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序言（2003）

本书旨在对当代元伦理学中一些重要主题和问题提供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我从讨论摩尔和艾耶尔开始，接着考察了一系列更为晚近的人物：布莱克本、吉伯德、麦凯、莱特、哈曼、斯特金、雷尔顿、威金斯、杰克逊、佩蒂特、史密斯以及麦克道尔。任何对当代元伦理学呈现的多彩风景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许多重要人物和问题没有在本书中论及。对一本这般篇幅和范围的著作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我看来，相比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走马观花，对该领域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实质性探讨更有价值。此外，我尽可能地尝试对那些正在进行的争论做出一点贡献，希望可以引起学生以及专家的兴趣。

1995年，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完成了博士论文，不久就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在博士论文里，我试图维护我当时所认为的麦克道尔关于维特根斯坦“规则遵循考量”的见解。我最初计划从摩尔入手，接着澄清他那种非自然主义立场的缺陷，然后表明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都不可信。经由规则遵循论证，麦克道尔将作为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维护者出现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这种非自然主义不会遭受摩尔的立场，或者它的自然主义对手们的那些困难。但在这点上，本书其实最终走向了反面。我的起点仍然是论证摩尔的非自然主义存在缺陷，然而我接着试图表明的是，许多反对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特别是各种还原论）和非认知主义（特别是布莱克本的准实在论）的论证，至少不像它们最初看起来那样令人信服。我尤其论证了“规则遵循”论证以及类似的论证，完全没有动摇雷尔顿的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或者布莱克本的准实在论，它们也无法让麦克道尔免于这种非难：他的非自然主义最终并不比摩尔的更可信。

本书各个部分的不同版本曾在剑桥大学、卡迪夫大学、杜伦大学、斯特灵大学和悉尼麦格理大学的研讨班上宣读，也曾在2001年利兹大学研究生元伦理学会议，以及2002年马丁·库许（Martin Kusch）在柏林高等研究所主持的“意义与规范性”工作坊上宣读。这些活动中的听众给出了很多有益的回应。我曾以本书早期诸版本的书稿为基础，于1996年和1997年在伯明翰大学、2001年在卡迪夫大学开设授课课程。我要感谢这些课程的学生们的有益反馈。感谢约翰·戴弗斯（John Divers）、马克·尼尔森（Mark Nelson）、佩内洛普·麦凯（Penelope Mackie）、克里斯·诺利斯（Chris Norris）、罗宾·阿特菲尔德（Robin Attfield）、邓肯·麦克法兰德（Duncan McFarland）和鲍勃·希尔（Bob Hale）对书稿各部分的评论。非常感谢菲利普·斯特拉顿—莱克（Phillip Stratton-Lake）和政治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另两位（匿名）读者以及安德鲁·费舍尔（Andrew Fisher）和西蒙·科尔钦（Simon Kirchin）对整部书稿的详细评论。在最终版本里，我自然未能尽数处理这些评论，对于遗留的任何错误，责任全在我一人。我发现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道德问题》（The Moral Problem）非常有帮助；我尝试批评了迈克尔的某些论证，我要感谢他的耐心相待。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我在卡迪夫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期间撰写的。感谢卡迪夫大学的支持，并特别感谢英语、信息与哲学学院院长大卫·斯基尔顿（David Skilton）对学院的杰出领导。我还要感谢卡迪夫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友好的工作环境：安德鲁·贝尔西（Andrew Belsey）、罗宾·阿特菲尔德、克里斯·诺利斯、阿莱桑德拉·塔内西尼（Alessandra Tanesini）、艾利森·维纳布尔斯（Alison Venables）、克里斯汀·索斯维尔（Christine Southwell）、巴里·威尔金斯（Barry Wilkins）、彼得·西季威克（Peter Sedgwick）和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如此出色的哲学系竟然被大大低估，这绝不只是英国在哲学建设方面走向衰落的一个信号。就超出本书之外的帮助和鼓励而言，我受惠于克里斯平·莱特（Crispin Wright）、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鲍勃·科克（Bob Kirk）、约翰·戴弗斯、阿伦·韦尔（Alan Weir）和布莱恩·雷特（Brian Leiter）。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我的妻子珍和女儿罗莎，研究当代元伦理学的路布满荆棘，她们不啻为我打开了一条美妙的“逃离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