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达成这种大业的序幕，覆灭世界共敌，起建共荣的世界的工作者，献身者们，正是在东亚新秩序下活动着的少国民们。

——何霭人《儿童文化的创建》（1943）

1943年12月，任职于教育部门、活跃于各大报刊的何霭人，发表了这篇《儿童文化的创建》，文中号召培养儿童文化的文化人，建立“满洲儿童文化”，还全文引用了“日本少国民文化协会”的“协会条款”作为参考。文中所谓的“大业”，作者前文写明是原首相林铣十郎（1876—1943）在1942年“第一次日满华兴亚大会演说”中提到的“大共荣圈的，新秩序的世界”。此时正值日本深陷太平洋战争第3年，战略物资和后备军力都开始出现颓势，需要培养“高度国家观念的青少年”，参与建设，献身战争。同时，在伪满洲国的文学世界，随着殖民者的管控越来越系统而严密，文学创作的空间也越来越艰难。

从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东北光复（1945年8月15日），伪满洲国文学随着时局变化而为不同的政策所束缚、左右。特别是《思想对策服务要纲》（1940）、《艺文指导要纲》（1941）的相继推出，使伪满洲国文学界陷入紧张与恐怖的气氛之中。而童话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勃发式的发展，呈现出一片小繁荣的景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伪满洲国殖民者对“少国民”文化发展的要求，以及利用童话进行“国民教育”的政策使然，他们培植或鼓励了一批童话作者进行童话的翻译和创作，以此创造符合殖民政府“官方意识”的作品；另一方面，一些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开始自发地进行童话创作，他们或书写童话为儿童提供课外阅读的内容，或利用童话的幻想性、虚构性和隐蔽性，将一些无法在小说、散文中表现的现实内容，移植到童话之中，以对抗殖民者严格的文艺审查。这让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征，这些作品水平参差，题材广泛，现实与虚幻并存，对“王道乐土”的建构与解构同在。在一些“主流刊物”中，童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翻译和原创作品的刊发数量也相当可观。

《盛京时报》于1937年2月开始连载日本童话《一太郎》，此后至1945年，刊登了翻译吉田弦二郎、池田政原、宇野浩二等多位日本童话作家的作品，另有中国作者原创童话数十篇；《大同报》在1938年至1941年间，仅翻译的日本童话就刊登了《为朝和北条》《难船》等多篇；《华文大阪每日》自1938年创刊以来，也经常刊发翻译和原创的童话故事，尤以1940年前后为多，直至1945年1月仍在讨论童话和儿童文学问题；1942年后，《新满洲》和《麒麟》对童话创作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大力推荐；另外，《弘宣》《满洲学童》《妇女杂志》（沈阳）、《新青年》（沈阳）、《同轨》《大北新报》等刊物，也都在这一时期刊载了数量不等的翻译或原创童话作品。

伪满洲国原创与翻译童话集的出版也集中在这一时期，原创童话集有杨慈灯所著的《童话之夜》（1940）、《月宫里的风波》（1942）、《小人物的童年》（未见）、《淡黄色的乐园》（未见）；李蟾（李光月）所著的《秃秃历险记》（1945）；杨絮所著的《天方夜谭新篇》（1945）、心羊所著的《三兄弟》（1945）等。翻译作品集有顾共鸣译的《老鳄鱼的故事》（1942）、季春明译的《风大哥》（1942）、黄风译的《天方夜谭》（1942）、《安徒生童话全集》（1942）、似琮译的《梦里的新娘》（未见）等。

我们仅以1936年至1939年间创刊的伪满洲国官方杂志——《弘宣》为例，查看伪满洲国殖民中后期“官方植入式”童话创作的题材与主旨，探究殖民者为何将童话作为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而这正是童话得以阶段性流行的客观推动力。

1937年11月15日，《弘宣》创刊于长春，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发行的官方刊物，创刊初期为半月刊，封面“弘宣半月刊”的刊名为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题字，显示着它“政府喉舌”的地位。《弘宣》杂志创刊之时，距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仅数月，因此，它的诞生本身就承载着诸多宣传方针的考虑，其创刊号《卷头言》证明了这一点。《弘宣》十分重视宣传功效，甚至认为“与交战国之胜败利钝，恒以宣传之巧拙而定”。

1938年第11期《弘宣》的一则《卷头言》，更指明了其“端正”国民思想，灌输王道精神的宗旨：“当此非常时局之下，振作国民精神，乃急而不可容缓者……我国本以王道精神为对象，振兴王道精神，即所以振兴国民之精神，使国民全般对王道精神，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是目下最重要之急务。”如前所述，在直接枯燥地灌输“王道精神”和间接文艺地、植入性地宣传之间，殖民者选择了后者。但他们并不避讳告诉大众这种“植入”，并对宣传效果十分自豪。

同年，第12期《弘宣》，开始连载童话《锦绣国旗》，作者是伪满洲国通化省公署庶务科中园属官。在该童话的《序文》中，中文译者如此写道：

“这个童话原本，是通化省开弘报要员讲习会的时候，为试验期间，曾将小学生数百，集于一处，由中园氏亲自口讲。结果的成绩，出乎意想之外，听者的儿童们，不但十分感动，即在座旁听的人士，也无不叹为观止……足见这童话在宣传上是特别有价值的。这篇童话，本是一种宣扬建国精神的，原名是《王一族之忠诚》，结构非常整洁，叙事又极尽情理，而所取材之伟大又非其他作品所可追随，举凡忠孝节义、智仁信礼，以及我国建国的精神、王道主义、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民族协和等等的重要国策，无不包括在内，其他如立志从军、勇猛向敌，又能使儿童振作精神，兼又能灌输地理历史，以及友邦日本最近发展之实况，在故事之外，使听者能获到种种必须的智识，这确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在我个人得到的方法之中，认为童话是最有效的。大概不甚开化的地方，居民大多数是贫苦而愚鲁的，而在宣传教化上，所用的小册子传单或标语，都是没用，其他如电影口讲等，也难生动……口讲这种有意义的童话，使儿童充分领悟……他必定要对家人大事宣传……如斯建国的精神，普遍了全村。所以童话是宣传教化上，较任何方法都认为有效的。”

这篇序言之中，毫不掩饰地写明了殖民当局对童话的“另眼相看”。他们将大量需要灌注的思想意识如同佐料般添加入童话之中，借助童话这一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美味”，使其润物细无声地进入青少年的大脑，再由此传播给所有人。序言中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殖民政府官方的思维，他们认为“大概不甚开化的地方，居民大多数是贫苦而愚鲁的”，在他们眼里，很多民众是愚蠢粗鲁的，而让儿童阅读童话并影响成人，则成为一种宣传模式。童话被作为“最有效的”媒介，主要不仅因为童话深受儿童喜爱，还因为这个体裁特别适合隐藏谎言——谎言是虚构假想的，而童话的特性正是虚构与幻想。

《锦绣国旗》这篇“童话”，如果不是明确被标注为童话并加以序文解释，我们很难认为它是一篇童话，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篇“军旅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王家父子“尽忠奉公”的故事，其中父亲王福昆是烟筒山警备连队的连长，“爱国爱民”，时刻抱着“牺牲一切去爱国”的信念，最终在一次与胡匪的交战中被子弹打穿脖子战死。其子王振民继承父亲遗志，同时在母亲的认可和鼓励下，成为一名伪“国军”的飞行员，每次飞行都带着母亲亲手绣上“尽忠奉公”并于父亲坟前赠予他的一面锦绣国旗。最后王振民在执行山西太原上空侦查任务时，被高射炮击中引擎，他为了带回情报而没有带着炸弹自杀式袭击，选择迫降被俘，他在监狱里无论如何被折磨拷打，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在一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策划着越狱……

整篇童话充满着王道政治的思想教育和殖民者希望的“英雄主义”，作者为了表现伪满洲国是真正的“王道乐土”，精心设置了一些情节。如父亲王福昆路过多年未回的家乡探望妻儿，发现家乡遭遇几次洪水，百姓遭受了大灾。正当他心酸着急之时，发现“吉林省公署和永吉县公署、协和会等机关，为救济本村被害，置办了很多救济品”, “怪不得营养不良的村人面色，也都露出一层欢喜”。最后甲长说：“王连长！我们生在这种王道国家里，总算是幸福了吧？可是我们对于国家这样盛意，将怎样去报答才好呢？”而王连长回答说：“各位都知道的，这就是王道国家的所以，王道政治是爱民的，不像旧军阀时代，光知道和老百姓要税钱，对老百姓是毫不关心的。现在满洲国是真能知道人民的痛苦，爱民如子，为国民谋幸福……”王连长这段演讲，竟占了“第一回”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

最荒谬的是，童话中竟然不惜歪曲事实，将日本侵华战争美化成一种被挑衅后的不得已：

南京政府不量力不度德，竟对日军屡次挑战，层出种种的不法行为，但是友邦日方，最初始终抱着不扩大主义，想要就地交涉以谋解决，无如军阀们横暴已极，尽力的怂恿战事，因此将两国的交涉，逼到非用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于是卢沟桥畔的炮声和永定门外的枪弹，伴随着唐克飞机炸弹等，便开始我东亚最不幸的战争了。

文中提到的“卢沟桥事变”，史实是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发起枪炮袭击，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童话里却被描绘为“南京政府”的“屡次挑战”。这出现在童话中，却并不是偶然的“虚构”。1938年，时任弘报处总务班长的高桥源一，在一篇关于宣传手段和方法的论文中，谈到“战时宣传之虚构性”：

只为鼓舞士气，便不妨常用虚伪的宣传。所谓方便行事者。证之于历史者更多，不过当时的宣传，虽虚伪而使之不像虚伪，且与神秘相结合者有之……

这一段话，足以解释为什么日本殖民者热衷于虚构、歪曲事实，并将充满神秘和幻想色彩的童话作为载体了。童话的特殊文体，使得“虚伪”被随便“虚构”，用这种便于“少国民”理解的故事形式，不辨真假的青少年就会如此这般地被成功“洗脑”。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童话作家们，也呈现出两种分流，一些作者跟随着殖民者文化宣传的风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与殖民者一起虚构“王道乐土”的“造梦人”；而另一些人，则游离于殖民者的“官方意识”之外，他们或创作为读者而作的“文艺童话”“知识童话”“教育童话”等，以远离政治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或创作包藏剑戟的“讽刺童话”“现实童话”等，自觉不自觉地对抗和瓦解着统治者的童话理念。这两种分流使得伪满洲国童话创作呈现出多个向度，成为伪满洲国存续的最后五年中，文学世界异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