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叹：“孔子的笼子”2.0版
礼崩乐坏
周公原创版“笼子”虽然设计完美，但因为缺乏某种更重要的材料，实际效果显然很有限。周公还没死，“三监”就蹿出“笼子”，公然勾结前朝残余叛乱。成王死后其子姬钊继位，即康王，两人总共统治40多年时间，被誉为“成康之治”，受到儒家千古推崇。可是，成王、康王就不太愿受“礼”的约束。陈雪良《春秋史》写道：
周公旦还政于成王以后，成王到了新建成的洛邑城，它比起陈旧的丰镐来当然是另一番景象。成王从洛邑回都后，不谈民生，不谈治国方略，而大谈洛邑风光如何绮丽，美女如何妖艳，饮食如何可口。
周康王晚年也不愿受约束。《诗经》第一首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关雎》，大家觉得尽善尽美，殊不知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正是康王。康王后期像商纣王一样沉湎女色，疏于朝政，盛世不再。这不是个案，明君难终几乎是所有王朝的痼疾。再说康王绝不是最糟，此后的周王无不更糟，一个个为所欲为地横行，导致“国人”造反，将厉王赶到一个养猪的地方去了，幽王则直接被杀。
天子都不愿受“笼子”的约束，诸侯会愿意吗？儒家经典只有鲁国保存比较完整，但鲁国并非“理想国”。世人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如果仅指周礼之典籍是不错，但想象鲁国人行周礼尽是君子，那就大谬了。鲁武公曾带两个儿子朝拜周宣王，宣王很喜欢其幼子姬戏，要立为鲁国太子。大臣反对，说废长立幼不合礼。宣王坚持立姬戏。后来姬戏（鲁懿公）继位，他哥哥的儿子不满，起兵弑君篡位，宣王又将其杀了，改立懿公之弟。从此，诸侯国弑君的事时有发生。鲁国后来也侵略成性，陆续吞并周边多个小国。
天子不愿自律，诸侯闯出天子的“笼子”，家臣也不愿老老实实蹲在诸侯的“笼子”里。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的也是鲁国。庆父姓姬，正宗的“国姓爷”，官至上卿，却与其嫂鲁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无子，他密谋立哀姜妹妹之子为鲁公继承人，引发一系列内乱。庆父终究会死，不追杀也终有死的一天，鲁难却迟迟未已，天下之乱没完没了……
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宛如一群调皮的男孩，整天打闹。受欺负的诸侯到周天子那里哭诉，可是周天子瘫痪在床，一脸无奈：“这些孩子我也管不了啦！你看我自己家里也给他们弄得乱七八糟！”
既然家长管不了，顽童们自己变着花样玩。张三无理取闹，李四王五几个结成盟友，共同对付张三；李四也变得不讲理了，张三王五几个又结盟对付李四……这时，刚好文字开始普及，于是出现“盟书”。盟书内容不限于政治军事，涉及诸侯国方方面面。那么，盟书的效果如何呢？
你孩提时代发的誓，几回当真过？柏杨讥讽道：那些“盟誓文字太美了，美得像一首诗，所以不能在实际政治中实行”。盟书跟礼制一样约束不了诸侯们的野心，“梯子”上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都蹿出“笼子”，搅得烽火连天，血流成河。于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纷纷登场，谋划新的对策，百家争鸣……
克己复礼
孔子给这个乱世开具的药方是“克已复礼”—只要统治者自律，恢复周公时候的礼制，天下就会太平。换言之，只要大家都回各自的“笼子”，“梯子”就会井然有序。
孔子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笼子”的重要作用。季桓子准备侵略别国时，孔子严厉责备身为季氏家臣的两位学生：“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他明确主张对权力“约之以礼”，并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具体要求。孔子非常有信心，公然声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就将礼崩乐坏的现实变成周公时代那样的盛世，像现代官员竞选演说一样振奋人心。
鲁公曾经采纳孔子的政见。礼制规定大夫的城墙不得超过标准尺寸，可是三桓都超过了，孔子命令将超出部分堕了，他们居然武力抵抗，引发内战。鲁公失望得很，只好让孔子走人。孔子不甘失败，到国外去寻求实现理想抱负之地，可是一连十几年走了十来个诸侯国，落得跟“丧家狗”一样狼狈。不得已，他只好回家编书直到去世，将伟大理想托付后人。
孔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不愿回礼的“笼子”。孔子到卫国最多，卫灵公及其美丽的夫人南子对他最好。因为南子风流名声欠佳，公子蒯聩弑母。灵公去世，本当由蒯聩继位，因他逃亡在外，只好由他的儿子辄继承。孔子却建议说：灵公去世，蒯聩是卫国公室里的长辈，君臣父子这名分不可颠倒。辄直接继承祖父的君位，在礼制上说不过去。所以，当务之急是请蒯聩回来为君，辄退回太子之位。假如你是卫出公辄，你会采纳孔子这建议吗？后来的李隆基、赵构们作了回答。
孔子生前最大的成功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孔子逝世后，学生不仅为他守墓，回忆整理《论语》，更重要的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学生们冷静检讨老师失败的原因，认为时过境迁，再像孔老师那样对周礼“述而不作”显然不行。孟子晚孔子近两百年出生，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并像孔子一样游历列国20多年，推销不出去便回家讲学。后人将他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
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有好些不同。孔子仁政的出发点是君王，强调“君君臣臣”；孟子的着眼点是民，强调“民贵君轻”。这就是说孟子试图对“梯子”的排序规则加以改革，许多帝王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朱元璋忍无可忍将孟子“鞭尸”。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从个人说辩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威利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说：“原本孔子这个贤人只在战国时代齐国等一部分国家受到大肆赞扬，而在其他国家而言多是讽刺或部分褒扬。”齐国第一个称王的齐威王，他的祖先田氏曾经与孔子一起编过《春秋》，为了抬举田氏，将孔子“定义为天下第一圣人，然后借孔子之口讲述历史的规律并预言未来的王者”。到了汉代，孔子地位飙升，但仍然次于周公，常以“周孔”并称。再后来，孔子地位就超越周公了。
尽管儒家享尽盛誉，却没能挽救春秋战国持续500余年的乱局，最后是信奉法家的秦始皇收拾了烂摊子。秦国人既不指望那些美丽的外交盟书，也不迷信古老的“周政”，而是选择法家，全力改革自己，不断创新。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许田波著有《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研究为什么中国出现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一直保持多国的均势状态，结果认为：
秦能统一中国，是因为它实施了全面的“自强性改革”，采取各个击破策略和不择手段的计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争霸国相续失败，因为它们采取的是“自弱型权宜措施”而非“自强型改革”。
富有戏剧性的是，最后六强国面临秦国带来的灭顶之灾，他们的对策自然是联盟，可仍然搁不下眼前私利，面和心不和，竞相叛盟贿敌，而不能真正团结一心抗秦，终被各个击破，无一幸免。周王室挣扎到前256年，最后一任周王姬延面对秦军入侵，亲自号召组织国际联军，没想到只有五六千人响应，又缺粮饷，根本没法上阵，不得已自行解散。因为国人纷纷索债，姬延躲到一个高台上不敢露面，最后让秦兵捉拿，彻底灭了周王朝。
秦与周原来都在今陕西，后来各分东西，500年后又合在了一起。据《史记》记载，这是道家太史儋早就预见的奇迹，他曾对秦献公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当然，这只能付诸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