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而诗（续）

以上我们已经假定，实质与形式的对待是妥当的，而且这种对待总只许有一种意思。实际上这种对待有几种意思，但我们就算它是现在的样子吧，我们好讨论它的妥当性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这问题，因为我们必得商榷以下两种争论：一说“诗的”价值或大部分在实质里，一说一部分或大部分在形式里。这些争论，无论真假，至少可算得是明明白白的；但我想我们可以看出，这两说都是假的，或都是无谓的：它们若涉及诗外的东西，便是假的，若说到诗内的东西，便是无谓的。因为这些争论明明白白包含着的，是什么呢？它们是说一篇诗里有两部分，两种因子，或两种成分，就是实质与形式；你能清楚而个别地想起这两样，所以你说着这一样时，不会说着那一样。不然，你怎么能问：价值在它们哪一个里头？但是实际上一篇没有毛病的诗里，并没有这样两种因子或成分；所以问价值在它哪一个里头，真无谓之极！从别一面说，所说的实质与形式若不在诗内，那么，两种争论都是假的，因为诗之为“诗的”价值，就在其本身里。

我所说的既不新奇，也不神秘；我相信，不论是谁，只要他将诗当作诗读，只要他仔细地考察他的经验，便会明白这个道理。我要问，你读一篇诗时——不要分析，更不要批评，只用你那能再造的想像力，使这篇诗渐渐地将整个的印象给你——是将某种意思或实质，与某种抑扬的声调分别地领会着，受用着么？是再将二者合而为一么？你当然不是的，恰如你见人微笑时，并不将那脸上表现情感的线纹与那些线纹所表现的情感，分别领会。那些线纹与其意思，在你是一非二，所以诗里的意思与声调也正是一事。若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要说，有一种有音调的意思，或一种有意思的音调。你若读以下一行诗，“The sun is warm, the sky is clear”（太阳暖暖的，天色清清的）你不能分别地经验，一边是暖暖的太阳与清清的天的影像，一边是不明晰的声律；你也不能将它们两者聚在一起经验；你只能在那一个“中”经验这一个。同样的情形，你真读《哈姆雷特》时，不能离开文字去想动作与人物，只能在文字“中”一点一点地领会着这些；文字是动作与人物的表现。当然，以后你离开了诗的经验而回想这个戏的时候，你可以将这整个儿分析开来，得到实质和形式；它们多少是互不相涉的。但这些是你分析的头脑中的东西，不是诗里的，诗只是“诗的”经验。若你要重味这诗的话，将分解所得的两种产物加拢来，是不行的；你只有回到“诗的”经验里才成。那时你所复得的，不是两种因子之和，而是一整个儿；你不能在它里面分开实质与形式，正如你不能分开有生命的血和血中的生命一样。若你欢喜的话，你可以说，这一整个儿有各种“样子”或“方面”，但它们不是因子或部分；你若去考察这一个，你会觉得这也就是别一个。你欢喜称它们为实质与形式也行，但这不是互不相涉的实质与形式，为那两种争论“所得”援引的。它们不“相合”，因为它们不是分开的：它们是一件东西，只是从不同的观点看罢了；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是即此即彼的。你可以说，内容与形式的这种即此即彼性，并非偶然；这是诗之为诗的本质，也是一切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正如在音乐里，并非一边有声音，一边有意思，所有的只是表现的声音，你若问有什么意思，你只能指着声音回答；正如在绘画里，并没有与画“相加”的意思，只有画“中”的意思，或有意思的画，没有人能用别的法子真确地表现这意思，除了在画里，除了在“这幅”画里；诗中也是一样，真内容与真形式是不存在的，也不能想像它们是分开的。若有人问你，一篇诗的价值，是在分解这诗以后所得的，只在回想的分析里才有的，实质中呢，还是在用同样的方法得到的，以同样情形发生的，形式中呢，这时候你可以回答说，“诗的价值不在这样的实质里，也不在这样的形式里，也不在它们以外别的东西里，只是在诗里；诗里是没有这种种的。”

那么，第一，我们有了题材与诗篇的对待。这种对待明白妥当；价值在它们哪一个里的问题，也显明易晓；答案是，在诗篇里。第二，我们有了实质与形式的区别，若实质作独立的，种种观念影像及相类之物解，形式作有韵律的文字本身解，这是可能的区别，但这是不在诗中的东西的区别；价值不在它们任一个里。若实质与形式作诗“中”的东西解，那么，每一个就包含别一个中，而价值在它们哪一个里的问题，便无意义。当然，宽一些说，你可以说，在这个诗人或这篇诗里，实质方面更可注意，在那个诗人或那篇诗里，形式方面更可注意些；你可以在这个根据上，进而作种种有趣的讨论，虽然根本原则或价值的最后问题，于这些讨论是无关的。自然，离开那问题，我是不否认这种区别的有用与必要的。我们不能废掉这种区别。分别研究一本戏的动作或人物与其风格或声律，是正当而且有价值的，只要我们记着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真的批评家分开来说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分开来想它们；它们只是种种样子罢了，那整个儿诗的经验是在他心里的；他老是在求着更丰富、更真实、更有力地重现这种经验。从别一方面说，轮到根本原则问题，“诗的”价值问题时，有些样子“就得”变为种种成分，可以分别地想着；于是引起同样假的两种戏论：说价值在两者之一中；或说这两者都在诗外，所以诗的价值不能在里头。

关于“分开的实质”的戏论：我只要说几句就够了。这种戏论难以立出程式，但不自觉地主张这种戏论的人，也许会反对我说：“《哈姆雷特》的动作与人物确在戏里；我确能记着这些，虽然我已经忘记一切的文字。我承认我所有的不是全诗，而是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可以回答：“若我们满不提到根本原则问题，你说的我都承认，只除了末一句话；那是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的。宽一些说，我赞成动作和人物——像你也许想看的那样——与别的许多东西，是在诗里。然而即使如此，你绝不能说诗里这类的东西，你全都有了；因你忘记了文字，你必失却了动作与人物的无数细节。至于价值问题，我得坚持地说，动作与人物，如你所想的，全然不在《哈姆雷特》中。若在，指出来。你是不能的。在叫作《哈姆雷特》的一串经验里，无论什么时刻，你所觉得的只是文字。再来宽一些说，动作与人物（比你能够分开来想的多）集中在这些文字里；但你的经验并非联合一方面种种观念与别一方面某些声音而成；你所经验的东西里，这两者是混合不可分解的。你若说你的经验不是这样，我实在不能回答你，或者只能回答你：我敢相信你不能把诗当作诗读，不然，便是误解了你的经验。你若不否认你的经验是这样，你就会承认诗的动作与人物，如你所分开想的，并不是诗的部分，而是你回想中的诗的产物，与从全诗分出的一方面略略类似（Analogue，前译“推此及彼的”）而已。得了，我不必争辩了，我倒是想坚持地说，像《哈姆雷特》这样长的诗，为使“诗的”经验丰富起见，常有那样的产物，俾加讨论，暂时打断那经验，也许是必要的。就“诗的”一词的广义说，只要你想着这种产物是从诗分开的，我也并不怀疑它的“诗的”价值。这种产物好像我们对于历史或故事里的英雄的回想；这些英雄在我们的想象中活动着，“样子比活人还真”；我们觉得他们极有价值，虽然他们所说的，我们一点记不住。属于一篇诗的“实质”的，我们的种种观念和影像，所有的是这种“诗的”价值，这些观念与影像若尽善尽美，它们的价值更大。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决定诗之为“诗的”价值，因为（姑不论“形式”也要争这种决定权）凡在诗外的东西，不能有决定的事，而这些原是在诗外的。

我们转论所谓形式吧——风格与声律。诗里没有只是形式的东西。一切形式都是表现。我们只能将风格从其所传达的材料里，抽出一部分来，那确可以具有某种美的品德，如在一个构造完好的句子里，你差不多可以离开意思而赏玩其构造的形式。虽然如此，风格还是表现的，——表现意义，使之有条不紊、自然、流利等等；这些是种种观念在作者心中活动的样子——但并不是表现那个特别的句子的意思。暂时打断“诗的”经验，而加以分解，抽出风格这个近乎形式的要素，作比较分开的研究，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看的风格之价值，并不重要；一篇文章若没有别的价值，你决不能高高兴兴读一点钟。在“诗的”经验里，你决不能领会这种价值的本身；因为这时风格还表现着一种特别的意思，或者不如说，风格是那整个儿的一面，另一面便是意思。所以你所领会的，可以随便叫做表现了的意思，或有意义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这也许可以请出牛津的权威，阿诺德Arnold与佩特Pater；佩特无论如何是形式论者所不蔑视的权威。请问，归根结底，风格的一种德性，若不是真实或适当，佩特关于风格的宏论之要旨，又是什么呢？——字、短语、句子，应该将作者的知觉、情感、影像或思想，完全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念济慈的一个描写的短语时，我们便会叫起来道，“那简直是真的”；所以用阿诺德的话说，文字便是“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等的符号”，或用我们的术语说，文字便是与内容合一的形式。若不是这样，佩特的宏论的要旨，又是什么呢？所以在真诗里，严格说，除了它自己的那些字，要用别的字表现那意思，或是要换字而不换意思，都是不可能的。翻译这样的诗，并不是给旧意思穿上新衣裳；这种翻译是一种像原诗的新产物；虽然一个人若高兴这样说，他可以说，意思方面比形式方面更像原诗。

在我看来，凡懂诗的人，于此必无异议，只是他不脱出了他的经验，不让学理懵懂住，而将“意思”这词儿用在一种别扭的意义里；那种意义，差不多是绝不适用于诗的。例如一般人说，“Steed”（驹）与“Horse”（马）意思相同；在坏诗里，诚然如此，真“是”诗的诗里，便不然了。拜伦在《马泽帕》Mazeppa里说，

“Bring forth the horse！”The horse was brought：In truth, he was a noble steed！

（“带上马来”！马带来了这真是一匹名驹啊！）

若这儿两个意思相同，那么，调换一下看：

“Bring forth the steed! ”The steed was brought: In truth, he was a noble horse!

（“带上驹来！”驹带来了这真是一匹名马啊！）

再问问这两个意思同不同。或者让我再引一行几乎不用诗的字眼的诗：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是存亡的问题。）

你可以说，这与“我现在所注意的，是继续生活或自尽，两件事哪个更不好些，”一句话意思相同。就实用的目的——例如验尸官的目的——而论，确是相同的。但第二种说法全然不能代表当时那说话的人，而第一种说法却能代表他，我们除了为实用的或论理的目的而说别的，怎能说这两句话意义相同呢？哈姆雷特善于“用文字抒述心意”，但他不会用我们的注解抒述其心意吧。

以上的讨论同样适用于声律。我若引一行著名的诗，描写的是，诸死者的灵魂站在河旁等着，哀求卡戎Charon渡他们过去：

Tendebantque manus ripae ulterioris amore;

我若译了出来，‘And were stretching forth their hands in longing for the farther bank，’（伸着他们的手，渴望达到彼岸，）原诗的魔力便不见了。何以不见了呢？一部分（我们已讨论过了）是因我用自己的十二个字代替维吉尔的五个字。有几分是因我将一行韵语变成了无韵的散文，而这行韵语，单就声音而论，是非常美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因我翻译时，将维吉尔的“意思”也改变了。那意思是什么，“我”不能说，维吉尔已经说了。但我颇能看出，译文将伸出的手与手的老是伸着，那幅生动的图画，写得大为减色，而彼岸的遥远，群魂的渴望，那种精刻的感觉，也不能完全传达出。所以如此，一部分因为这幅图画与这种感觉之传达，不但靠着字面的意思，并且由于“Tendebantque”这个字拖长的声音，由于“Ulterioris”这个字的五个音节——也就是这个字的观念——所占的时间，由于“Ulterioris amore”两字的倒第二节同是长音“or”——这一切，还有许多别的，在这样分析的状态中，是不能领会的，也不是“加”在纯粹声音的美与字面的意思上，就能领会的；要领会，须领会它们整个儿，须将它们看作表现整个的诗意才行。

在好诗里都是如此。声律，与意思混合不可分解时，其价值可以说是不小。领会声律的才能，比之领会风格的价值的才能，也许更是关于诗的“特殊的”才能；诗之与他种艺术异者在此。但我们若就力之所及，将声律本身提出专论（相对的），它的品德就很不同了。它确有些美的品德；分量和你读一字不识的文字的诗时，所经验的一样。你确可以感到愉快，但这种愉快不大；而在实在的“诗的”经验里，你也全然不会有这样的愉快的。我重说一遍吧，这因你读懂得的诗时，这种愉快是并不“加”在那意思的愉快上的：有点儿神秘，这时的音乐是意思“的”音乐，音乐与意思只是一物。不论你怎么爱好声律，读中国诗，立刻就会厌倦；你读维吉尔与但丁而不懂他们的文字，不久也会厌倦。但从诗“中”看音乐，就大大地不同了。现在

It gives a very echo to the seat Where love is throned;

（它发出回声向着爱情君临的宝座；）

或者将以下的声音“打入你的心坎”，差不多像音乐本身一般，这就是（来自）

Of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s long ago.

（古老的、不快的、缥缈的事物与远古的战争。）

的声音。

那么，我们对于下面一句话，前面引过的那位批评家的话，该说些什么呢？“知道什么是诗的人，读到——

Our noisy years seem moments in the being Of the eternal silence,

（我们喧嚣的岁月似乎只是一瞥，在永恒寂静的境界里，）

他会看出，完全离开意思，……有一种音调加在普通的抑扬的音乐上——这音调永远袅袅不绝，直到永恒寂静的本身将它停蓄住了为止。”我总以为这位作者是在欺骗自己。因为我很能懂得他们的热忱，若这是对于意思的音乐的热忱的话；但是论到“完全离开意思”的音乐，照我所能听出的（我不信无论哪个懂英文的人，能完全听出），我觉得这种音乐是有些愉快，但只是微细的愉快而已。而且我真疑心，仅就声音而论，那些字是否真是稀有的美丽，像维吉尔那行诗一样。

（未完）

（原载于1928年4卷4月号《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