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

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其中一部分和封建传统史学相比较，具有它新的特点。

两千年来，我国的史学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种类繁多。然而就史学体裁来说，封建史学著作的编纂方法，不外乎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体三大类，其中以纪传体最为重要，数量也最多，自司马迁撰《史记》开其端，继其后的所谓正史，即通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类此的著作，在编纂方法上就是采用本纪、列传、表、志的所谓纪传体，其中“纪”以编年，“传”以纪事，“世家”以分国录诸侯，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成为一种较完备的历史编撰方法，因而被奉为中国封建正统史学编纂历史的典型体裁。这种封建传统史学体裁表现的内容，即以帝王为中心，封建王朝为体系，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政权服务的。

自历史教科书刊行时，一部分从事于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新史家，受西方及日本资产阶级史学著作的影响和启发，摒弃了上述三种史学编纂方法，于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史学体裁之外，另辟新途径，采用了一种新的史学著作体裁——章节体。较早地利用这种方法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有普通学书室编《普通新历史》（1901）、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卷1903，中卷1904）、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储丙鹑《掌故时务教科书》（1904）等等。

这种章节体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的史学内容和特点出现的。如前所述，一部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和封建史学家不同，他们编纂历史教科书的目的，是在于据往事以推来者，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考察问题，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表达历史的进化情况。这就说明，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所要求记载的东西，和封建史学家所要求记载的东西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普通新历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开头几章是“地势”“人种”“区分时代”；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开头几节是“世界之初”“地之各洲人之各种”“中国种族之原”“古今世界之大概”，等等。这些课题，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内容。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明确指出：“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于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但是，“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即是说封建史学内容已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的需要，所谓“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欲成为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必须增加新的史学内容。梁氏一下就列举了二十多个项目，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阶级制度——贵族、平民、奴隶之别，何时发生，何时消灭？其影响于政治何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封建旧史学家们所没有涉及的，其内容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史学体裁中也是很难安排叙述的。因此，要充实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新内容，必须打破封建传统史学的旧习。横阳翼天氏在《中国历史》第一章“历史之要质”中指出“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这就是说，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们所没有接触过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纂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可见，章节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适应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需要而产生；其治史范畴，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逻辑范畴之内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为教学所用。它既要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又要表达历史进化的观点。这就迫使历史教科书必须文笔简要，叙事条理，以适合教学的需要。这种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也是封建史学的三大体裁所不能容纳和表达的。单就所谓中国封建正统史学的纪传体著作来说，司马光就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生不暇举其大略。”显然，搬之于教学是不行的。真可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然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各种繁富的史书来说，虽是简化得多了，但是它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最后灭亡，把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60年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按年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卷，也算是篇幅浩繁的著作，用于教学也是不适合的。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即指出了中国旧史籍浩繁，教科不足取之处。因此，要编纂适合教学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只能采用新的历史编纂方法、新的史学体裁，即用篇、章、节的办法来表达，或以接近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办法来表达。夏曾佑对自己编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陈庆年在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更明确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陈氏之言，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历史编纂学上转变、进步的客观需求。

再说，当时采用新的编纂方法来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具备了条件的。当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利用章节体方法编纂的史学著作，已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了，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如1899年樊炳清译桑原骘藏《东洋史要》，那珂通世撰《支那通史》，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等等，都已流传我国各地，并很快被一部分中国的进步史学家所采用。如普通学书室《普通新历史》即“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就原书增删取舍，以合于我国小学教科之用”。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说：“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今据以为本。”肯于用心学习新知识的夏曾佑，也是在西方尤其是日本资产阶级史学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下，学习资产阶级的史学编纂方法，用它来编纂自己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

当时的章节体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安排同类事件在一起叙述，各事件间的联系有所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建史学编纂方法的不足。然而，资产阶级史学方法的限制，给他们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原则性缺陷，其阶级局限性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外一面，章节体中国历史教科书摒弃了封建旧史学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这是我国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提供给当时大、中、小学堂的教学用书，凡编著的深浅程度，都按教授的对象而定，每章节的篇幅适宜。这种文字浅易明白的历史教科书，使读者易于阅读，易于理解，并且配合着历史教学，还出现了帮助记忆的历史歌诀、帮助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辅助教材。这是中国历史教科书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教科书具有上述新的特点，故刊行以后颇得好评。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又如有人读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使人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因此出版后很为学界推崇，直至1934年，商务印书馆还重版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这说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当时史学界，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总之，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为适应新兴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一部分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纂思想、内容及体例上，已经冲破了封建传统史学的陈套旧框，是中国封建史学转向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突破点。如果说中国近代的史学发展曾有过“史界革命”一说，那么，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刊行则是一次重要的实践。它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

（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