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可以挽救开放问题论证吗？

让我们来看看试图挽救开放问题论证的两种观点。这些观点的目标不是用摩尔的论证来决定性地拒斥定义自然主义，而是用它来建立某种和定义自然主义相左的推论（presumption）。而且它们设法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目标：既避免弗兰克纳关于乞题的指责，又摒弃分析不可能既正确又提供信息的观念。

a. 鲍德温的“开放问题”论证

托马斯·鲍德温（Thomas Baldwin）写道：

如果一种概念分析是对的，那么一旦我们了解它之后，就应该会认为根据它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和判断是完全合适的，哪怕最初这种分析在我们看来并非显而易见；摩尔之所以反对对内在价值进行分析，正是因为我们并未发现，我们经过反思能接受这些分析。（1993，xix）

他还写道：

我们可以合理地要求一种意义分析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概念：由于这种分析增进了我们的理解，我们将会发现根据它来引导我们的判断是自然而然的。正是本着这一要求，人们（在了解这种分析之后）继续感到摩尔的（开放）问题是有意义的，这对伦理还原论者来说是一个困难。显然，他的还原论分析毫无说服力，因此是错的……这确立了一个反对还原论者的推论，但也仅此而已。（1990，89）

鲍德温的论证是这样的：

（13）如果“好”和“N”分析地等价，那么当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合格的言说者在经过概念反思之后应该发现，用这种分析来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然的。

（14）经过概念反思之后，合格的言说者继续相信“是N的x也是好的吗”是一个开放问题。所以，经过概念反思之后，他们并未发现用依据“N”对“好”的分析来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

（15）我们可以得出，“好”和“N”并非分析地等价，除非其他条件有变（例如，有某种其他解释可以说明合格的言说者为什么没有发现用这种分析来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然的）。

上述论证只是建立了一个和分析自然主义相左的推论，因为自然主义者当然可以设法“自圆其说”（explain away），比如，通过指出“我们对独特的伦理意义有一种错觉”（Baldwin，1990，89）来解释，我们为什么继续相信问题确实是开放的。但如果没有合理的紧缩（deflationary）解释，这个推论就会对自然主义者关于分析等价的看法构成反驳。可以注意到，这个论证并不依赖于主张“问题是开放的”这一信念是正确的或者有充分根据的，而只是说即便经过概念反思，这一信念仍会继续存在，并且对我们迄今考虑到的所有“N”的例子都是如此。这就避免了弗兰克纳关于乞题的指责。这个论证也没有假定分析不可能既正确又提供信息。实际上，（13）背后的观念是，我们之所以会发现根据一种分析来引导我们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提供信息和带来启发的。

我们可以这样反驳鲍德温的论证：“如果分析自然主义是对的，那么当一个人经过概念反思之后，未能发现用相应的分析来引导其实践是自然而然的，他对相关概念的掌握就并非完全合格。”但这样的反驳是无力的。采取这种反驳意味着必须主张：仅仅因为未能发现用相应的分析来引导实践是自然而然的，言说者即便在其他方面都合格，仍然不属于完全合格。除非反驳者能找到某种独立的理由，证明那些未能发现用相应的分析来引导实践是自然而然的人有某种概念缺陷，否则维护分析自然主义者的这种反驳似乎完全是特设的（ad hoc）。

由此看来，鲍德温的论证确实至少建立了一个反对分析自然主义者的推论。

b. 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的“开放问题”论证

斯蒂芬·达沃尔（Stephen Darwall）、艾伦·吉伯德和彼得·雷尔顿试图通过回应弗兰克纳的反驳，来挽救开放问题论证：

首先，人们不必宣称完全相信［确实有一个开放问题］，而只需注意到，对在其他方面都合格、具有反思能力的言说者来说，开放问题论证是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些言说者很容易想象争论“［某种自然属性］P是否是好的”是怎么回事。其次，人们应该从哲学上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种解释。“好”这种属性似乎和行为的引导有一种概念上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我们将开放问题“P真的好吗”理解为“其他条件不变，我们真的显然应该或者必须致力于实现P吗”，我们之所以相信开放问题的开放性不是源于某种差错或者疏忽，大概是因为我们似乎能够想象，对于任何自然属性R，仅凭R实现（或者看起来即将实现）这一事实，头脑清楚的人将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或动机去行动。鉴于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就无法从逻辑上保证P是引导行为的（哪怕事实上我们确实都发现R有心理上的说服力）。而与行为缺乏这种逻辑或概念的联系恰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R是否真的是好的”（1992，117）。

在我看来，这个论证是这样的：

（16）其他条件不变，做出道德判断和按照判断的规定去行动的动机之间，有一种概念或者内在的联系。（即内在主义。）只要没有意志薄弱或其他心理缺陷，判断一种行为是道德上好的，蕴涵着施行那种行为的动机。如果某人没有各种心理缺陷，（明确地）判断一种行为是道德上好的，却始终声称他没有理由去施行那种行为，那么他就没有理解道德上的“好”这一概念。

（17）合格的、有反思能力的言说者相信他们能够想象：头脑清楚（并且心理健康）的人判断R（某种自然属性）实现，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或动机根据那个判断去行动。

（18）如果判断R实现和相应的行动动机之间没有概念联系，我们就可以预期合格、有反思能力的言说者具有（17）中所描述的信念。

所以，

（19）除非有其他方式来解释（17）中所描述的信念，我们有理由得出，判断R实现和相应的行动动机之间没有概念联系。

所以，

（20）除非有其他方式来解释（17）中所描述的信念，我们有理由得出，判断R实现不是一个道德判断［根据（16）］。

所以，

（21）除非有其他方式来解释（17）中所描述的信念，我们有理由得出，“是道德上好的”这一属性并非概念上必然地同一于或者可以还原为“是R的”这一属性。

可以注意到，这个论证逃脱了弗兰克纳的反驳，因为它所依赖的（17）是说合格、有反思能力的言说者具有相关的信念，而非乞题地假定那个信念是正确的。还需注意的是，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明白，这不是一个反对分析自然主义的击倒式（knock-down）论证，也不是主张分析自然主义者犯了一个谬误：

摩尔所发现的不是对一个谬误的证明，而是一种间接地彰显“好”以及其他规范性词汇的某些特征的论证方法，这些特征似乎阻止我们将任何已知的自然主义定义或者形而上学定义作为完全正确的东西来接受，至少当我们充分了解定义应该是什么样时。（1992，116）

他们所说的特征是指（16）中提到的道德判断能够内在地引导行为的那种性质。这个论证只建立了一个反对自然主义的推论：如果自然主义者能以其他方式解释（17）中所描述的信念，就能推翻这个推论。

让我们暂停对这个论证的讨论，来看一下鲍德温的论证。就这两个论证而言，鲍德温的论证似乎更有力，因为不像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的论证，它不依赖于关于道德判断和动机的内在主义前提。但实际上，鲍德温的论证隐含着内在主义。回想一下，这个论证是这样的：

（13）如果“好”和“N”分析地等价，那么当其他条件不变，合格的言说者在经过概念反思之后应该发现，用这种分析来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然的。

（14）经过概念反思之后，合格的言说者继续相信“是N的x也是好的吗”是一个开放问题。所以，经过概念反思之后，他们并未发现用依据“N”对“好”的分析来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

（15）我们可以得出，“好”和“N”并非分析地等价，除非其他条件有变（例如，有某种其他解释可以说明合格的言说者为什么没有发现用这种分析来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这个论证仅仅是这样的话，自然主义者可以反驳说：“我确实有一项解释义务尚未履行：我不曾解释，其他方面都合格的言说者为什么没有发现，用我提出的分析来引导他们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但倘若如你所宣称的，合格的言说者没有发现用自然主义分析来引导他们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而你不能仅仅说，因为‘好’和‘N’并非分析地等价。这根本不算解释。”由此，如果鲍德温的论证保持原封不动，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自然主义者和反自然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僵局：两种观点都不占优势，因为它们都没有履行实质性的解释义务。要打破僵局，鲍德温必须设法解释，合格的言说者为什么没有发现，用自然主义对“好”的分析来引导他们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而这里便轮到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的论证登场了。关于“好”的判断可以内在地产生动机，关于“N”的判断则否，所以言说者没有发现用对“好”的相应分析来引导他们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来，反对“好”和“N”分析地等价的推论就避免了一种完全的僵局。除非能更好地解释，言说者为什么没有发现用对“好”的相应分析，来引导他们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理由假定“好”和“N”并非分析地等价。那么说到底，鲍德温的论证跟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的论证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此，我往后的相关讨论只关注后者。

现在回到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的论证。这个论证所建立的反对自然主义者的推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力的？这里，我不谈这个问题：对于言说者具有（17）中所描述的信念这一事实，自然主义者能否找到某种合适的解释。只要说说自然主义者可以采取另外两种方法，来避开这个论证就够了。首先，许多现代自然主义者的回应否认前提（16），即否认内在主义。他们提出了外在主义主张：道德判断和相应的行动动机之间虽然有一种联系，这只是一种偶然和外在的联系。其他条件不变，判断“x是好的”的人具有相应的行动动机，这只是一个偶然和外在的事实。我们将在第9.9节看到，内在主义者和外在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是现代元伦理学中最激烈的争论之一。由此，新的开放问题论证所建立的反对分析自然主义者的推论，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取决于这场争论的结果。其次，自然主义者可以选择放弃这种观点，即道德上的“好”这一属性在概念上必然地同一于或者可以还原为某种自然属性。换言之，放弃分析自然主义，转而支持形而上学的或者综合的自然主义，就能避免从步骤（20）推出对自然主义的否定。我们在第2.3节讨论对摩尔的“涵义—指称”反驳时，引入了形而上学自然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好”和“N”尽管并非分析地等价，却代表相同的属性，我们可以后天地发现这一事实。正如我们将在后面各章具体讨论的，这种自然主义在现代元伦理学中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里，新的开放问题论证所建立的反对自然主义的推论，同样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取决于争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