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

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把1648年看作当代国际体系的起点，这一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ies of Westphalia）标志着，在欧洲，宗教权威的统治走向终结，世俗权威取而代之。与世俗权威相伴形成的原则为此后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这个原则就是国家领土完整的观念，在法律上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参与者。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主权（sovereignty）的形成是导致威斯特伐利亚革命的最重要的智力发展之一。主权概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法国哲学家让·布丹（Jean Bodin）（1530—1596年）的作品中。对于布丹来说，主权是“属于共和国的绝对的、永久性的权力”。主权不在个人，而在国家，因此主权是永久性的。主权是“主权者的独特特征，主权者不能以任何方式屈服于他人的命令，因为只有主权者才能为隶属者制定法律，废除已经制定的法律，以及修改过时的法律”。

根据布丹的阐释，尽管主权是绝对的，但主权并非没有限制。领袖们受制于神法和自然法：“地球上的所有君主都从属于神法和自然法。”他们还受制于政体的类别——“王国的宪法”——不管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最后，领袖们还受制于契约、对王国内人民作出承诺的约定以及与其他国家达成的条约，尽管并不存在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仲裁者。这样，布丹就将主权概念的形成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给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战争最初始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分歧，并因各参战方精疲力竭、无以为继和欧洲人口锐减而结束。各国君主和雇佣军队劫掠了中部欧洲地区，彼此不断开战，通过蹂躏平民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结束这场冲突的条约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接受了主权概念。几乎所有中欧小国都通过在和约上签字获得了主权。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了。西欧的君主们都获得了为他或她的臣民选择适当基督教形式的权威。这意味着，君主，而不是教会，拥有对其臣民的宗教权威。随着教皇和皇帝的权力被剥夺，领土国家的观念成为关注焦点并越来越被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使领土性和国家选择各自宗教的权利合法化——地理邻近的公国日益被看作拥有主权的国家，而且还确定，国家可以决定它们各自的国内政治，不受外部压力的限制，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拥有全面管辖权。它还引入了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

其次，欧洲强国的领导人已经看到了用雇佣兵打仗的破坏性效应。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各国领袖寻求建立自己的常设国家军队。这种武装力量的增长导致越来越集权化的统治，因为国家必须收税以支付军队开支，领导人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拥有国家军队的国家出现了，它的主权得到了承认，它的世俗基础得以牢固确立。而且，这样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有力。随着武器变得更先进，更大的领土单元获得了一定优势。

再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个核心国家集团——奥地利、俄国、普鲁士、英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Provinces，涵盖现在的荷兰地区）——这个集团主导世界一直到19世纪初。处于西部的国家——英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联邦——在资本主义的庇护下实现了经济复兴，而处于东部的国家——普鲁士和俄国——却重新回归封建制度。在西部，私有企业受到鼓励。国家改进基础设施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出现了大的贸易公司和银行。相比而言，在东部，农奴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经济变革遭到扼杀。但是，在东西两地，国家的主导者都是拥有权力的君主（被称作“专制主义”国家），路易十四（Louis ⅪⅤ，1638—1715年）统治着法兰西，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2—1725年）统治着俄国，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1740—1786年）统治着普鲁士。

图2.1　欧洲（约1648年）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市场观念应该应用于所有社会秩序。个体——劳动者、所有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应该被准许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不受国家法规的束缚。根据斯密的理解，每个个体都会理性地行事以便将他或她的利益最大化。随着个人团体追逐私利，经济效率将得到提高，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将被生产和消费。在总体层面上，国家的财富和国际体系的财富都将同样得到增加。促使体系运转的是市场这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当个体追逐其理性的私利时，体系（市场）将不费任何力气地得以运转。斯密阐释了竞争单元如何使资本主义得以运转，确保经济充满活力，这个阐释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政治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我们将在第九章进行探讨。但是，这个时期的其他观念也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