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有为糅合西方政治学说的新“三世说”
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中国学者历史演进观念产生巨大推进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事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刺激中国学者从总结现实“时”“势”变迁中寻找御侮图强之良策；二是，中西文化交流有显著的进展，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方著作译本、外国传教士的译著广为传播，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大大加快。加上有一批学人，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虬等，或是本人有亲到欧洲考察的经历，或是在洋务机构里任职、与外国人直接交往，因而对世界历史和时代潮流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在19世纪70—80年代，有王韬等人结合亲身观察提出的历史演进观，特别是至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为代表，把本土的公羊学派历史观与西方政治学说相糅合，创立了新“三世说”，作为认识历史演进趋势和发动维新运动的思想纲领。
王韬对历史的变化和变化的阶段性提出了新的看法。其《变法（中）》一文开宗明义，以此作为宣传变法的理论依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至今日……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王韬将历史的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上古—中古—三代”这三个阶段讲得过于简略而有些朦胧，可以理解为洪荒时代—野蛮时代—华夏文明确立时代；此后，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直至明朝，是专制皇权确立和统治的时代；明末以来，则是东西方文明接触，中国逐步了解世界，和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王韬的论述虽然尚不够具体和确切，但毕竟对几千年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和当今中国与世界联系加强的趋势，第一次作了概括，因而很有时代意义。在王韬之后，郑观应的《公法》、陈炽的《盛世危言·序》、薛福成的《变法》、陈虬的《治平通议·卷首序》中都表述了相似的观点。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教养》中，提出“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为历史演进第一阶段。至秦之后，“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生民涂炭”，“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历史演进的第二阶段。而至近世，西方格致之学东来，只有效仿西方，才能“庶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也”。在郑观应的历史演进三阶段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历代儒生所盛称的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陵替、人心浇薄的历史倒退论的影响；而经过前一次之否定和后一代否定之否定以后，经由向西方学习的路径，可以重新达到“盛治”的境界，这又凸显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时代主题。郑观应又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归结为“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的必然趋势，“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堪称是第一次向国人传播了全世界范围内由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这一历史演进三阶段论的观点。薛福成则强调晚清所面临的西方势力东来、中国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形势是古今未有之变局，这既是不可改变的法则性（“天事”）所决定，同时又昭示着发挥人的主观努力（“人事”）的时代契机和紧迫任务。他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推其所以启之者，有天事，有人事。”世界各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而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尽委之天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术以处之，然后不为气数所穷；事之在人者，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他强调总结历史演进的趋势要引起国人的警醒，发愤努力，挽救危局，以寻求国家民族富强之道：“自强之道，半系气运主之，是在中外上下，戮力同心，破除积习，发愤有为。”
上述王韬、郑观应、薛福成关于历史演进的论述，明显地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路线，即发挥儒家经典和其他传统思想中关于历史变易和政治变革的观点，并结合时代变迁的感受，作出新的概括，因而成为19世纪中国学者推进历史演进认识的中间环节。至19世纪90年代前后，康有为又将这一认识大大向前推进，由于其所作的论述更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特征，且又更具理论的系统性，因而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更加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康有为从青年时代起，便逐步形成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救亡图强的精神，这是他后来立志发挥今文公羊学的变易观、从事新的理论创造的重要原因。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他十八岁时即深受岭南著名学者朱次琦的学术旨趣和人品的影响，决心效法其师“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高谈空论”，从此树立了经世报国的治学和人生目标。次年，在西樵山结识京官张鼎华，尽知京师风气，大大开阔了眼界。于是舍弃考据帖括之学，时时取《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用心研读，“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有为生活的广东沿海地区，又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认识西方制度、学术的先进，并把大力吸收西学作为他构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游历香港，感于西方治国制度的先进，此后即“大购西书以讲求焉”，“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初步认识到欧美国家的制度，而且对于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有所了解，即为此后他糅合中西学理、阐发独特的历史演进学说奠定了基础。1888年五月，他因张鼎华多次邀请他到京师，于是赴京参加乡试。在京城期间，他感受到中法战争失败后时局的危险，认为中国若及时发愤变法，则尚有几年时间可以争取主动，以支持局面，否则列强再度侵略，就将万分危殆！于是先向最有名的公卿潘祖荫、翁同龢、徐桐致书责备，京师哗然，然后又发愤向光绪帝上万言书，请求变法。把持朝政的顽固派厌恶言变法，更无地位微贱的布衣上书言政的事，所以不但上书格而未达，而且因首倡变法而大受攻击。这次失败使康有为深受刺激，他鉴于国事日蹙的局势，决定选择创立新学说以影响大众的道路。离京之前，他致书好友沈曾植，尖锐地批判清代盛行的考据词章之学：“今之学者，利禄之卑鄙为内伤，深入膏肓，而考据词章，则其痈疽痔赘也。”而他所要创立的是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故云：“仆最爱佛氏入门有发誓坚信之说，峭耸精紧，世变大，则教亦异，不复能拘常守旧，惟是正之。”
1891年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学生最盛时达一百多人。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发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变易观和以经议政的特点，指陈国家形势的危险，变法的急迫需要，攻古文经学之伪，讲孔子改制之说，以及西学知识。梁启超曾讲述当日师生怀着救亡图强的忧愤心情从事教和学的情景：“（先生）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这也说明康有为的聚徒讲学，实则是从事构建维新变法的理论和培养维新人材。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刊行他所著《新学伪经考》。这部著作以其与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完全相对立的观点震动一时，形成为“思想界之大飓风”，上海及各省曾翻印五版。笃守古文经学的人物则怒而相攻，甚至朝野哗然。不久清廷即下令毁版。康有为树立起反对自东汉至清代学者们所尊奉的古文经传的旗帜，力辨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刘歆伪造古文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汉制造理论根据，湮没了孔子的真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当称“新学”。此书从辨伪、纠谬出发，对于一千多年来居于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施加总攻击。如言：秦始皇焚书造成六经亡缺，是刘歆之伪说，故意制造口实，欺蒙天下。秦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见于《史记》《汉书》者，并伏生、申公、辕固生、韩婴、高堂生计之，皆受学秦之前，其人皆未坑之儒，其所读皆未焚之本。秦禁藏书仅四年，天下藏书本必多，有多渠道流传至汉代，除官府所藏外，还有民间藏本。《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将要发生的一个信号，无论是康有为撰著的意图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远远超出学术辨伪本身。当时中国新旧两种社会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较量。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国家形势危如累卵，而清朝统治早已病入膏肓，民族的前途眼看被彻底断送。另一方面，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初步产生，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且随着西方学说的传入，中国旧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更加暴露。就在这样的新旧冲突、中西文化撞击背景下，爱国志士已经认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对旧势力展开攻击。对于病入膏肓的封建皇朝末日景象和根深蒂固的腐朽势力，必须以雷霆般的声势发动攻击才能动摇其根基。他认识到，首先必须引起社会上对原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产生怀疑、不满，才有可能发动一场政治变革运动。《新学伪经考》的刊行正符合于这一时代需要，所以为革新派人士热心地传布，同时又被顽固派所仇恨。康有为通过对古文经的怀疑和否定，进而公然怀疑和否定封建政治制度。他指责两千年封建腐败统治是由于“奉伪经为圣法”造成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他宣布自新莽以来二千年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以至任用宦官、人主奢纵、权臣篡盗，都是尊奉伪经而形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两千年专制统治和思想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为鼓吹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专制统治的愿望。”在学术上，《新学伪经考》和以后刊行的《孔子改制考》都开启了近代学者重新审查古籍的风气和治史方法，破除了封建时代学者“尊古”“泥古”“嗜古”的陋习。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形成，康有为的著作即为其思想前驱之一。但《新学伪经考》也突出地表现出康有为主观武断的学风，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即宣布是刘歆伪造。对此，梁启超曾批评说：“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而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后来古史辨派在考辨古史上有疑古过头的弊病，有时甚至玉石俱焚，这也跟接受康有为的消极影响很有关系。
1897年，康有为又撰成《孔子改制考》，次年刊行。梁启超曾比喻《新学伪经考》的著成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而《孔子改制考》的著成更是“火山大喷火、大地震”。前一书立意于“破”，否定恪守古训、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后一书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构成康有为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演进观念，并且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孔子改制考》的核心观点是：（一）认为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孔子撰著儒家六经，假托尧、舜、文、武而制订了一套政教礼法，是为“托古改制”，为后王立法。“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孔子是万世尊奉的圣人，改制正是其伟大之处，后人效法孔子改制变法，那当然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二）认为最得孔子精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书。孔子创立了“三统”“三世”诸义，处在“乱世”，向往“太平”。社会的发展，是远的、旧的必定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社会是越向前越进步，泥古守旧，必定败亡。孔子的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朝向共同目标的。“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主，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故此，不但六经皆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书，甚至资产阶级民主理想，都成为孔子早已树立的传统，那么实行变法，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就成为效法孔子的、完全正当的行动。康有为还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民主政治学说都糅合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儒家学说上面，都说是孔子所创。如说：“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制。”“儒是以教任职，如外国教士之入议院者也。”
康有为将儒家经典中的公羊“三世说”、《礼运》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与西方政治中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思想糅合起来，构成了解释社会历史进程的新三世说，即由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太平世（民主共和）。这一崭新而有系统的历史演进观念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时代的需要，指导人们观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前进的方向，因而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并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动。戊戌维新距今已有百余年，时过境迁，有的人觉得对此难以理解，或简单地归结于康有为善于附会。实则，公羊学的朴素历史进化观与西方政治思想能够相糅合，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决非某一个人之学风特点可以使然。中国历史行进到19世纪最后十年，已紧迫地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求出现质的飞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有初步的发展，要求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外交上列强环伺，企图对我蚕食鲸吞，甲午战争以后形势更加险恶，国家被瓜分的惨祸就在眼前，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必须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改革腐朽的政治，跟上世界潮流，建立民主政治。中国社会要求有变革的哲学思想，要求有掀起政治上改革运动的理论武器，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势力又那么强大，旧的传统观念又是那么根深蒂固，进步力量为了进行斗争，必须找到既对正统地位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的思想学说，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公羊学恰恰是这样一种可以利用的思想武器。戊戌维新派利用和改造它作为宣传变法的理论，实具有最深刻的时代必然性。公羊学阐发历史演进的变易性和评论时政的特点正好在政治上符合时代的需要，所以显示出所向披靡的力量。由于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思想体系从17、18世纪起落后于西方，理学空谈、烦琐考据、科举制度、专制观念等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社会进步。必须在历史转折关头总结出新的命题，并且吸收西方先进学说，形成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动一场政治上的变革。传统思想中，既有落后、陈腐的东西造成重负，又有新生的萌芽蕴含其中，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以经议政，就是具有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因而自龚自珍、魏源以来，就一再用对时代变动的新鲜总结为之注入新的生命，至康有为而达到高峰。
戊戌前后几年中，康有为还撰有：《春秋董氏学》（1896）；《礼运注》（1897）；《中庸注》（1901）；《论语注》；《孟子微》；《大同书》（后三种均撰著于1901年至1902年）。这些著作都阐释了共同的历史演进观，即大力改造公羊“三世说”，将之发展成为由封建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康有为于1891年至1895年间已经形成早期大同思想，至此又向前发展，《大同书》不仅表达了康有为设想经由废除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方案，而且又向前跨进，描绘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晚清学者探索历史演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