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风光:厚积薄发开创新纪元
西汉盛世简表
提起汉朝,我们身上深深地打上了她的烙印。绝大多数中国人常说“汉语”,写“汉字”。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评论:
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哈佛中国史》指出:从战国到汉朝出现了“国家在概念上的转变:从一个古老的、基于祖先崇拜的、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变为以君权为绝对中心的、划分疆域的国家,再变成一个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面向世界的帝国”。维克多·瑞布里克认为:汉朝“就其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以人口数量而论,汉帝国是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国家”。
不过,有一点千万不可忽略:“庶事草创”的汉王朝制度基本上承袭秦制,这点是中外史家公认的。问题是,《哈佛中国史》指出:“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作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考古学和文献材料证明,这些批评都属于服务于汉朝利益的政治宣传,与秦的政策或它的灭亡没有关系”。
李零还风趣地说,汉初“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秦始皇是个出气筒”。
其实,历代官修史书只能将信将疑,切不可以为“野史”不可信而官史才可信。鲁迅甚至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野史。自古以来,无数学者做了大量辨伪工作,但仍然远不能说今天所看到的历史完全真实了,也不能说历史造假没人干了。南怀瑾也抱怨:“光读正面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内容不太靠得住;而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却往往是真的。”这话绝非戏言。
且说刘邦原本是个粗人,当上皇帝难免得意忘形,但他有一个帝王非常难得的优点:虚心。陆贾是个书生,像孔子当年一样进言礼乐治国,刘邦不屑一顾骂道:“老子骑在马上打下的江山,跟诗书有个屁关系!”陆贾的口才显然比孔子好,反驳道:“如果秦统一天下后行仁义,陛下您怎么能够得天下?”刘邦一下怔住了。接着,陆贾写了一系列建言,重点总结秦始皇所作所为的教训:
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在总结秦始皇“有为”之害的基础上,陆贾推销“黄老思想”。黄老之学始于战国,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并兼采阴阳、儒、法、墨等诸家观点,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陆贾描绘“无为”的前景:
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陆贾这些话说到刘邦心坎里去了,他随即接受“黄老思想”,采纳“无为而治”国策。当时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等,也都“好黄老之术”。刘邦死后,他的妻子、儿子们都不错,萧规曹随,继续奉行“无为而治”国策。
刘邦儿子刘盈继位,即惠帝。刘盈有父亲那批能臣辅佐,继续推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刘邦后期,为对内平定叛乱,对外迎击匈奴,增加了一些赋税。现在内外已平定,刘盈便取消增加的赋税,恢复十五税一。鼓励农民耕作,对于耕田能手还免除其徭役。为增加人口,督促民间女子及早出嫁,如果到15岁还不出嫁,要征收5倍的算赋(即“人头税”)。秦时除了官府之外民间一律禁止藏书,刘邦基本上继承秦制,包括“挟书律”。刘盈废除这一法令,使长期受压抑的儒家和其他思想都开始活跃。可惜,刘盈在位仅7年便早逝。
刘盈死后,吕雉立刘盈的儿子刘恭为少帝。吕雉是刘邦的正妻,她虽为女人却很有谋略,早年为刘邦造反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刘邦驾崩,刘盈继位后尊吕后为皇太后。因刘盈仁弱,实际朝政由吕雉执掌。刘盈儿子刘恭因生母被吕雉所杀,颇有怨言。吕雉便杀刘恭,立刘义为帝,但“号令皆出太后”,以致《史记》竟然不设惠帝本纪,而设“吕太后本纪”。
吕雉先后掌权达16年,她认真贯彻执行刘邦的遗嘱,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继续奉行“无为而治”国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方面均取得进一步发展,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当政时期,税赋很低,刑制由野蛮转入文明,被誉为“文景之治”。刘启后期,尽管人口成倍增加,有的地区增长四五倍,各郡县粮仓还是满满的,只好露天堆放,中央粮库多得发霉。皇家马苑的马多达30万匹,百姓的马满大街小巷都是,如果骑母马出去聚会还会觉得丢脸。国库存钱太多,以致串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
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盛世并不是没有隐患。
秦朝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由分散的氏族、部落联盟向统一的奴隶制政权过渡,统治面积比当时中原还大。他们时常南侵,宣称是夏王朝的后裔,因而也拥有中原的股份。在那冷兵器时代,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地区的战斗力处于天然劣势,只能被动地筑长城。能消灭六个诸侯强国的秦始皇,却不能灭匈奴。战胜暴秦和项羽的刘邦咽不下这口气,亲自统兵30万迎敌,没想到中计,被匈奴大军包围—东面一色青马,西面一色白马,北面一色黑马,南面则一色红马,十分壮观,但刘邦无心欣赏,望而生畏。汉军被围7天,饥渴难耐,且不适应北方气候,手指头被冻掉十之二三,弓都没法拉。刘邦只好重金收买匈奴单于的妻子,乞求放一条生路,捡回一条老命。从此,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敌人变亲戚,60年间嫁过去7位公主,还有无数的粮食和丝帛等嫁妆。如此把一个又一个大美女往草原里送,而不能像特洛伊一样为美女不惜血战10年,其实那是挺无奈的。
汉文帝刘恒与匈奴单于和解,称兄道弟,派使者互访,签订条约明确长城以北为单于的“引弓之国”,长城以南为刘恒的“冠带之室”,随后又3次和亲。但好景不长。匈奴反复无常,和亲换来的和平是不稳固的。如前148年匈奴入侵燕地,前144年又入侵雁门、上郡,汉军战死2000人。上郡太守李广率百骑出击,遭遇匈奴数千骑,巧使一计才将敌击退。如何才能永久和平呢?
汉武帝刘彻叹道:“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他看到了盛世中的隐患,“和亲”中的威胁,决心大改革,为后世留一个更好的基础。他干得惊天动地,鬼哭神泣。千古帝王从来没人用过自己的“年号”,他一来就开创“建元”年号,让后世皇帝为年号绞尽了脑汁。
刘彻击败了匈奴,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被誉为“汉武盛世”。他耗空了“文景之治”的成果,但晚年以“罪己诏”华丽转身,为下任改革中兴铺平了道路。继任的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更是努力缓和社会矛盾,平定西域,又创造“昭宣中兴”。三个盛世紧相连,千古少有。
前136年是西汉立国70周年。这一年是“建元五年”,倒是风平浪静的样子,以致《资治通鉴》上只留下这么两行:“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夏五月,大蝗。”总共才20来个字。但这如同浮在海面上的冰山,水深处还大得很呢!刘彻于此前5年(前141年)继位,现年20岁,此后49年(前87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