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

——周作人《童话研究》（1932）

中国现代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周作人（1885—1967），曾明确指出童话的重要性，他认为，探寻文学起源，应该从童话民歌中追求答案。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长河中，童话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支流。童话也是中国东北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侵略并不能割断文学的源流。东北沦为殖民地之前的童话概念，也必然影响着这一区域后来的童话创作。因此，要探寻伪满洲国童话的面貌，须从20世纪初中国“童话”的概念与内涵开始。

“童话”这个名词从出现至今，一直处于流变之中，以至于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公认完美的定义。“童话”在中国的起源，始于1908年11月清末目录学家孙毓修（1871—1922）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丛书，这是中国第一套以“童话”命名的书籍。对于“童话”的定义，主编人孙毓修在《初集广告》中指出：“故东西各国特编小说为童子之用，欲以启发智识，含养德性，是书以浅明之文字，叙奇诡之情节，并多附图画，以助兴趣；虽语言滑稽，然寓意所在必轨于远，阅之足以增长见识。”从编著人的定义看，“童话”仍与“小说”概念模糊在一起，“为童子之用”界定了受众，其后都是在解释童话“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这说明童话概念被引进中国之初，就与“智识”“德性”的教育联系在一起。

周作人是中国童话研究的先驱。1913年，他提出“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点明了童话是最接近儿童思维的文学。在另一篇文章《童话略论》中，谈及童话的概念，他认为“童话（Mä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这种概念互相渗透包容的解释，展示了童话起源和定义的复杂。该文中，周作人还提出了“童话之应用”，阐述了童话对于儿童教育的意义和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的翻译成为一种热潮。1922年，文学史家郑振铎（1898—1958）在上海创办的《儿童世界》杂志，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童话被作为该杂志一个重点推介的栏目。这一时期，在鲁迅（1881—1936）、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1894—1988）等知名学者的推动下，大量来自英国、俄苏、法国、德国、意大利、波斯等国家的童话——如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普希金、爱罗先珂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

童话概念的研究如影随形。1922年1月9日至4月6日，周作人与当时一样热衷研究童话的文学史家赵景深（1902—1985）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对童话的起源、概念及内涵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周作人明确提出了“教育童话”这一概念：“近代将童话应用于儿童教育，应该别立一个教育童话的名字，与德国的keinder—Märchen相当——因为说‘儿童童话’似乎有点‘不词’。”他们还讨论了“童话”作为外来词，在各种语言中的对应物，试图确定“何为童话”。

“童话”初现中国之时，很难界定它的概念的范围，英语世界里代表神话的“mythology”、代表传说的“legend”、代表民间故事的“folktale”、代表仙子仙女故事的“fairytale”、代表寓言的“fable”、代表奇幻故事的“Fantasystory”，在中文里都可能被译为“童话”。而童话其他的传入语种，俄语里“Сказка”、朝鲜语里“동화”、德语里的“Märchen”、北欧的“Saga”等等，也可能被统称为童话。对此，周作人写道：

童话的训读是Wanabenomonogatari，意云儿童的故事。但这只是语源上的原义，现在我们用在学术上却是变了广义，近于“民间故事”——原始的小说的意思。童话的学术名，现在通用德文里的“Märchen”这一个字，原意虽然近于英文的wonder—tale（奇怪故事），但广义的童话并不限于奇怪。至于fairytale（神仙故事），这名称虽然英美因其熟习至今沿用，其实也不很妥当，因为讲神仙的只是童话的一部分。而且fairy这种神仙，严格的讲起来，只在英国才有……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在探讨童话在各国不同的名称，事实上则是纠结于童话的概念与内涵，展示了童话与民间故事、小说、神话、神仙故事等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关联。

1927年，赵景深在其著作中，再次探讨了童话的概念，他的观点中明显引用了周作人在1922年的理论：

那么用“童话”两字好不好呢？这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望文生意（义），不妨说：“童话者，儿童所说之语言也。”甚至有人把吕新吾的《小儿语》也当做童话，孙毓修把儿童小说也包了进去，这样，童话又成了叙述儿童生活的小说了。……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始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和《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称可说是完全确定了。“童话”两字既成术语，而中、日又同文，所以我觉得用“童话”的名称比英文的菲丽故事和德文的神怪故事都好。这是理由一……原始人类知识浅短，思想简单，儿童也是如此；原始人类分不清人和动植物，儿童也是如此；原始人类信仰鬼神，儿童也是如此……总之，儿童就是原人的缩影，当然童话也就可以算作原始社会的故事了……这是理由二。

赵在分析了童话的内涵后，给出童话是“从原始信仰的神话转变下来的游戏故事”的概念，这一说法很容易混淆神话、传说与童话的区别。于是他在1929年的《童话学ABC》中，阐述了“什么不是童话”，提出“童话不是小儿语”“童话也不是小说”“童话也不是神话”这三个“不是”，最后给童话下的定义是“童话是原始民族信以为真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简单而明了的说，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

然而这些定义依然边界模糊。原始人信何物为真无法考证，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又多而繁杂。事实上，即便是“童话”词源地日本的作家学者，这一时期对童话的定义也涵盖广阔。1935年，日本现代著名童话研究学者松村武雄（1883—1969）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们的所谓“童话”之中，包括幼稚园故事、无意义谭、滑稽谭、寓言、神仙故事、神话、传说、历史谭、自然界故事以及时事谭等等。在这一点上，是和欧洲从前狭隘的立场——童话只限于所谓神仙故事（Märchen, Fairytale）——相反而与近时的倾向——将给与孩子的一切种类的故事都包括在内的广大的立场相一致。

由上可见，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童话概念，并没有将寓言、神话、神仙故事、传说等加以区分，而将“给与孩子的一切种类的故事”都归于童话，甚至连历史、时事都归于其中。这类著作以及宽泛概念下创作的日本“童话”，经过翻译流传于中国，无疑使得童话的概念更加难以界定。

而在中国1936年版《辞海》上，对童话的定义如下：“特为儿童编撰之故事。大抵凭空结构，所述多神奇之事，行文浅易以兴趣为主。教育上用以启发儿童之思想，而养成其阅读之习惯。”这与松村武雄宽泛的“故事概念”并无二致，凡是“为儿童编撰”而“凭空结构”的“神奇故事”都可以是童话了。而且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再次强调了童话在“教育上”的意义。

这种重视教育意义的童话概念，必然影响着中国东北地区的现代文学创作。正如《东北儿童文学史》中在评价东北现代文学中童话萌芽时写道：“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东北儿童文学园地还出现了童话、寓言故事及理想小说等富于幻想色彩的儿童文学品种。童话及寓言故事大多以动物为主人公，而且故事中含有明显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