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衣与楚服
由于形象材料极其缺乏,在研究我国古代服装发展演变的历史时,西周这一段难以说得具体。此时在这方面留下的史料,主要是《尚书》、《诗经》等书中的描写以及金文中有关锡衣的记述。这些文字材料告诉我们,西周贵族的服装不外乎冠冕衣裳。所谓“衣裳”,指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身不相连属的服制。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一种新式的、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服装,称为“深衣”。《礼记·深衣篇》郑注:“深衣,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正义:“以余服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篇》把这种服装的制度与用途说得很详细:“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并说这种衣服“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给了它以很高的评价。实际上深衣是战国至西汉时广泛流行的服装式样。只是到了魏晋以后,由于它已被别的服式所取代,才逐渐湮没不彰,从而所谓“续衽钩边”等裁制法也使后人感到难以理解了。清·江永《深衣考误》一书中复原的深衣图样(图2-1),二百年来影响颇大,现代治服装史者,仍有人持以为据。然而江氏所理解的“续衽钩边”,只不过是在衣内掩一小襟而已,它和清代长衫中的小襟差不多,而与战国深衣的钩边却相去很远。
图2-1深衣
右。江永所拟深衣图样〔经原田淑人修订〕(1.背面2.正面3.打开前襟后,可见内部的小襟)左。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信期绣深衣(4、5.打开左襟6.打开右襟)
案《深衣篇》“续衽钩边”,郑注:“续犹属也,衽在裳旁者也。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钩读如鸟喙必钩之钩,钩边若今曲裾也。”正义:“今深衣,裳一旁则连之相着,一旁则有曲裾掩之,与相连无异,故云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郑以后汉时裳有曲裾,故以续衽钩边似汉时曲裾,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汉时的曲裾是什么样子呢?这在《汉书·江充传》中曾描述过:“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颜注:“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是《礼记·深衣》:续衽钩边。贾逵谓之衣圭。’苏林曰:‘交输如今新妇袍上袿,全幅角割,名曰交输裁也。’”《释名·释衣服》也说:“妇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而在江永的图上却看不出这些特点来。
到了清代中叶,任大椿于《深衣释例》中始提出新说:“案在旁曰衽。在旁之衽,前后属连曰续衽。右旁之衽不能属连,前后两开,必露里衣,恐近于亵。故别以一幅布裁为曲裾,而属于右后衽,反屈之向前,如鸟喙之句曲,以掩其里衣。而右前衽即交乎其上,于覆体更为完密。”任氏的说法很有见地,他指出深衣用曲裾拥掩,这同实际情况是相当接近的。惟任氏说曲裾反屈向前,却不无疏失。因为着衣服时裾当在背后。《方言》卷四郭注:“裾,衣后裾也。”《释名·释衣服》:“裾,倨也。……亦言在后,常见踞也。”考古材料中见到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深衣在战国时广泛流行,所以从这时周、秦、齐、魏以及中山等国的遗物中,都能发现深衣的踪迹[1](图2-2)。着深衣者有男子,也有妇女,但不论国别如何,性别如何,这种服式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幅向后拥掩的曲裾。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九件深衣,虽时代略晚,却提供了最明确的实证(图2-1∶4~6)。
图2-2北方各国的深衣
1.周玉佩(洛阳金村出土)2.赵国陶器残片(山西侯马出土)3.中山国银首人形灯座(河北平山出土)4.秦国壁画(人物只存下半身,咸阳3号宫殿遗址出土)5.齐国漆盘纹饰(临淄郎家庄出土)
深衣为什么要裁制出此类曲裾呢?这是为了解决上下衣相连属后出现的新问题而产生的新作法。因为汉以前,华夏族固有之服装中的内衣,特别是裤,还相当不完备。《说文》:“袴,胫衣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六:“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则胫衣即两条裤管并不缝合的套裤[2],人们还要在股间缠裈。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为了使这样一套不完善的内衣不致外露,所以下襟不开衩口。既不开衩口,又要便于举步,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用曲裾拥掩的服式。
上面所说的情况都是就中原地区华夏族的服式而言的。立国于江汉地区的楚,他们的服装式样又是怎样的呢?史称,西周初“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楚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其地位还和当时不太开化的鲜卑相当。西周末年,楚子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直到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仍然自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还把自己划在当时所说的中国之外。既然作为蛮夷之邦,楚服理应与中原诸夏有所不同。但检寻先秦文献,却没有哪一处提到过楚有什么独特的服制。《淮南子·齐俗》总括各族服装的特点时说:“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三苗和羌人的服制虽不知其详[3],但越人的装束文献中一再说他们是“鬋发文身”(《逸周书·王会篇》),“错臂左衽”(《战国策·赵策》),“越人跣足”(《吕氏春秋·本味篇》),“首不加冠”(《新论》);而楚服却不曾被这样描写过。不仅如此,相反,春秋时楚国君臣戴冠弁的记事屡见不鲜。《墨子·公孟篇》:“楚庄王鲜冠组缨,綘衣博袍,以治其国。”《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楚灵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舃”。同书《僖公二十八年》说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韩诗外传》卷七说,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有牵王后衣者,“后仡冠缨而绝之”。王曰:“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不知王后所绝冠缨者谁”。可见楚国君臣的装束都可以归入“中国冠笄”一类。到了战国时,从各地楚墓出土木俑的服饰来看,楚人已普遍着深衣。由于楚俑数量多,保存状况良好者不乏其例,因此在论及深衣制度时,楚俑比北方各国的遗物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材料。木俑中所见深衣的下摆,因为拥掩得比较紧凑,还不算太肥大;在楚墓帛画中所见者,其下摆却极为褒博,有一大片拖曳在背后,更显得雍容华贵[4](图2-3)。而战国时代男、女两式深衣的区别也只能借楚俑分辨清楚。长沙406号楚墓出土的男俑身上的深衣,其曲裾只向身后斜掩一层,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的女俑,其曲裾却向后缠绕数层,而且前襟下还垂出一枚尖角形物。男、女两式深衣的这种区别,西汉时依然沿袭了下来,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墓与江苏徐州北洞山崖墓所出着深衣俑,女俑之曲裾都缠绕得更繁复些[5](图2-4)。至于女式深衣下垂的尖角形物,在西汉俑上也可以见到,徐州米山出土者,后裾之下垂尖角两枚,其状很像“燕尾”,每一枚也正是上广下狭如刀圭(图2-5);这和男式深衣的式样是不同的。江充谒见汉武帝时所着之深衣,后垂两枚燕尾,被苏林讥为好像是新妇的袍袿,大约就是因为他故弄风姿,穿了接近女式的深衣之故。
图2-3楚帛画上所见深衣
1.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
2.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
春秋时楚服用冠笄,战国时楚服着深衣,反映出楚俗与中原实无大异。楚虽地处江汉,但楚人自称是颛顼、祝融之后,早在殷商时代,三楚地区就建起了像湖北黄陂盘龙城、湖南宁乡炭河里这类出土物与中原商器无多大差异的邑聚。西周初年的周原甲骨中又出现了“楚子来告”的刻辞。其后,楚人与中原的交往更为频繁,楚人华化的进程更为迅速。至春秋、战国时,楚人华化已深。虽然楚、夏语音有别,书体微殊,但语言文字是相同的。虽然楚俗尚鬼,但楚国思想家与中原人士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这只要看屈原《天问》中提出的“古贤圣怪物行事”等问题中,历数夏、商、周史实,而其主旨不外乎“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颂三王五伯之美武,违桀纣幽厉之覆辙”[6],便可得知。所以楚材可以晋用。楚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统一体中之重要的、生气勃勃的、然而又是有机的组成部分。曲裾深衣的楚士完全可以比肩于六国冠冕。问鼎周室,逐鹿中原的楚,是当时的文明大国。
那么,是不是楚的服装完全混同于北方各国,没有自己的地方特点呢?不是的。《战国策·秦策·五》说:“(吕)不韦使(秦公子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姚宏注:“楚服,盛服。”鲍彪注:“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悦之。”《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索隐引孔文祥曰:“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这两件事例相近,都是在干谒权贵之关键时刻用着楚服的方法引起对方的乡情而博得好感,因知楚服也有不同于北方各国的服饰之处。根据《叔孙通列传》的叙述,楚服是一种短衣。楚国的劳动者或穿短衣。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所出漆瑟之彩绘中的猎人,上身着短衣,下身光着腿[7](图2-6)。但同一彩绘中的乐工则穿长衣,贵族更是褒衣博袖。故公子异人与叔孙通在上述场合,大约不会打扮得如同彩绘中的猎人,因为那样就不成其为“盛服”了。所谓短衣应作别的解释。按《楚辞·九辩》云:“被荷裯之晏晏兮。”裯无疑是一种楚服。王注:“裯,袛裯也。”《说文·衣部》:“袛裯,短衣。”则裯既是楚服又是短衣,它也叫汗襦。《方言》卷四:“汗襦,或谓之袛裯。”清·钱绎《方言笺疏》说:“凡字之从需、从耎、从而者,声皆相近。短衣谓之襦,犹小兔谓之䨲,小鹿谓之,小栗谓之栭也。小与短同义。”他又认为通行本《方言》中“褕谓之袖”一语当校正作“褕谓之半袖”。可见襦本身短小,有的还是短袖。再看《释名·释衣服》所说:“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诗》谓之‘泽’,受汗泽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尔。”则这种上衣(裯、袛裯、汗襦、汗衣)“裁足覆胸背”,它的袖子一定相当短。裯字有直由切、都牢切两读。《说文》说裯字“从衣,周声”,则古音当依前读。从而可知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系有墨书竹楬“以一䋺衣见于君”之笥中所盛短袖的䋺衣就是裯[8](图2-7)。䋺、裯皆为幽部字,当可通假。马山1号墓出的这件䋺衣用红棕色绢地凤纹绣裁制,是用于助丧之缩小了的衣服模型,通长45.5、袖长13、袖宽10.7厘米。如折合成实用的尺寸,以衣长为80厘米,则袖长也只合23厘米许。南方湿热,穿短袖的衣服符合实际需要。《淮南子·原道》说,“九疑之南”,“短袂攘卷”。其实此风大约通行于江南。浙江湖州埭溪出土的人形铜鐏,就穿着短袖的上衣[9](图2-8∶2)。但是穿这种衣服能不能登大雅之堂呢?看来并不成问题。因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编钟之钟虡上的铜人,穿的也是短袖上衣[10](图2-8∶1)。编钟是宫廷雅乐,又是重器,钟虡铜人自应着盛服。曾侯乙墓虽然不是楚墓,但出土物带有浓重的楚风,研究者认为此墓当与楚墓并论,列入广义的楚文化范畴之内[11]。故可据此铜人以言楚服。公子异人与叔孙通穿这样的衣服谒见华阳夫人或汉王刘邦,应不失体统。此外《方言》还说:“裯谓之褴。”郭注:“袛裯,弊衣,亦谓之褴褛。”在《左传》中,宣公十二年和昭公十二年两次提到楚之先王“筚路蓝缕”以开发林莽。路即辂,筚路是用荆竹制的带有楚之特色的车。蓝缕即袛裯,是带有楚之特色的衣服。楚之先王乘筚路而着蓝缕,正表示他们与本地居民打成一片。训袛裯为弊衣,当是后起之义。如果认为楚之先王穿的就是“敝衣”甚至“破衣”[12],其尊贵的地位则将难以体现。从而可知,短袖的裯衣是有代表性的楚服,《秦策》与《叔孙通列传》所说的楚服当与之相近。
图2-4男、女深衣俑(1、3、5.男子2、4、6.妇女)
1.长沙406号楚墓出土2.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3、4.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西汉墓出土5、6.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
图2-5西汉女式深衣上所见“燕尾”(徐州米山西汉墓出土陶女俑)
图2-6漆瑟彩绘中的猎人(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
图2-7短袖的“䋺衣”(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
图2-8短袖上衣
1.钟虡铜人(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2.人形铜鐏(浙江湖州埭溪战国墓出土)
当然,楚人的服装在深衣、裯衣之外,还有各种直裾长衣,马山1号墓的出土物中就有不少实例。但由于这种长衣在北方也常见,马山出土者未见新的特点,这里就不作讨论了。
楚服中的冠则比较特殊。《左传·成公九年》记楚·锺仪被俘的故事说:“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注:“南冠,楚冠。”可见晋侯看到锺仪戴的南冠,就知道他不是晋人,证明楚的冠制不同于北方。但锺仪戴的南冠到底是什么式样,目前尚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在古文献中,另一种常被提到的楚冠是高冠。《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九章·涉江》:“冠切云之崔嵬。”王注:“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云也。”《说苑·善说篇》也说:“昔者荆为长剑危冠。”长沙所出的人物御龙帛画中的男子所戴的冠很高,上部呈“8”字形,或与所谓高冠即切云冠相近。但它和汉代的通天、远游、进贤一系冠式不同,在汉代很少见,只有洛阳老城西汉墓壁画中的武士戴此类冠[13]。然而前者在楚国文物与后者在汉代文物中均为孤例,其定名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无法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三种著名的楚冠是獬冠。《淮南子·主术》说:“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注:“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太平御览》卷六八四引《淮南子》作“楚庄王好觟冠,楚效之也”。许慎注:“今力士冠。”其文虽异,但獬冠和觟冠实为同物,它们都得名于獬豸或觟,这个名称应来自楚的方言,所以记音时用字或不尽一致。《魏书·崔辩传》:“(崔)楷性严烈,能摧挫豪强。故时人语曰:‘莫獬,付崔楷。’”其所谓獬,大约也来自同一语源,它含有刚直倔犟之意,楚人用它作为一种神兽之名。汉·杨孚《异物志》说“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冠”(《晋书·舆服志》引)[14]。汉·王充《论衡·是应篇》说:“觟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可见獬豸即觟,这种神话应源于古代的动物神判观念。而獬冠则应取象于獬豸的独角。汉·应劭《汉官仪》说:“秦灭楚,以其冠赐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兽,触不直者,故执宪以其角形为冠,令触人也。”则秦汉的法冠都是从獬冠演变而来。但在汉代的大量形象资料中,却始终未能找到戴这种冠的人像。目前所掌握的较清楚之一例,为敦煌莫高窟285窟南壁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图》中的法官所戴者,虽然时代去东周已远,但其冠前确有一角状物[15]。根据这一线索和《淮南子》许慎注认为觟冠即力士冠的说法再进行考察,又可知江苏铜山洪楼汉画像石中的力士所戴竖一角之冠当即源自獬冠的力士冠[16]。《淮南子》说楚王作獬冠后,“楚国效之”,可见它曾在楚国广泛流行。西汉时,长沙马王堆1、3号墓亦曾大量出土头顶立直棒的木俑,它们显然不够戴獬冠的资格,此直棒或代表力士冠。当然,这些问题一时难以论定,尚有待继续探讨。至于楚俑中常戴的扁平形帽状物,因为不是“持发”之具,所以不属于“冠”的范畴,按照当时的标准,此物只能称为帽。而古代华夏族重视冠、冕,帽是被人看不起的。《说文·冃部》就说:“冃,小儿及蛮夷头衣也。”楚俑中戴帽的这么多,倒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里的社会风尚毕竟有别于中夏。
从渊源上说,楚人着深衣系效法北方各国。但及至西汉,由于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故楚风流布全国;北方原有的着深衣之习为楚风所扇而益盛。出土的战国文物中还能看到一些着直裾半长衣与袴,接近于当时所称胡服的人像[17](图2-9),这时却看不到了。包括士兵、厮役在内的各种人物无不着深衣,虽然这些人的深衣较短,掩在身后的衣衽也较窄,但终归和直裾之衣不同。而在式样上更加翻新的是女式深衣,这时不仅将以前垂于衣下的一枚尖角增为两枚一组的“燕尾”,并添加飘带,形成了一套称为“襳”与“髾”的装饰。《文选·子虚赋》:“蜚襳垂髾。”六臣注:“司马彪曰:‘襳,袿饰也。
图2-9 铜人(山西长治分水岭韩墓出土)
髾,燕尾也。襳与燕尾,皆妇人袿衣之饰也。’铣曰:‘髾,带也。’”《汉书·司马相如传》颜注:“襳,袿衣之长带也。髾谓燕尾之属。皆衣上假饰。”[18]又枚乘《七发》:“杂裾垂髾。”傅毅《舞赋》:“华带飞髾而杂襳罗。”均对襳和髾着意描写。这种服装不仅在东汉画像砖上能够看到,而且在东晋时的朝鲜安岳冬寿墓壁画,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列女传图》及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彩绘、西安草场坡十六国墓出土陶俑,甚至到6世纪中叶莫高窟285窟西魏大统五年(539年)的壁画中还能见到[19](图2-10∶1~5),流行的时间极长。隋唐时,虽然因为服式发生大的变化,曲裾深衣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但在若干拟古的场合,唐代画师笔下的古装人物仍有穿缀襳髾的深衣者,如莫高窟334窟初唐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帐前之天女、莫高窟45窟盛唐壁画观音经变中现大自在天身之观音均作此种装束[20](图2-10∶6)。而当时若干盛装女俑所着蔽膝在两侧缀以尖角,亦可视为襳髾之余绪[21](图2-10∶7)。
图2-10襳、髾及其演变
1.河南新野出土东汉画像砖2.朝鲜安岳东晋·冬寿墓壁画3.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4.西安草场坡十六国墓出土陶俑5.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6.莫高窟45窟唐代壁画中的着古装者7.唐彩绘陶俑(传世品)
男式深衣的历史则没有这样长,东汉时,男子着深衣的已很罕见。画像石中的人物多着宽大的直裾长衣,应即襜褕。《说文》:“直裾谓之襜褕。”它虽然是直裾,但由于很宽大,所以与战国时的直裾半长衣之外观大不相同。《方言》卷四:“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褣。”褣为宽松下垂状[5]。《释名·释衣服》:“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亦着眼于其宽大。襜褕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当时还不认为是正式的礼服。《史记·武安侯列传》说田恬“衣襜褕入宫,不敬”。索隐:“谓非正朝衣。”东汉时却不然,《东观汉记》说:“耿纯,字伯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皆衣缣襜褕、绛巾,奉迎上于费。上目之,大悦。”[22]则到了东汉初年,襜褕在社会上一般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已非昔比。襜褕是从深衣发展出来的,所以它有时也被认为是深衣的一种。不过据《急就篇》颜注说:“襜褕,直裾禅衣也。”而禅衣又因“似深衣而褒大,亦以其无里,故呼为禅衣”。所谓似深衣,只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从具体式样上看,二者已没有多少共同之点了。
[1] 周玉佩,见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东京,1973年)。赵国陶器残片为山西侯马出土,标本藏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中山国银首人形灯,见《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秦国壁画,见咸阳市文管会等:《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齐国漆盘,见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 直到汉代,两条裤管尚多不缝合。有裆的被特称为“穷袴”,见《汉书·上官皇后传》颜注。又《礼记·曲礼》“暑毋褰裳”,“不涉不撅”等礼法要求,也是由于袴不完备,不得不有所防范而提出的。《墨子·公孟篇》甚至说:“是犹裸者谓撅者为不恭也。”则简直把揭开外衣和裸体等量齐观了。
[3]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戎子驹支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羌人亦属西戎,其衣服亦当不与华同。
[4] 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经科学处理后显示,画中妇女的深衣之下摆的两衽角在身后相交叉,底下的衽角上还画有楚俑衣上常见的曲折菱纹。或将底下的衽角视为“大地”(《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页93)、“魂舟”(《湖南考古辑刊》2,页167)、“龙舟之尾”(《楚史与楚文化研究》页314)等,恐均有可商。
[5] 长沙406号楚墓出土俑,见《长沙发掘报告》图版28。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俑,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页91。云梦大坟头出土俑,见《文物》1973年第9期,页31。徐州北洞山出土俑,见《文物》1988年第2期,页10。
[6]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
[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20、59、15、226,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8]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页24,彩版7,文物出版社,1985年。
[9]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图版80、89、90,文物出版社,1986年。
[10]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图版80、89、90,文物出版社,1986年。
[11]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页146,文物出版社,1984年。
[12] “敝衣”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破衣”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731,中华书局,1981年。
[1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20、59、15、226,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14] 原作“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衣字衍,兹删去。
[15]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01,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2年。
[1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图56,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20、59、15、226,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18] 对妇女袿衣上的襳、髾,注家的解释有互相抵牾之处。《史记·司马相如传·大人赋》集解引《汉书音义》“髾,燕尾也”,则仍以训髾为尖角形的燕尾为是。
[19]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01,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2年。
[20]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卷3,图78、132,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年。
[2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20、59、15、226,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22] 《北堂书钞》卷一二七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