就会过早地灭亡了。
老子说：仁爱的人，人们都仰慕他；正义的人，人们都尊敬他。被人所仰慕和被人所尊敬，有的身死而国亡的，是不合于时运呢，所以说知道仁义而不知道时势的人，是不通晓道的人。五帝以德为贵，三皇施用仁义，五霸凭借武力。如今用三皇五帝的治政方略使用在五霸的时代，这显然不是当今的治国之道了，所以善与不善相同，诽谤和称誉在于社会人心，跑步和行走相等，悖逆和顺应在于时势的变化。知道上天的所为，知道人世的所行，就可以依照这个理念来治理天下了。知道天道而不知道人道，就不知道怎样与社会人心相交接，知道人道而不知道天道，就没有办法与天道同游。顺应意志，任性适情，必然被坚强所伤害，以身来循物，就必然被阴阳所吞没。
道不能施行，我们知道了，是因为时代不同的缘故啊。五帝贵重的是德，三王用义，五霸凭借势力。正当五霸的时代而施行五帝三王时代的治政之道，是不知道时势，不知道时势就是不知道天道，不知道人道啊！用什么办法去经理天道、治理社会呢？
得道之人，外有变化而内心不变化。外在的变化是知道人事，内不变化是要保全身体，因此内心有一定的操守，对外就能与事物屈伸，与时代迁移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旨。以道为贵的人，就贵在他能应物而变化，坚持一定的节操，推行一定的行为准则。虽然有所收获较为满意，尚且还不能拘于轻易得到的小的成就，为此而阻塞了道的旅程。道是寂静淡寞，以虚无为本，并非对万物有所作为，也不以有为对照自己。所以举措谋划顺应道的人，并非是行道者的作为，是道本身在起作用，是道本来就有的变化。
龙虎变化，是大人之道。得道之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处万事而不失其宗旨，因此老子有犹龙的称呼。体道的人虚怀若谷，外在没有事物，内心没有自己，道没有不施与的，天下都是道的教化。
天地之所以覆载，日月之所以照临，阴阳之所以和煦，雨露之所以润泽，道德之所以扶持，都是因为一个和字啊！所以能头戴天空的就能脚立大地，能照见太空的人就能见识广阔，站立于大地之上的就能身处于天地之间，能遨游于高远幽深的大道之中的，就可与日月同光，无形而生育了有形。因此，有道的人把自己的愿望寄托于心灵之中，而且回归到万物培育尚未形成的当初，审视他却什么也看不到，聆听它却又无声无息，冥冥之中尚有亮光，寂寞之中尚有形象。要用它的时候却是不用，不用之后才有可用，它说的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而后才能够知道它。
和是天下通行不变之道，天覆地载，同是一个和字而已。称王的人顶天立地，处于天地之间而立于大地之上的人能失去和之道吗？有道的真人，回归于万物养育未成形的当初，必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用有时不用而后能用，知道有时不知道而后才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和。
道是万物的来源，德是万物所扶持蓄养的，仁是积累恩惠的验证，义是对照自心而适合于常情。道灭亡而德兴起，德衰退而仁义生，所以上古时代以自然规律之道治世而不以德来化民，中古时代厮守着德而内心不怀有德；近世小心谨慎地唯恐丧失仁义。所以君子不讲义就无以为君子，失去了义也就丧失君子的名分了。小人没有利益就无从生活，失去了利益就失去了他们之所以能生活的条件。因此君子惧怕失去仁义，小人惧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惧怕担忧的，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祸福为何不同了。
道德仁义分开断裂，致使发生三皇五帝五霸的不同时代，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道是指引导、带领、导向，德是蓄养、成熟、长育、生覆；仁是仁爱、恩养、扶持、慈悲，义是帮助、护理、增益、应当。上古时期四个时代的治政虽然有本质的不同，而他们的君臣有分别是一样的。只以自然之道的理念治国而不以德教化百姓的是三皇，以德的理念教化百姓而内心却不怀德的是五帝，担心失掉仁义的是五霸。义若失去了应当帮助和增益，那么智巧奸诈虚伪就兴盛起来了。
老子说：或者想做对他有利的事情，恰巧却反而是伤害了他；或者想对他不利结果却反而对他有利。得了温病的人，勉强让他进食，因热病口渴却又勉强让他喝冷饮，这个情况众人以为是养病的办法，然而良医却认为是对病人不利的事。眼睛看到又使内心喜悦的事情，愚笨的人以为是有利的事了，有道的人以为是应该躲避的事。圣明的人先相抵触而后才合同，善通的人是先相合而后又抵触，所以祸福产生的门径、利害的相互转化，是不可以不察的。
老子说：有功而远离仁义的人就被怀疑，有罪而有仁义的就会被信任，所以说仁义是事物常顺的道理，是天下尊贵的爵位，只有谋划得当，忧虑患难解除，事业方能保存。其中有远离仁义的，他的功业必然不能遂愿，虽然言语谋略不符合于筹策，他的计划无益于大业，然而用心却适合于君主，行为合乎仁义，他的身家性命必然可以保全。所以说百言百计常常不适当的人，不如舍弃趋避而审视使用仁义。
仁义是道的孙子辈，是德的儿子吧！仁义道德四字若不相关联，却又未曾分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尊贵的爵位，把天下看得比自己的身体更珍贵的人，还不舍弃追逐所谓有利无利的事物而专心审视仁义吗？
老子说：教化本于君子，小人享受到教化的恩惠；利益本于小人，君子享受了小人的成果。让君子小人各发挥其长处，各有其事业，那么社会就可以互通有无，生活安逸，而且国政就畅达了。人多欲望就伤义，多忧虑即害心智，所以说太平之国欢乐就可以长存，暴虐之国欢乐就很快灭亡。水向低处流就会越来越广大，君主谦下，做臣子的就能发挥聪明才智，人君不与臣下相争，君明臣贤而治国安邦的道理就能通达。所以说：君主是国家的根本，臣民是国家的枝叶，根本不好而枝叶茂盛的，从来就没有啊！
君子小人都是人，做君子的施行教化，不离开小人，否则有何德接受小人的劳动资养呢？太平之国欢乐而国必存，暴虐之国欢乐而国必亡，君主善于谦下而不与臣子相争则群臣必然进忠，国基坚固，根深叶茂而国泰民安。
老子说：慈父对子女的关爱，并不是求他们有回报，内心是无法解释这种天然本性的。圣明的君主养育他的子民，并不是为了自己有所利用，本性就是这样的情不自禁啊。至于要依仗他的势力，凭借他的功勋，则必然适得其反，而陷于穷困之中。希望子女和百姓能报恩，那么父子、君民的恩情也就自然丧失了。所以说施行众人所喜欢的办法，就会得到众人的力量，提倡众人的爱好，就可以得到众人的心。因此看见事物开始的行为，就知道最终的结果怎么样了。
父子之心是一种天性，父亲爱子女，国君养育百姓，一旦有了期望报恩的心思，原有的恩德就自然丧失了。所以说因势利导，可以得到众人之力，推行众人爱好的就会得到众人之心。如此一来，子女岂能有不孝的，臣民岂能有不忠的？
老子说：人因为义而生爱，党以群体而强大。所以恩德施行得广博，威信所行的地方就遥远；正义加持得薄弱，而武力所控制的地方就会较小。
君主以天下为心，人因正义仁爱而忠孝之风兴起，党因群体强大而奸雄逐鹿开始。这是国家安危所关系的问题，怎能不审察而分辨它们呢？
老子说：取得不义之物，又不去布施于人，祸患到自身，不能为他人又不能为自己。他们愚蠢得如同枭鸟热爱它们的孩子，结果反被其子所害一样，因此说：执着地追求自身更加圆满，还不如看时机谦让而停下来，拿着尖锐的利器使锋芒外露，其结果必然不长久。恩德之中有道义，道义之中有恩德，它的变化不可以极尽，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万物都是如此，不可以全都明白。福到的时候，吉祥的征兆就已存在，祸害到的时候，其中的征兆已先昭示。看到吉祥的征兆才去积善，福惠就不会到来；看到不祥的先兆而行善不止，祸患就不会加害。利益与祸患是同一个门径，祸患与福惠同是邻居，除非是神智和圣明就不能区分。所以说，看似灾祸啊，其中或许是福惠的依存之地；看似福惠啊，其中或许是祸患的藏身之处，谁又能清楚它们的结果呢？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祸福相互依存变化无常，如影之随形，如响之应声，财货成倍地进入，也必然加倍地支出。善于积累却不善于使用，就如同枭鸟爱子反被子所害。利益与祸害的关系，天道阴阳循环往复，除非是神明先圣，没有能弄明白的。
人将要生病的时候，必然首先以鱼肉的滋味为甘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必然首先厌恶忠臣的言语。所以说：患了不治之症的人，良医也不能救治，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也不可以尽忠谋划。修养自己的身体，然后才可以治理人民；治理好自己的家庭，然后才可以升迁做官。所以说，修养自己的身躯，他的仁德才是纯真的；修养教育到他的家属，他的仁德是有余的，修养教化至一个国家，他的仁德已经丰满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在于衣服和食物，使人民丰衣足食就有功果，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就没有功果。做事没有功德就不会有久长的果报。时代有兴废，事物就有成败。随着时运而不成的，不要改变刑罚制度；服从时代而不能成功的，不要变更人们的处事理念。这样一来时运即将复又兴起，这就是行道的纲纪。
国家没有人民不能建立，人民没有食物不能生存，这是亘古不易的道理。所以说：人民衣食丰足才能安定生活，人民衣食不足就没有功果，不能建立功勋则仁德就不能长久。
帝王使他的人民富裕，霸王使他的国土广大，危险之国重敛而使官吏暴富，治理完善的国家表面上看似有所不足，将要灭亡的国家仓库空虚。所以说，人君无所事事，则人民自然富足；人君无所作为，人民自然被顺化。起兵十万，每天费用需要千金，战争之后必然就有凶灾之年，因此说：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并不是君子所行使的法宝。和解大的怨恨，必然还有和解不了的剩余怨恨，怎奈他的行为会有不良善的地方呢！
古代亲近不用语言表达，让远方的人来归附也不发号施令，邻近的人喜悦，远方的人归来诚服。与人民同心则国家祥和，与人民共同持守则国家巩固，与人民同理念的就智慧，得到民力的就富裕，得到人民称赞的就显达。行为可以招致盗寇，言语就能带来祸患，不要先于别人讲话，一定要后于人而言。即使是附耳的秘密之语，也会流传于千里之外，这是语言的祸患。舌就是语言的机关，出言不当，驷马也不能追回来。
古代现在或治或乱，没有一定不变的道理，古今不变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土房子，古今治乱唯有一样的是君与民。帝王使人民富裕，霸王使土地广阔，危险的国家使官吏富裕，治理完善的国家表面看去似有不足，危亡的国家仓库空虚，人民饥寒，因此唐虞时代天下祥和，战国之世没有富民。
过去中黄子说：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地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声有五音宫、商、角、徵、羽，物有五味酸、苦、辛、咸、甘，色有五章青、红、白、黑、黄，人有五位侯、大夫、卿、公、群。所以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上五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种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辨人，中五种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种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种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最上五种与最下五种人做一比较，就好像是人与牛马一样，上下的差别很大。圣人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口来言说，用足来行走；真人不看就明白，不听就聪慧，不行动就遵从，不说话就公正。因此圣人能格物致知、德配天地，真人的德能还不曾遇到；贤人仁爱而矫正世俗，圣人也未曾和他观看。由此而看贤人不及圣人，圣人不及真人，虽有品级差别，则只不过是因行道体道的方法不同而已。所谓有道的人，不去分辨前后左右，万物默然不言而与道同，无是无非都暗合于道。
中黄子是古代的真人吧，他如此地把人分为五种类别，每类又有五种等级差别，合起来有二十五种人群，最上的是神人，最下的是小人，所说的上五又与下五相比较犹如人和牛马的不同，就是说小人违逆而悖德，如同是马牛穿着人的衣服。圣人不及真人，贤人不及圣人，只是他们修道体道行道的浅深不同，所以说品级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