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与黑——赫鲁晓夫的墓碑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去世。中国报纸用“赫鲁晓夫死了”六个字的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这是苏联唯一一个没有在任期上去世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去世时缺少这一头衔，麻烦就来了。当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成立治丧委员会，料理后事，而是去搜查赫鲁晓夫的房子，没收所有的文件以至各种录音带——特别是此前已经闹过轰动世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事件，当局更是不放过片纸只字。死亡的消息是安葬的当天（13日）才在报上发布的，目的自然是尽量减少参加的人数。不过此前，赫鲁晓夫的儿子已经通过电话把消息传给西方通讯社，告知亲友。为避免举行追悼会，新圣母公墓的有关当局特意撤去可以发表演说的台子。赫鲁晓夫的儿子等人只好站在土堆上发表悼词。整个葬礼只是个非官方的、家庭性质的葬礼。没有官员出席，只有从当天报上得知消息的米高扬在丧礼快结束的时候送来了花圈。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赫鲁晓夫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在联合国“敲皮鞋”，多次轰动过全世界。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应该说，赫鲁晓夫有不少战友、朋友、上级、下级。然而，在他下葬的时候，到来告别的却无一个官宦人士。这里的问题远不是世态炎凉，而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使然。而他的墓碑的树立，其曲折简直可以写一部不大不小的小说。

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任上去世的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一场宫廷政变把他赶下了台，成为“下台干部”，此后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当然，当局对他的关注并没有减少。作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他本可以在为他提供的别墅里平平静静地了此一生。不过此人生性好动，除了在他的小园子里继续他的庄稼种植试验之外，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在那时的苏联写回忆录可不是一件小事，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基里连科告诫赫鲁晓夫所说的：这实际上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述党的历史、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者的事情。因此政治局要求他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当时的苏共中央显然是通过窃听器得知赫鲁晓夫口授回忆录一事的。对这一套窃听技术，赫鲁晓夫当然并不陌生，他在台上的时候恐怕也没有少用。窃听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把重要的谈话放在园子里或树林中进行。布哈林在其“遗书”中针对苏联的特工机关说过：这个万能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的。赫鲁晓夫曾参与制造并且也利用过的这个机构显然也有本领来对付赫鲁晓夫自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口授、写作以至在国外出版，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同他过去曾经控制过的机构的斗法过程，也许由于他了解个中的奥秘，所以他成功地往国外偷送和出版了回忆录。

赫鲁晓夫官至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在10年期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红场上却没有他的葬身之地，虽然那里还埋葬着一些地位远不如他的党政要人，不过这些人都是在位时去世的，所以葬身之地也不一样。难怪苏联的终身制如此难以打破——谁都想要死在任上，这样，别的不说，至少可以在红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在任这一点很重要，哪怕你只当了一年的第一书记，也是有权埋在红场上的！

就信仰而言，共产党是最反对等级制的，不过红场上的墓葬却是按等级安排的。

处于特级地位的自然是红场上的“陵墓”，历史上只有两人享受过此殊誉，一个不必说是列宁，另一个是斯大林。

列宁在最后一年已经不能视事，尽管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没有被取消。他是死后身不由己地被安放在红场上特建的陵墓中的。那时列宁已经没有表示意愿的可能，但据说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坚决反对保留列宁遗体的。

斯大林曾被安置在这里，与列宁并躺在一起——虽然从“遗嘱”看来，列宁在最后时日并不喜欢这个人，显然也不会愿意和他并排躺在一起。那时“列宁墓”一度被改名为“列宁斯大林墓”。

第二等是埋葬在列宁墓后面的红墙下，刻有石碑，立有半身塑像。80年代初我们通过电视曾看到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这些在第一书记位置上寿终正寝的领导人在此下葬的情景。

第三等是把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上。办法是在墙上取出砖头，放进骨灰盒，然后安上刻有其姓名和生卒年的大理石墓碑，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等人的骨灰都被安放在红墙上。

赫鲁晓夫是“下台干部”，属另类，进不了红场，只好埋葬在市内的新圣母公墓。这是莫斯科的一个著名的公墓，有点像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里面长眠着无数旧俄和苏联的各界名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些“下台干部”如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等人后来也埋在这里。这是每一个到莫斯科的人必访之地。而自1975年赫鲁晓夫的墓碑在此建成之后，新圣母公墓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景点，成为国内外游览者寻访的对象。

赫鲁晓夫是个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得到“盖棺论定”的人物。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葬礼上发表的悼词中说：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将做出自己的判断，它将使一切恢复本来面目，对每个人做出评价。唯一不容怀疑的是，尼基塔·谢尔盖也维奇真诚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尽了全力。当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错误，但他干了，而且干了不少。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不会被忘却。他有朋友，也有仇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

谢尔盖的说法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个争论在苏联时期没有结束，在如今的俄国也没有结束，在我们中国还在进行中。不知道在新的世纪是否会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和时代一样，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是一个过渡时代：旧的斯大林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取代斯大林模式的新机制还在探索之中。赫鲁晓夫那不顾一切的莽撞是冲破旧模式所需要的，而他的理论以及整个修养的欠缺，又使他难以找到合乎苏联具体情况的新道路。他以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为突破点首战告捷，但下一步怎么走却不甚了了。他揭露斯大林的恶行，但看不到体制的弊端。提出集体领导，但地位一稳，慢慢地又是个人说了算。平反冤假错案开了个头，却不敢去碰30年代的几个关键性大案。支持“解冻”，支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但又围攻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不能容忍抽象艺术之类的“异端”。同南斯拉夫修好，又去镇压波匈的民族民主运动。想结束冷战，又不得不投入军备竞赛，如此等等。时代是矛盾的，赫鲁晓夫个人也是矛盾的。

墓碑的设计者是颇有戏剧性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特内。他给赫鲁晓夫的墓碑设计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色——白与黑。

涅伊兹韦斯特内是雕塑家、抽象派画家。在60年代初曾经被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这段历史值得一提。

涅伊兹韦斯特内在库什卡读完军校，卫国战争期间他17岁上前线，当过空降兵，立过功受过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脊椎被打断。本来需人终身照顾，但他战胜伤病，去接受了高等美术教育和高等哲学教育。这是个颇有天分的年轻人。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在纪念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300周年的纪念碑方案征稿中，涅伊兹韦斯特内的《班杜拉琴的演奏者》一举中标。然而，他的这一雕塑似乎并没有建立起来。

他报名加入美协莫斯科分会，顺利通过。但随即有人找他做私下交易，告诉他，雕塑家稿费很高，可以过得不错。但必须轮流坐庄，今天你中标，明天要让给别人。涅年轻气盛，回答说：“应当公平竞争，我要靠才气把你们统统击败。”然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行不通的，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对方冷静地回答说：“离开我们，你通向艺术的大道就堵死了。”

诚如所言。尽管他在各种设计竞赛中频频中标，但却很难得到落实。例如他为俯首山设计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碑方案一举中标，但遇到艺术界同行的强烈抵制，纪念碑迟迟不得开工，而方案却被人剽窃，用到伏尔加格勒的纪念碑上了。而现在人们看到的俯首山上的纪念碑已不是他设计的了。

1962年底，为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30周年，在马涅什艺术馆举办了一个现代美术展览。起初展出的作品都是一些得到官方认可的画家的作品，并未引起观众多大的兴趣。后来出人意外地中途邀请了一批非常活跃的民间画家参展，他们的油画挂在二楼展厅。1962年12月1日，他们应邀站在各自的作品旁边，以随时作讲解。画家们不知就里，实际上是因为这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要来参观。赫鲁晓夫领着一班人很快看完了一楼展厅，穿上大衣准备告辞了。这时他的同僚劝他到二楼去看看那些抽象派美术作品。据说，他身上的大衣几乎是被人硬给拽下来的。赫鲁晓夫不大情愿，但还是上楼去看了。涅伊兹韦斯特内记述道：

他开始到这里来巡视，里面挂着比留亭和我其他几位朋友的油画。他口出恶语，令人害怕，对这些作品越来越生气，最后竟然大发雷霆。声称“一头毛驴用尾巴都能比这画得好”。我试图让他明白，他被人愚弄了，因为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在美学领域里他只是个文盲。他表示，过去他当矿工时是不懂，可“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了。”我对他说：我们这场冲突实际上是有人事先谋划好的，这个阴谋的用意不仅是破坏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也不仅是针对知识界，针对我的，而且还是针对他本人的。

后来知道，实际上这一切是党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及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德·阿·波利卡尔波夫事先策划的。他们有意让赫鲁晓夫出面去整非官方的青年艺术家们。他们这一招果然颇有成效。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接见文艺工作者。在会上再次把涅伊兹韦斯特内骂得狗血淋头：

您的艺术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钻进厕所，藏到便桶的木圈下边，还从这里，从便桶圈底下往上看，看它上面有什么，是不是有人坐在上面。从下面，从便桶圈可以看到身体的这一部分。这就是您的艺术。而且这也是您的立场，涅伊兹韦斯特内同志，您坐在便桶里边。

这段话相当“生动”，颇有赫鲁晓夫语言的特色。可惜这同艺术批评、同政治指示毫不相干！我们知道，在苏联共产党内出现过一些颇有文学修养的领袖人物，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他们的艺术评论完全可以同专业评论家平起平坐，甚至高出一头。拿赫鲁晓夫同他们比，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这位矿工出身的领导人，并不因为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就成了天然的艺术评论家！

当然，评定艺术的好坏，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在我国，应由人民来决定。而谁是人民？党是人民。谁是党呢？我们。我们就是党。也就说，将由我们来决定。”

涅伊兹韦斯特内的俄文是Неизвестный，意为“无名的”，“不为人知的”。赫鲁晓夫以为这是个笔名，当涅告诉他“这是我的姓”后，他竟然责问：“干吗要姓涅伊兹韦斯特内？”

记得在60年代“三家村”有一篇短文，说的是金龟子身上含有黄金。到了“文化大革命”，有文章批判说，金龟子俄文是Хрущ，与赫鲁晓夫的姓同，因此“三家村”是往赫鲁晓夫脸上贴金！这样，人们也不妨问问赫鲁晓夫，干吗要姓这个祸延“三家村”的“金龟子”呢？

马涅什事件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不安，他们担心思想解放运动遭到扼制。于是，一批知名艺术家和文化人联名上书赫鲁晓夫，为二楼的画家们辩护。其中有爱伦堡、西蒙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叶甫图申科等。

话说回来，就是这位涅伊兹韦斯特内被赫鲁晓夫的儿子请去为其父设计墓碑。这当然有点像是历史的讽刺。不过，涅本人对赫鲁晓夫倒不记仇，他明白，马涅什事件并非出自赫鲁晓夫本意。赫鲁晓夫很矛盾，但实行了诚实的进步政策。这次画展是故意举行的，展品都是临时拉来的。在马涅什他不过是受人挑动而已。他认为他本人的厄运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极小，赫鲁晓夫本人也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的受害者。所以他痛快地答应了谢尔盖的设计墓碑的请求。

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对此表示过后悔。他在回忆录中说，记得粗暴地批评了涅伊兹韦斯特内，说他起这个名字是为了使他的作品始终莫名其妙。像我这样身据国家高位的人，说了一些可以被人用来错误地反对某一个人的话，这是不能原谅的。如果我现在遇见涅伊兹韦斯特内的话，我要为所说的话向他道歉。

赫鲁晓夫的儿子并没有找错人，这是最合适的人选。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用现实主义的具象是很难表现的。最多就是立一个大理石柱子，上面安置一个头像——像到处可见的那样。在这里抽象派艺术方法可以发挥作用了。就如诗人叶甫图申科对赫鲁晓夫说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用旧式的绘画风格已无法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精神风貌。那时就得求助于其他的艺术风格了。抽象艺术正是这里所需要的。涅伊兹韦斯特内准备搞一个反映赫鲁晓夫个人威望、矛盾和悲剧的墓碑。于是他借助于抽象的黑与白。他给赫鲁晓夫设计的墓碑是：一块竖起的石头，一半白色，一半黑色，中间一个头像，下方是一大块平板。

对此，设计者自有他自己的思考。按照涅伊兹韦斯特内本人的构想，墓碑的构思包含了永恒的矛盾，革命的进步的因素同保守的反动的因素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这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现。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在生与死之间的斗争中进行的。我们的时代、人的理智与机器，也就是与那扼杀它自身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就是例证。原子弹就是这样的东西。这种看法在神话里的化身是半人半马。在我们的墓碑中黑与白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假设：生与死，日与夜，善与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的看法。白与黑的咬合是生与死的统一和斗争的最好象征。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因素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石块应当是不规则的，相互咬合，形成一个整体。墓碑的主要成分为白色大理石，它那动作刚强的形式向黑色花岗岩发起进攻。黑暗在反抗，不退出自己的阵地。这里自然也包括人自身内部的斗争。

具体到赫鲁晓夫，他说：“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其基础是两个原则之间的对抗：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反动，动对静。一个要向前走，另一个要往后拉。这一生活发展的基本思想很适合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开始让我国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都看到了曙光，它预示着太阳很快就要出来。光明开始驱散黑暗。”

起初，作者打算什么肖像也不要。他认为，只有在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希望保留他的外貌，以免从记忆中消失的情况下才需要肖像。我们需要象征性的东西。不过赫鲁晓夫夫人坚持要有肖像。所以最后加上了赫鲁晓夫的头像。头像是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的，非常逼真。

方案有了，但还要得到俄罗斯联邦艺术基金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建筑规划总管理局艺术委员会的批准，要取得各种各样的物资材料，特别是作为战略物资的青铜。处处都是难关，到处都遇到关卡。而最糟糕的是方案久久过不了关，审查者要求作各种各样的修改。有人建议改用灰色花岗岩，有人建议用红色斑岩。有人建议在石柱上竖胸像。有人建议降低墓碑的高度，等等。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黑白相间的搭配，他们千方百计地揣摩黑白的真正含义。

为解决问题，谢尔盖甚至把电话打到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但都遭到了回绝。最后赫鲁晓夫夫人只好直接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求助。柯西金发话：既然家属赞同这个方案，办公室或者其他人就不必干预了。这才算最后解决了问题。

1975年7月2日，涅伊兹韦斯特内设计的墓碑安装完毕。立即引起纷纷议论。黑白相间的搭配引起的议论最多。这恐怕就是抽象艺术的最大好处，它留下巨大的空间，给观者留下遐想的余地，思考的余地，议论的余地，甚至争论的余地。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白色表示好事，黑色表示坏事。作者表达的是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一半好，一半坏，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五五开。也有人认为这里表达的是善与恶、生与死，赫鲁晓夫命运中的成果与挫折。不管怎样，赫鲁晓夫的墓成了新圣母公墓中的一个新的热点，每天都在墓碑旁聚集一堆人在议论。墓碑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兴趣，对50年代的回忆复活了。这自然是当局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新圣母公墓挂出一块牌子：内部修理，停止对外开放。这一关就是十多年。

据说，有一个由原斯大林劳改营囚犯组成的代表团特地找到涅伊兹韦斯特内，把他们募捐的钱亲手交给他，以感谢他塑造了这个墓碑。然而，设计者本人却已经无法留在苏联了，墓碑建成后不久移居美国，现在还不时回俄观光。

历史学家亚·米·涅克里奇参加了赫鲁晓夫的葬礼，他感慨地说：命运之神真是嘲弄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将永远长眠在艺术家、诗人和学者当中，一句话，长眠于这些知识界杰出成员当中；当初他曾不公正地对待知识分子，可今天却唯有知识分子还在深情地怀念他！

比起红场来，新圣母公墓有一大优势，这就是进出不受限制。这样，每年怀着不同动机到赫鲁晓夫墓前凭吊、参观、游览以至猎奇的人要比去红场墓地的人多得多——它更接近群众！

《万象》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