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小学时代的美好回忆
求学之旅
我上小学时是1958年9月，“人民公社”刚成立，“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刻。毕业于1964年7月，那时熬过“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正在酝酿向阶级斗争火药味更浓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转变。
这个社会政治背景，虽说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不平凡，但与我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学生能有多大关系呢？关系大着呢！它使我有幸经历了“大炼钢铁”“集体食堂”等后来书中叙述的历史故事，刻骨铭心地体验了《朱子家训》中所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写那年月挨饿受穷的文章不少，我没必要多说。只记得小学毕业时，量身高我是一米三八，后来能长到一米七三，完全是托母系遗传基因之福。
而在区卫生院做升学体检时，我被发现肝脾肿大。班主任张加斌老师生怕我这“种子选手”废了，托人带我到县中医院复检，得到了一张“现在没有发现肝炎”的证明，也就得到了升学资格。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看到汉江和轮船，还在轮船码头看了“西洋镜”（幻灯片），好开心的。
如今我年老眼不花，可以看蝇头小楷。有人问我有什么护眼高招，我老实地告诉他，长身体的十几个冬春，我们把胡萝卜当饭吃，眼力能不好吗？
记得考初中时的作文试题是《我和吴运铎叔叔比童年》。今查百度百科有“吴运铎”条，介绍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器制造专家”，“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苏联人民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为他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吴运铎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可见他当年是大大的有名。但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乡下穷孩子，只是读了语文课本上的《劳动的开端》，写他童年时在矿山背煤的片段经历。
作文的主题显然是那时盛行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无非说旧社会如何之万恶，新社会如何之美好。审题很容易，出题刁在你若没留心并记住“吴运铎叔叔”是某篇课文的作者、文中那个苦孩子，就只有干瞪眼。我庆幸没跑题，肯定是考了高分，成了本校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正取生。而现在，我还写“忆苦思甜”的八股，那就太没出息了。我更愿意回想那些赏心乐事，悦己娱人。所以，本文标题叫“美好回忆”云云。
话说我启蒙时期上的是公社中心小学的分校，在本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万家祠堂”。各式各样的桌凳摆在几间有柱没壁的大屋子里，复式班。不久，我们奉命搬到位于光明大队（本名富有垸村）的中心小学集体食宿，搞“行动军事化”，睡地铺。好多次，白天帮社员摘棉花或者棰棉梗皮（据说可织布），晚上开“右派”教师的斗争会。白天热闹好玩，晚上开会时免不了眼皮打架，幸好有姐姐们护着，有时就在她们背上睡觉。有一晚不知哪个同学起夜把我棉鞋迷迷糊糊当夜壶尿了，第二天穿着湿鞋颇不自在……
大概是我们这样一群刚发蒙的孩子太难管理吧，很快我们又搬回本村的“分校”上学，不过换到三队的姚家大屋里（大概是万家祠堂已拆了），还是要帮生产队摘棉花。这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那年头谁会想到这是在使用“童工”？很高兴，我因此得了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不记得它们是奖品，还是人人有份。
且说在姚家大屋里读完三年级，我记忆犹新的有三桩事。一是屋后有个圆形大粪池，用树枝加茅草做篙笆围起来，就是我们分校的公厕。一下课一帮小子就抢占位置，掏出家伙，挺着肚皮比谁尿得高。我们乡里鄙薄人没本事，就爱说“谅你拉不出三尺高的尿来”。二是分校挨着通顺河，河堤边有野生的枸杞丛，春来课间休息时，就有女生在掐嫩芽。那场景，大概是我最早对异性的美好记忆吧，至今未忘。三就是荤话混账话了，是那些比我年纪大好些的同学讲的：每周从中心小学来教我们三年级学生练弹舌发音学俄语的D老师，她那身粉红的呢制大衣，是在县城培训时陪人睡觉得来的。农村大孩子喜欢传这种情色流言一点不奇怪，我还不到10岁为何会记得那么真切呢？农村孩子性意识成熟是非常早的，从成年人的调情、对骂和动物的性“表演”中所受到的性教育，远比城里的同龄孩子早而充分。蝶双飞也许不知是为什么，常见的公鸡“施暴”、蜻蜓“打连”、公牛母牛发情，却是男孩女孩无人不晓在做什么的，所以很早就喜欢讲荤话。
回忆小学时代，特别感激两位恩师。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加斌。我是上四年级时从大队分校转到公社中心小学来的，升到五年级“准毕业班”归张老师带。他对我莫名其妙地忒好。虽然我的年龄在班上倒数第二，他培养我当班主席兼少先队中队长。冬天牛收棚吃干草，早晨不用放牛。有几次我发昏搞不清时辰到校太早，张老师怕我冻着，让我到他床上去暖身子补觉。那份和蔼体贴比我老爸还亲切。
可是有一天我却在本村的学生中辱骂他。事情的缘起是：我们班有个叫何龙珍的女生，她老爸是区供销社的干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长得比别的女生漂亮，打扮又清爽一些，能歌善舞，是我班的文艺委员。张老师写了篇表扬她的文章，让我在全校大会上念。中间夹着一些描写人物的话，大眼睛长辫子什么的。我接到任务预习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别扭，脸发烧，但上场了也只能照念。
放学回家的路上，同村的浑小子们就拿这个题目围攻我。他们都比我年级低，但年龄相仿佛，就十一二岁。乡村的孩子性意识特别强，什么都说得出口。他们追问我是不是对何某某有意了，怎么说得那么肉麻？我便极力洗涮自己，赌咒发誓，不知不觉间就扯到了张老师，为表白自己而顺嘴骂了他。
适逢学校评比优秀班级，四年级的一个伙伴就把我骂张老师的话原原本本告到学校领导那里去了，以证明六年级不够资格当先进——连他们的班主席都那么不像话嘛！张老师对此事的心理反应我不很清楚，但知他没有批评我，甚至没有找闯了祸而忐忑不安的我谈话，对我还是一如既往。而他肯定是知道我骂了他的，因为告发我的那个伙伴对我说，张老师找他下象棋，问过他是怎么回事。没有风波，事情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我却不饶告发我的伙伴，在全校评议先进班集体的班干部会上，我报复性地揭发他们班同学许某说过，能娶他们的班主任、教四年级的乐老师做媳妇就好了。乐老师听后，气急败坏地把许某找到办公室，喝问道：“你怎么不娶你姐姐，啊？”
相比乐老师的态度，张老师对我多好呀！（当然，乐老师不是坏人，只是那时代的女孩子不可能对学生的暗恋心生喜悦，付之一笑。她不乐意听这样的话，觉得是冒犯；也说不定是要吓唬学生，让他们不要乱说。）
另一位恩师是教算术的，兼任我们的体育课老师，姓田。那是一天下午，上算术课，田老师在黑板上板书时，同桌的肖云富从身边的墙壁缝里扒下一块黄泥巴，拿小刀削泥人头。我以班主席自居，人五人六地一把夺过泥疙瘩随手扔出。“当”的一声碰到了黑板上，在静悄悄的教室里特别清脆。全班同学为之一惊。田老师随即转过身来严厉地问：“是怎么回事？”我理直气壮地说：“肖云富玩泥巴坨。”田老师盯着我眼睛，缓缓地说：“你这比他玩泥巴更糟糕！”他没有多说，让同学继续看书，他又接着板书。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田老师当时的表情，不经意间就会回味起他关于“更糟糕”的教诲。
姐姐只念了四年级就回生产队包种棉花田；大妹干脆没机会上学，要做家务、接替我放牛。却也不全是感到读书机会来得不易，我才学习特别用心。我就是喜欢看书。为了攒点自己支配的钱（在我则是购书），我们这些乡村小孩，在春天会去摘野生的金银花晒干，初夏则是到处寻知了壳（蝉蜕）、挖半夏，它们都是供销社收购的药材。不少男孩还会叉黑鱼、捉鳝鱼、采藕换钱，可惜我无能。我到藕塘边打过荷叶，荷叶晒半干了也可卖钱。有一回掉进深塘差点淹死——那时我还不会游水。我用积攒的这点钱，买来“娃娃书”和别人交换看。
记得我最早看的小人书是《哪吒闹海》，暗暗记诵哪吒说的“孩儿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父亲”；最早买的一本中篇小说，主人公叫“小钢炮”，是个“解放战士”，从石家庄被俘后当解放军，一直打到厦门，是功臣。凡是能找得到的书我都看，从《林海雪原》到《封神演义》。“困难时期”我们村不少孩子上了一时被允许办的私塾，念《三字经》和《百家姓》。我心想，他们会的我也要会，也抄来背。于是，我明白了村里的文盲也会用的一些“典故”的出处，比如形容乌黑焦煳说“乌焦巴弓”，好吃则说“稀饭拌糖”（奚范彭郎），就是来自《百家姓》……
除了上学、下学和放假，我们总是在为“一张嘴”忙活，不是拾麦穗稻穗，捡生产队没有收净的豆类，就是寻猪食、砍柴拾柴；再不就是在生产队做择棉籽、间苗、捉棉花虫、摘棉花、插秧、扯稗草等农活，挣点工分。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有尽情玩耍的时候。比如夏天正午脱得赤条条地“打鼓泅”，秋天月明之夜与邻村的孩子打仗，冬天用硬纸板刻的“皮影”练唱戏。方圆数里有电影有戏有杂技演出，一定是要结伴去看的，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是“燃灯瞌睡”，一般天黑就要睡。有次看电影，我清楚地记得是楚剧《葛麻》，忍不住眼皮打架，我靠着打谷场上一个稻草垛打个盹。等我醒来，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彩云追月，时明时暗，我心里发毛，赶紧往家跑。幸好电影是在本大队放的。在学校里，我的体育成绩很差，文艺还不错，演过相声，说过快板。记得有回念的“山东快书”是有个媳妇抱着小孩回娘家，天黑，在瓜地绊了一跤，她把冬瓜当孩子抱走了……
以我们的经验，一直想不通，小学阶段不就读写两三千汉字，学加减乘除、小数分数吗，怎么会让孩子们背那么重个书包，怎么会忙成近视眼？
（应浙江省一位老师所约，记于2009年4月7日。他编的合集没能出版，摘录其中部分，以《两位恩师》为题，发表于一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