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剧变与龚自珍、魏源提出的历史演进的新命题

龚自珍、魏源生活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正当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清朝统治在康熙、乾隆年间曾有过所谓“盛世”。至乾隆末年以后，早先掩盖在“盛世”表象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很快暴露出来，清朝统治随之陷入危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败不堪，贵族、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吏治败坏，贪污贿赂公行，政风污秽不堪。乾隆的宠臣和珅，因善于阿谀奉承，任军机大臣二十三年，威福由己，贪黩无度。“大僚特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靡饷奢侈，久无功。”上层大官僚越贪污挥霍，下层官吏越是凶狠地向民众剥削勒索。鸦片战争前夕，福建正直人士张际亮曾以饱含血泪的文字揭露地方官吏“贪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的凶残行径：“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来数日，胥吏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张际亮所沉痛诉说的是当日农村普遍的真实情景。还有水灾、旱灾频仍，农民更被逼得走投无路。正是在这种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蔓延鄂、豫、陕、川、甘五省，持续时间达九年之久，给清朝统治“痛深创巨”的打击。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北又爆发天理教起义，起义群众曾进攻皇宫，使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朝耗费巨额军费、资财。再加上鸦片走私急剧增加，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国内财政严重恐慌。在对外关系上，前途也充满危险，西方殖民者正在大举向东方扩张，早已看中了中国这块封建统治虚弱而又范围广大的市场，加紧策划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图谋。嘉道时期的清朝，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

龚自珍、魏源就是置身于这场对整部中国社会变迁史和学术发展史都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变局之中。当时封建专制统治腐朽颟顸，危机四伏，它扼杀新生力量成长，严重阻碍社会前进。龚自珍和魏源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言人敢于冒险犯难，置黑暗势力的重压以至仇视于不顾，“短刀直入”地将这黑暗得使人窒息的沉重铁桶捅开一个缺口，让熹微的曙光开始透进来，不畏艰险地树起理性思考和反映时代前进要求的进步观点的旗帜，与落后迂腐顽固的旧意识相对抗，因而引起历史观、哲学观一场意义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清代学术风气的变迁证明了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一个划时代的体系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乾隆年间，考证学曾经盛极一时，如今是社会危机深重、百弊丛生的局面，烦琐考证“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无益世事的积弊便充分暴露出来。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深层意义，是今古文经学地位的划时代变化。在封建时代，经学独尊，经学就是对于各个时期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哲学指导思想。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被奉为权威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过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当西汉时代，今文经学盛极一时；从东汉至清乾隆时期，则是古文经学处于尊崇的地位，今文经学则消沉无闻；自鸦片战争前夕至清末，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风靡于世。若只从学派门户之争来看待这些变化，那是太过表象和浮浅了，经学地位的变化，归其根本，是因为社会深层发生变化所决定的。西汉之后千余年中，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进程相对平缓，是维持已有的封建体制的时期，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唯古是从，重承袭轻创造，正好符合封建政治的需要。至鸦片战争前后，时代剧变，民族的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的变局，故重新需要阐释变易、变革的哲学。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进步人物对公羊学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恰恰反映了这种时代需要，从而导致晚清时期公羊学盛行的新的历史性变化。

梁启超曾根据本人亲历的晚清今文公羊学说风行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实践，高度评价龚自珍、魏源批判专制统治、倡导变革的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他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玮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和魏源对社会危机有敏锐的观察，他们尖锐地批判烦琐空疏学风，倡导学术经世致用，深刻地总结历史盛衰变化的规律，对于今文公羊学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提出了对世人具有重大启迪意义的新的历史变易观。

龚自珍精警地论述“世有三等”，并且预言“乱亦将不远矣”：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这是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以“治世—衰世—乱世”作为概括时代变迁的理论。龚自珍讲的“深于《春秋》者”，显指两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何休。董仲舒根据《春秋公羊传》的朴略言辞，初步概括了“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公羊“三世说”。至何休又予以发展，总结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公羊学家朴素进化史观，为龚自珍提供了极具激发创造力的思想资料，但他处于危机深重而又变化剧烈的时代，因而要求感觉敏锐的思想家做出理论的新概括、新创造。于是，龚自珍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保留了三世变易的理论模式，而改造其内容，另外从中国思想史上丰富的关于治乱盛衰变化的思想资料中加以总结、提炼，提出了“治世—衰世—乱世”这一新“三世说”，作为指导观察晚清历史变局的崭新的历史演进观。这篇名文《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就成为社会危机深重种种景象的一次“聚焦”。在举世昏昏然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感受到危机四伏，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为了唤醒人们而大声疾呼。龚自珍在文章结尾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行将解体的惨状：“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只有置身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之中，才会产生如此惨痛的感受！

推动龚自珍运用《公羊春秋》进行新的哲学创造的力量，是要为危机时代找寻出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纵观三千年历史的优秀史家，负有“忧天下”、“探世变”的重任。《公羊传》的变易历史观与《周易》“穷变通久”哲学观本来是相构通的，龚自珍更把二者糅合起来。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另一篇著名政论中，即由此而深刻地总结出变革是历史的规律：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

这是对面临“衰世”，“乱亦竟不远矣”，治国者将怎么办的回答。龚自珍从历史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他尖锐地指出：没有八百年不亡的一姓王朝，但是天下有万亿年不变之道，这就是死守祖宗的老办法必定灭亡！从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时代变了，老办法就弊端百出，再也行不通，众人要求变革的愿望和议论是无法抵挡的。所以他警告清朝当权者：不改革必将衰败、灭亡。与其不思进取、坐等灭亡，何如奋发振作，改革图强。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龚自珍对清朝当局还采取大胆诤谏的态度，希望执政者能够有所警悟，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发挥《公羊传》和《易经》变易哲学而得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大胆预言，恰恰被晚清历史前进方向所完全证实。

魏源同是今文经学的健将，他运用公羊学的变易哲学思想，指导研究现实的社会，总结历史的教训，得出了一套在嘉道时期极其难能可贵的进化发展和变革的理论。他从各方面阐述古今递变，社会越来越进步，泥古必败，人类应当以乐观进取的精神，大胆革除陈腐过时、妨害民众、妨碍社会前进的旧制度、旧办法等观点。他极其雄辩地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都在变，新旧代嬗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今的人、古今的物变化多么显著：“燕、赵、卫、郑，昔繁佳治；齐、鲁、睢、涣，古富绮纨；三楚今谁长鬣？勾吴岂有文身？淮、夷孰戎夷之种？伊川畴被发之伦？”榆树在古代是养老的上品，如今遇灾荒年才有人吃榆皮。古人穿衣用麻葛而无棉布，货币使用黄金而无银。丝绸产于睢水流域而江浙地区无有，现在情形相反，说明古今变化之大。因此他明确提出，对陈腐的旧例改革得越彻底，就越能给民众带来更大利益。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鞭。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鞭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根据多数人的愿望和事物演进的趋势变革旧制度，确立新制度，恰像江河归向东海那样是不可阻挡的！

由于龚自珍、魏源在历史变易的必然和时代的特点上站得比较高，因而他们对于当时弊端严重的吏治、选举、治河、盐政等项问题都提出了积极的改革主张，尤其可贵的是，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着眼于民族间的和好、安定，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提出解决的办法。龚自珍著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大臣宝公书》等名文，从加强边防、巩固国家统一出发，对边疆问题提出了切中肯綮的主张。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已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于今天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朝廷如何在新疆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因此龚自珍第一个明确提出新疆设立行省，他对新疆的经济、边防，以至十四个府州、四十个县如何设置，都有具体建议。龚自珍以对历史演进的高度洞察力提出这些策略、措施，同时态度又极慎重，他说《西域置行省议》一文“筹之两年而成”，“其非顺天心，究祖烈，剂大造之力，以统利夫东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议”。龚自珍于道光九年朝考时，针对刚刚平息张格尔叛乱这一事件，“胪举时事”，“直陈无隐”，批评清政府为了平叛远从二万里以外的东北调派军队，结果劳师靡饷，骚扰州县，“兵差费至巨万”，“故曰甚非策也”。因此建议加强伊犁索伦驻军的训练，以防备边疆地区再发生不测事件。他预言新疆设行省的建议“五十年中言定验”。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果然设立行省，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魏源同样以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和好的观点记载和论述边疆民族问题。在《圣武记》一书中以大量确凿史实，肯定康、雍、乾三朝进行的巩固统一战争的作用。《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载：准噶尔部噶尔丹竭力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兼有四卫拉特地，复南摧回部城部，诸国尽下之，威令至于卫藏，则又思北并喀尔喀”。在噶尔丹军事进攻下，喀尔喀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尽弃牲畜帐幕，分路东奔”。噶尔丹的军事扩张造成了严重后果，清朝中央政府当然应该加以制止。因此，康熙对噶尔丹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遏止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军事争夺，保持国家的统一。魏源还从人民负担减轻的事实说明国家统一带来的好处，这是更加进步的历史眼光。他说：

当准噶尔时，竭泽以渔，喀城岁征粮至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红花、缎布、金矿、铜硝、牛羊、猞猁、毡罽、果园、葡萄之税，折钱十万腾格，他城称是；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鳞次栉比，坚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虏劫。及两和卓木归旧部，虽减科则，而兵饷徭役烦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自为王人后，蠲苛省敛，二十而取一，回户休息更始矣。

从准噶尔“竭泽而渔”，大小和卓木“兵饷徭役烦兴”，“民脂殆竭”，到中央政府实行“二十而税一”，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统一对新疆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书中严肃批驳不利于国家统一的错误论调。有人将清政府对新疆实行开发和有效管理视为负担，称“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魏源对此予以批驳，强调要把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与以前“烽火逼近畿，民寝锋镝”的战乱时期相对比，指出这种人“狃近安，忘昔祸”，好了疮疤忘了痛。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污莱，长子孙，百无一反。”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圣武记》不但记载清代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同时更注重记载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最为突出的是详载曾经长期被迫在国外迁徙流落、饱受苦难百余年的土尔扈特部辗转回归祖国，和清政府立即予以接纳，动员各方面力量妥善安置的史实。在国外受尽艰难和欺凌的土尔扈特部两相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来了。《圣武记》中这些贯穿了进步的历史演进观点的记载，堪称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好教材。

鸦片战争发生后，魏源的历史演进思想大大向前发展。公羊学变易思想帮助他迅速地认识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1842年，他发愤撰成《海国图志》。这部著作标志着实现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历史性跃进，摆脱了旧的精神枷锁和顽固派的压力，第一次把中国面临西方殖民势力侵略的严重局势和世界的真实格局摆在国人面前，代表了进步的公羊学者在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开阔眼光和新的改革主张。魏源在书中首先是大声疾呼人们认识西方侵略的危险，奋起御侮图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他呼吁人们在战争失败、签订屈辱条约的严酷事实面前立即惊醒起来：“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去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他总结了沿海各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决御敌、以主待客、扼守海口内河、利用义兵水勇歼灭敌人等一套策略办法。其次，魏源对于反侵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和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具有信心。他认为，英国船坚炮利并不神秘，“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方各国视为平常”。中华民族经过学习，一定能迎头赶上，“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他强调必须立即抛弃闭目塞听、视外国为“夷狄”的旧意识，以熟悉夷情、设夷馆、译夷书，培养人材、筹划边事为急务。再次，尤为重要的是，魏源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鸿沟，回答了要保持御侮图强的信心，却又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承认侵略者比自己高明，承认西方制度文化比自己先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一复杂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起点。他用“天地气运之变”来概括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转变的空前大变局，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因此，他在呼吁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同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对于北美民主政体表示衷心向往，说：“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再次用气运说来表达他的预见：“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预见西方民主政治也终将在东方实行，取代封建专制，中西制度、文化有可能沟通、融合。这是儒家朴素理性精神和公羊学变易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演进趋势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预示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深远意义。因此梁启超高度评价魏源倡导了解外国、“师夷长技”思想的贡献，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