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记

今年二月，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吴怀祺教授。吴教授告诉我，几年前，他曾与瞿林东同志一起采访过我父亲刘大年先生。他对那次谈话的印象很深，他记得录音整理稿曾寄给我父亲。父亲回话说，想修改一下后再发表。可后来就再未提此事。吴教授说，当年的录音还在，找出来后他会交给我。最近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那份录音整理稿。上面有父亲用铅笔做的一些记号，但显然还没有做认真修改。父亲将此稿搁置未改的原因无从知晓。但从采访的时间看，很可能是因为第二年（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父亲身为抗日战争研究会会长，正在忙于相关活动的组织工作，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并连续撰写几篇长文，因而当时没有精力认真修改录音稿，以后也就放下了。

尽管稿子不是经父亲修改后的定稿，但里面讲到的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史学史的看法，都是他在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中外历史现象的哲学思考。至于这些看法的正确性，如他以往对自己发表的见解的态度，任人评说。

今年12月28日是父亲去世四周年，感谢《史学史研究》惠允发表此稿。

刘潞2003年7月16日

（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