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十六篇

为诗而诗

A. C. Bradley

李健吾，朱自清合译

Bradley是英国现存的著名批评家。本文在他的“牛津诗讲”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中；乃是1901年在牛津大学就诗学教授职，行典礼时的演辞。

翻译文本，多承R. D. Jameson先生的帮助，谢谢！

“为诗而诗”这几个字令人记起“为艺术而艺术”那有名的短语。考察那短语种种可能的意义，或其所包蕴的一切问题，远非我的目的。我只想略略说明我所懂得的“为诗而诗”；然而辨清关于这公式的一两种误解，再来较详尽地研究与这公式关联着的独一的问题。我得先提供一些解释的话，但并不想去详细地证明这些话。我们论诗，须从它的本质上着眼，不用管在大多数诗篇里，与诗相具的那些毛病。我们须将格律的形式包括在诗的观念中，不将它当作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或只是一种媒介物。最后，诗就是诗篇，我们想到一篇诗，须想到它实有的东西；我们大概可以说，一篇真实的诗是一串的经验——声音、影像、思想、情绪——这些经验，我们在尽力将诗当作诗读的时候，一一地感受着。自然这种“想像的经验”——若我为求简起见，可以用这个短语——因每个读者而异，因每次读的时候而异，一篇诗存在于无数的情形里。但那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是事物本性里具有的，现在与我们是无关的。

那么，关于这种经验，“为诗而诗”这公式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如我所懂得的，它说的是这些事：第一，这种经验本身是目的，为它自己的缘故而值得有，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其次，它的“诗的”价值只是这种内在的品德。诗也可以有一种外在的价值，算做文化或宗教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传达教训，安慰热情，或助成善事，因为它给诗人带来名誉、金钱，或一种宁静的良心。很好，很好：为了这些缘由而宝贵诗的，也听之吧。但诗的外在的价值不是它的“诗的”品德，也不能直接决定它的“诗的”品德；所谓“诗的”品德，便是说，诗是一种惬心的想像的经验，这是要全然从内面评判的。在以上这两种论旨之外，那公式还得添上第三种，虽然不是必要的：无论制作中的诗人，或“经验”中的读者，留意了种种外在的目的，便会减低诗的价值。所以如此，因为将诗取出它自己的氛围气以外，便会改变它的本性。它的本性不是要做“实有世界”这短语［的意义］，如我们普通所懂得的一部分，但也不要做它的一个副本；它要自己做一个世界，一个独立的，完全的，自由的世界。要全部占有这个世界，你得走进去，遵从它的种种法律，这时候得忘掉在那另外的实有世界里属于你的，种种信仰、目的和特别的情境。

这些叙述可以引起的较重要的误解里，我想只提起一两种好了。我们可以看出，“为艺术而艺术”这公式常常引起的，反对的议论，并非对于“艺术本身是目的”这定理，而是对于“艺术是人生之全部的或最上的目的”这定理。这后一定理，我看似乎悖谬，它无论如何，是与前者大不相同的；因而关于它的种种议论，便在我的题目之外。诗在多方面的人生中有它的位置，这事实引起道德评判上的各种问题；但“诗本身是目的”这公式是说不到这些问题的。因为什么它都说，诗的内在的价值也许便会如此之小，它的外在的价值也许便会如此之糟，那么，还是没有诗的好了。这公式只告诉我们：切不可将诗和人的福利放在相反的两面，因为诗是人的福利的一种；切不可直接援引别一种福利来决定这一种的内在的价值。若如此时，我们会看出，自己是在主张着我们所不盼望的了。“诗的”价值若是在激励宗教的感情，《领着吧，和蔼的光》Lead, Kindly Light便不比一首赞美诗的许多无味的叙述好了：若是在鼓舞爱国心，《战争的、流血的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为什么高于《我们不愿去打仗》We don't want to fight呢？若是在缓和热情，萨孚Sappho的《短歌》Odes将赢得很少的称赞了；若是在教训，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的《保健术》Art of preserving Health一定赢得很多的称赞了。

再者，我们的公式也许让人指摘，说是将诗与人生割断了。这种攻击引起的问题如此之大，我得请大家许我独断的而且简短的说明。人生与诗之间，关联颇多，但得这么说，这种关联是潜伏着的。这两者可称为同物的异形：一个有（用通常的意义）实有性，但难以充分满足想像；一个贡献的东西满足了想像，但没有充分的“实有性”。它们是无处相交的平行的发展，若是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在后文有用的词儿，或可说，它们是“推此及彼的”。所以我们靠着别一个才懂得这一个，在一种意义里，甚至因为别一个才注意这一个；但也因此故，诗既不是人生，严格地说，也不是它的副本。它们相异，不仅因为一个有较多的质量而别一个有更完成的形象；并且因为它们有不同种类的存在。其一个接触我们，是许多实体接触我们，它们在空间、时间里占有一定的位置，因为位置而有重重感情、欲望和目的；这一个与想像有交涉，但还和别的许多东西有交涉。在诗里遇着我们的东西，在同样的时空系统中没有位置，或者若是它有着或有过这样一个位置，它也是从时空那儿把属于它的许多东西剔开的；所以它与那些感情、欲望和目的并无直接的交涉，但只向沉思的想像说说——沉思的想像是空虚与无情之反的想像，饱和了“实有的”经验而仍是沉思的想像。那么，无疑的，何以诗对于我们有“诗的”价值，主要的原因是，它能用它自己的方法，送给我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在自然与人生里也遇见，却在别的形式中。诗对于我们的“诗的”价值，只在它是否满足我们的想象这问题上；我们的其余的，如我们的知识或良心，只能照它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变成的形状，来评判诗而已。以下这些也是如此：莎士比亚的知识或他的道德的洞见，弥尔顿的灵魂的伟大，雪莱的“憎的憎”、“爱的爱”，以及帮助人们或使他们快乐的那种欲望，这种欲望也许影响过诗人，在他默想的时候——这一切，照原来的样子是没有诗的品德的：它们有那种品德，只在它们通过诗人全部的生命成为想像的种种性质而重现的时候；它们真是诗世界中的大权力了。

我来讲第三种误解，这样便讲到我的主要的题材了。有人说，这公式剥去诗的意思：实在是一个为形式而形式的定理。“诗人只要说得好，他所说的是什么，是不关紧要的。就诗论诗，‘什么’是无足重轻的：要紧的是‘怎样’。材料、题材、内容、实质，决定不了什么；诗不能说到的题材是没有的：形式、配置，才是一切。还有：不但材料无足重轻，艺术的秘密正在‘用形式毁弃材料’呢，”——像这类的短语与说话，在时兴的，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批评中，随时与我们遇见。这些东西是那些作家的宝藏；他们除掉它们无论如何不是中产阶级意如“俗人”的话这件事之外，什么也不懂。但我们晓得这些语句也让我们必得尊敬的无论他们有名与否诸作家郑重地用着；例如，从圣茨伯里Saintsbury教授，晚近的斯蒂文森R. A. M. Stevenson，席勒Schiller，歌德自己，也许可以引出像这些语句中这种或那种；它们又是美学兴盛的一国中某学派的标语。不用说，它们的来源不是着手一种艺术的那些人，便是研究一种艺术而于其方法有兴趣的那些人。普通读者——如此普通的一个人，我可以随便谈他——却惹火了。他觉得在一件艺术品中所费心寻找的，全让人家抢去了。他说：你要我看德累斯顿城的圣母像，就如它是一块波斯毯子。你告诉我《哈姆雷特》的“诗的”价值，只在它的风格和用韵里，而我对于人与其命运的兴趣，只是一种智慧的或道德的兴趣而已。你积极地说，我若是受用《越界》Crossing the Bar这篇诗，不必留心著者丹尼生所说的，只要注意他说的方法好了。但在那种情形里，我费心在一篇诗上，所得的竟和费心在一串无意义的韵语上一样；我不信《哈姆雷特》与《越界》的著者对他们的诗篇如此看法。

题材、材料、实质在一边，形式、配置、手法在另一边，这种种的对待，是一个场子；我在这回讲演中，特别要指出一条通过这个场子的路。这是一个战场；这场争战，因并非小可；但是诸战士的呼声有着可怕的歧义。所谓形式论者的那些短语，每一种会有五六个不同的意思。以一种意义看，它们对于我似乎大致是真的；以普通读者不加矫揉的看法看，它们对于我似乎是假的、胡闹的。妄称我能在几分钟内了结一个关系艺术本原性的争议，或者还能领着到未经解决的诸问题上去，这是荒谬的；但我们至少能将在这争议中常被混淆的，某些简单的区别抽出。

那么，让我们先以一种特别的意义来看“题材”；我们看见一篇未读过的诗的题目，说诗人选了这个或那个做他的题材，这时候我们心目中所有的，让我们用那特别的意义去了解。照我所推阐的而论，这种意义的题材，普通是些实用的或想像的东西，如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心中所有的。《失乐园》的题材不外读《圣经》的人普通的想像中所有的“降谪”的故事。雪莱给《云雀》To a skylark的诗的题材，不外一个不知道这篇诗的有教育的人，听见“云雀”这两个字时，心中所起的观念。若一篇诗的题目告诉我们的很少，或没告诉什么，那么，那题材不是从字典或同类的书里检查题字而集成的意思，便是一个读过这篇诗的人或许能说出的，如此简短的提示；例如他说，《古舟子咏》的题材，是一个杀了一只信天翁而遭殃的水手。

这种意义的题材我不想将这个字用在别的意义上，这样看时，不是在诗内，而是在诗外。给《云雀》的诗的种种内容，不是“云雀”这两个字对一般人所提示的种种观念；它们属于雪莱，正如那文字属于他一样。所以题材不是诗的“材料”；它的对方不只是诗的“形式”，而是全诗。题材是一样东西，材料与形式合成的全诗是别一样东西。既然如此，“诗的”价值不能在题材里，是全在它的对方的诗里，确乎明白。同一个题材，可以写出各种优劣不等的诗；一篇完美的诗，也许是用像“一只小麻雀”这般微末的题材写成的，若麦考莱的话可信，一篇几乎无价值的诗，也许是用像“神的全在”这般奇伟的题材写成的：题材怎能决定价值呢？“形式论者”在这儿完全不错。他并不固执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攻击我们的倾向，便是将艺术品当作只是抄袭或唤起我们头里已有的东西的，或者至多是提示那与习知的观念极近的观念。观赏景物的人在一个图画展览室里踱着，说这幅画如此地像他的表兄弟，或那幅风景简直是他故乡的影子；或者，发现一幅画是关于以利亚Elijah的，自己满意了，便欢欢喜喜去发现下一幅的题材，只是题材罢了——他这个人除了是这种倾向的极端例子以外，算得什么呢？好，便是这倾向，弄坏我们许多的批评，譬如关于莎士比亚的许多批评吧，虽然聪明，虽然有部分的真理，但仍看出批评家绝未从自己的心走到莎士比亚的心去；就像柯勒律治这样好的批评家，也有些这种倾向，像他用自己“不快乐的软弱”的影子，来小看哈姆雷特崇高的奋斗便是了。赫兹里特Hazlitt决未避脱这种倾向的影响。只有那三大家The great trio的第三人兰姆，似乎不时地表述出原作者的概念。

再者，这实在是真的，我们不能预先决定哪种题材宜于艺术，或指出写不成诗的任何题材。分题材为两类，美的或高尚的，丑的或卑劣的，于是按照诗的题材属于这一类或那一类而评判诗，这是重蹈覆辙，将诗人的意思与我们的先入之见相混了。我们应由事物在诗里的情形评判诗人，不应由他着手于这事物之前它的情形评判他；我们怎敢预言，我们以为只是诱惑的、沉闷的、讨厌的东西，他便不能用了来做成真诗呢？既做之后，他应否印行他的诗，这诗人作品里的东西，会不会仍然让庸碌无能的清教徒或庸碌无能的纵欲论者将它与“他们”心中的东西相混，这问题是与此无关的：这是一个较远的问题，是伦理上的，不是艺术上的。不用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普通总赞成勇敢的办法，不肯让公众之较好的、较强的部分，牺牲于较弱的、较坏的部分；但是他们的格言绝不拘束他们这样去看。罗塞蒂Rossetti删掉他最好的十四行诗之一篇，丹尼生所叹赏的一篇——丹尼生自己对于诗的道德的效用，是极端地敏感着的；我相信罗塞蒂删掉这篇诗，是因它被称为肉感的之故。人可以为罗塞蒂的评判可惜，而同时尊敬他的谨慎；但无论如何，他是以公民的资格，不是以艺术家的资格，来评判的。

那么，到此为止，“形式论者”似乎不错。但他若主张题材无足重轻，一切题材对于诗是一样的，我想他便走得太远了。他看见，一篇好诗也许写的针尖，一篇坏诗也许写的“人的降谪”；但他的论点并不因此被证明。那件事实表明题材定不了什么，但并非算不了什么，“人的降谪”比起针尖，实在是较为动人的题材，就是说，“人的降谪”给范围较宽广，呼吁较深切的诗的效用，供献许多机会。事实是，这样一种题材，于诗人着手以前，在一般的想象中，便有些美术的价值。它是一篇未成的诗，或一篇诗的碎屑，你随便叫它好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观念，或一件光光的孤立的事实，而是已经阑入“情绪的想象”的，一群人物、景色、动作与事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有了组织和形式了。虽然如此，一个坏诗人会将它做成一篇坏诗；但那时我们得说，他是不配这个题材的。若他将针尖写成一篇坏诗，我们便不能说这话了。反之，一篇写针尖的好诗，差不多定要大大改变它的题材的样子，远过于一篇写“人的降谪”的好诗所需要的。这篇诗也许如此彻头彻尾地革它题材的命，我们不免要说“题材可以是针尖，但诗的实质与此关系极少”。

这便将我们带到别一不同的对待上。形成称为“人的降谪”那题材的那些人物、景色、事件，不是《失乐园》的实质；但在《失乐园》里，有多少人物、景色、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是相似的。这些，还有许多同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失乐园》的实质，那么，便可以与称为这诗的形式的，那协律的文字相对照了。题材不是形式的叙述对象，而是全诗的叙述对象。实质在诗内，而它的对象，形式，也在诗内。我现在不去评判这种对待，但这种对待与别一种大大不同，是明白的。实际上这种区别在史诗和戏曲的旧式批评里，是用得着的；从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已蒙上灰尘了。譬如艾迪生在研读《失乐园》时，依次考究那寓言、那些人物、那些情思；这些就是实质了：然后他考究那文字，即风格与繁简；这就是形式了。同样的情形，一篇抒情诗的实质或意思，可以从形式区分。

现在我相信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讨论的那争议，起于实质与形式，题材与形式两种区别的混淆。极端的形式论者放他的全重量在形式上，因为他想，形式的对方只有题材了。普通的读者生了气，但他们犯了同等的错误，将应属于实质的称赞归之于题材了。我愿念一个例子，表明我的意思。以下是一个良好的批评家的话，我得设想他当时是陷在这种混淆之中，才能解释这些话：“诗的仅有的材料——就是自然界的现象与人的思想、情感——是不变的，因而诗人与诗人的差异便只在个人的样式上，就是将文字，格律、韵脚、声调等等，应用于这不变的资料上的样式。”那么《失乐园》的实质——诗中的故事、种种景色、人物、情思——还算什么呢？它们消灭净尽了。只有一边是形式，另一边呢，还不是题材，而是设想的不变的资料，自然界的现象与人的思想情感；其余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全部的价值应向形式里去找了，岂不可惊么？

（待续）

（原载于1927年7月11号三卷3号《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