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注意历史系统，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

中国历史学发展到近代，由于受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史学影响，一些具有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也开始注意历史系统，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这种历史研究法，比较早地反映在一部分中国历史教科书里。

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把历史现象和本质对立与分割开来，不懂也不可能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不能透过历史现象而抓住它的本质。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只能做到“考其得失，以为龟鉴”的“资治”，或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垂训。这两者都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1899年，王国维在樊炳清译《东洋史要》“序”中首先批评了封建史学“殆无有系统”的一大通病。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他认为：“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二者其界斠然，然其不可无系统则一也。”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明确指出封建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区别有二：“前者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这就是说，封建史家们孤立地考察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的需要，必须在新的方法上加以改革，方可进取。因此，梁启超在继后的《新史学》一文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

王国维、梁启超等较早地从理论上划清了封建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界限，而一部分中国历史教科书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开始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使“新史学”理论附之于实。这从内容上考察大体表现在二大方面：一是求系统，一是注重社会历史的进化。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枢纽，而与中国有关系的部族和国家，“皆参附耳”。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

又如，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总论”中明确指出：“近世历史为一科学，序次事实不可无系统。”认为：“夫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因此，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观点，考察和分析中国古代史，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的本身，存在着因果关系。他说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以中国本部大势据为中枢”，“然他部沿革或与我涉，必宜编裁”。认为只有“以我国历史为枢纽，而以其余诸部为之参附，然则欲明中国历史”。他还根据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一是由太古至秦统一的上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时代”；二是由秦统一至唐亡的中古期，凡千百年间，由于“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颉颃，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势时代”；三是自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尤其是“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否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四是自清建国后的三百年间的近世期，因欧洲势力东侵，“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这种把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互相联系起来考察的研究方法，虽不能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顾及历史的总的情况，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

再如，当时颇有影响的夏曾佑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夏氏认为，历史和现状是有因果关系的，十分强调从历史中探求现实社会的种种迹象。他在该书第二编凡例中说：“本篇与前篇相同，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因此注重政权、民族、宗教诸方面在社会历史中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典范，一为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因为“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为了认真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衰时代，唐为复盛时代，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时代，清为更化时代，以表明历史的复杂变化及进化情况。

上述说明，当时的一部分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西方以及日本资产阶级史学影响下，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的进化情况，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著作来说，不能不说是具有创新意义；从史学史角度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的一大发展。一是它注意历史系统，按时间顺序安排同类事件在一起叙述，各事件间的联系有所增强；二是它力图依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变革情况来划分历史吋期，表述历史的进化。尽管这种分期没有也不可能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从这二点出发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了封建史学“殆无有系统”的樊篱，冠以全新的内容，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