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会计舞弊治理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会计舞弊的产生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导因，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会计舞弊治理的模式也各具特点。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及其相应的产权保护要求是会计产生与演进的根本动力，对存量利益的准确计量和对增量利益的恰当反映是会计所具有的产权保护功能的具体体现，会计舞弊则会对公、私产权造成严重侵害，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会计舞弊与权力腐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权力腐败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其形成与泛滥是公共权力或委托权力失去制约的结果。会计舞弊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其社会危害具有可控性。会计舞弊治理的关键在于防治权力腐败和强化产权保护，以切断权力与利益关系形成的链结，通过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和建立有效的综合治理机制，让多元利益相关者真正参与到会计舞弊治理中来。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家庭开始由血缘阶段演进到一夫一妻制家庭阶段。伴随着私有制的形成与国家的产生，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两种产权形式并存的局面，国家与私家产权关系形成，矛盾冲突围绕权益展开。这既是产权关系日趋复杂的历史起点，也是人类经济犯罪行为乃至会计舞弊行为发生与演化的历史起点。氏族或部落首领在生产和交换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集体公共财物据为己有，从而聚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人类社会的产权侵害和财富的两极分化现象开始产生。

古代社会会计舞弊的重心主要集中于官厅财计组织和国家产权，官员通过账簿舞弊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权益，导致国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危及整个社会经济乃至政权的稳定。这一时期实行的是“政府本位”的会计舞弊治理模式，统治者主要依靠法律制度、监察考课、政府审计等措施来治理会计舞弊。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广大民众缺乏对权力腐败进行监督的主动性，因此，统治者虽然采用严刑重典等治理措施，但官员依然贪腐成风、竭尽所能侵吞国家资财，会计舞弊成为任何一个封建制王朝都无法避免的现象。

近、现代社会会计舞弊的重心开始转移至资本市场和私有产权，舞弊的手段越来越复杂和隐蔽，其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制经济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结构与产权关系也处于不断的变革和调整之中。两权分离以及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代理问题严重，给高管利用公司控制权从事自利行为提供了便利，公司高管的权力腐败问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近代社会，政府没有及时从基础层面制定会计、审计规范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对公司会计行为放任自流，导致资本市场投机盛行，高管利用财务舞弊严重侵害投资者的财产权益。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各产权主体对财务信息与审计报告的依赖性逐渐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不力导致资本市场上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机制被削弱，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公司高管与注册会计师合谋进行舞弊，会计舞弊合谋成为现代社会会计舞弊的主要形式。虚假财务信息使投资者损失惨重，进而导致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错位，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由于市场与社会力量在会计舞弊治理中参与的程度不同，近、现代社会会计舞弊的治理模式各具特点。近代社会形成了由政府与市场主导的“二元本位”治理模式，现代社会则开始形成由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参与的“多元本位”治理模式，除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外，独立审计等市场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等社会力量对会计舞弊的治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实质上是管理层权力不断形成和提升的过程。由于政府监管职能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规则断层”与制度性缺陷。政企不分与产权所有者缺位，以及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建设相对薄弱与滞后，难以对高管权力形成有效约束，给高管从事权力舞弊提供了制度空间。加之传统“官本位”思想与拜金主义思想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商业伦理与个人诚信意识淡薄，公司高管权力寻租现象严重，资本市场虚假财务信息泛滥。会计舞弊行为动摇着社会诚信原则，损害了国家利益与政府形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

重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任何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考察与研究这一过程，对会计舞弊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本书结合人类社会的产权制度演进与权力演化，采用辩证的方法，通过解析具体的史实，对不同时期会计舞弊的演变及会计舞弊治理的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本书研究有助于揭示会计舞弊形成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根源，以及体制性与结构性原因，解释会计舞弊演变的基本原理及其治理的基本规律，进而以史为鉴，更加积极、理性地投入到当代中国防治会计舞弊乃至权力腐败的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