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国际从潜在向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1]
第一国际开始并没有直接提出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的共产主义纲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没有共产主义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形式温和的纲领。但是，成立时期的第一国际纲领实质上是坚决的，虽没有公开打出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巧妙地、曲折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实质上包含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时的国际还没有一个为“全党所赞同”的、明确的科学共产主义纲领，这个纲领只是以内含的、潜伏的方式存在着，因而尚处于萌芽状态；国际发展的实际进程证明，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是朝着预先“确定的方向发展”的。成立时期的第一国际既不是一般的工人政党，也不是“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而是“潜在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第一国际从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向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国际纲领的发展上，而且还体现在国际组织的发展上。第一国际的组织和国际纲领是同步发展的，到1871-1872年，国际在纲领和组织上都已从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为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
第一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它是什么性质组织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只是无产阶级群众性国际革命组织。我们认为，国际初期的纲领和组织成分等呈现着很大的复杂性；国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果对国际的发展过程，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那么，第一国际初期是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尔后才逐步发展为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纲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在理论方面“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为共产党是以科学共产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判断一个工人政党是不是共产主义政党，最主要的是看它是否有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纲领。
第一国际开始并没有直接提出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的共产主义纲领。国际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没有共产主义的字眼；没有公开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明确阐述；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和目的也提得很笼统很抽象，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要求，但对怎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怎样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参加国际的各工人政党、工人团体的看法并不一致，它们各按自己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形式温和的纲领。
但是，成立时期的第一国际纲领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实质上是坚决的。它虽没有公开打出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却巧妙地、曲折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成立宣言》指出，“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而且，“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这实际上是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造成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这一基本原理。
第一国际纲领虽没有公开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口号，但《共同章程》提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成立宣言》还以工人合作社运动的事实为依据提出，按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大规模生产，“没有那个雇佣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2]这实际上是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共产主义联合劳动代替雇佣劳动等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精辟而含蓄的阐述。
第一国际纲领虽没有公开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成立宣言》提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继续阻碍劳动解放事业，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3]这里已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成立宣言》还指出，劳动的解放是现代社会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为避免过去的分散的努力遭致的共同失败，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合作；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不仅要具备众多的人数还要“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4]。这里已包含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思想。总之，第一国际建立时期的纲领，实质上包含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一国际初期的纲领存在着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特点，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一定的困难。如果只看到国际纲领形式上温和的一面，就会把它当成一般工人政党或工人革命组织的纲领；反之，如果只看到国际纲领实质上坚决的一面，就会把它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笔者认为，只有把握其形式温和而实质坚决这两方面，才能全面和正确地估价国际初期的纲领，从而对国际的性质有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恩格斯曾经根据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制定情况和全党赞同情况，将其区分为“潜在的党”和“实在的党”这样两种形态，他说：“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部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纲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5]，“这个纲领，无论它最初的形式如何，但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归根到底，“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6]从国际初期的纲领看，它正属于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种形态，即处于萌芽状态的“潜在的”新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因为，第一，这时的国际还没有一个为“全党所赞同”的、明确的科学共产主义纲领，这个纲领只是以内含的、潜伏的方式存在着，因而尚处于萌芽状态；第二，国际发展的实际进程证明，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是朝着预先“确定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成立时期的第一国际既不是一般的工人政党，也不是“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而是“潜在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
第一国际初期之所以只提出“潜在的”共产主义纲领，这主要是由当时国际工运发展水平不平衡所决定的。马克思在国际成立时，就致力于把国际建设成为科学共产主义政党。他看到了国际是“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事业”，并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为国际制定一个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是马克思早已自觉确定的方针。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内部包括有共产主义者、工联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等许多流派，他们的政治观点很不一致，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工联派和蒲鲁东派关于建立国际的“呼吁书”和“答辞”以及英、法、意工人代表的国际章程草案，都表现出没有深刻理解建立国际的根本意义的自发性。所以，国际在一开始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树立起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根据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和国际内部的具体情况，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用巧妙的笔法，含蓄地写进国际纲领，以温和的形式表达实质坚决的内容，使得各派代表都能接受。这样，初期的国际纲领，只能是“萌芽状态”的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成立时期的国际也只能是潜在形态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
应该看到，第一国际作为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已经包含着向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的必然性。尽管“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7]但是，马克思坚信，随着工人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各派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一定会在国际取得最后胜利。实践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到1868-1872年，国际终于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公开地、明确地把科学共产主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了。
第一国际纲领性文件于1868年首次公开地宣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并将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868年国际布鲁塞尔大会通过、并经1869年巴塞尔大会确认的国际关于土地公有化的决议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土地成为公共财产并由国家按矿山和铁路中的条件出租给农业协作社（生产协作社）的社会必要性”。[8]1868年布鲁塞尔大会通过的“机器对工人状况的影响”的决议还指出，“机器一方面是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剥削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机器的发展势必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当更为公正的组织使劳动人民成为机器的占有者的时候，机器才能真正地为劳动人民服务”。[9]这两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在国际的确立。
1871年5月30日发表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直接采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第一次系统地公开向无产阶级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原理。这篇总委员会宣言积极肯定巴黎公社实行的剥夺剥夺者，把逃亡企业主的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的伟大创举；高度评价公社革命者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并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宣布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这不仅明确地解决了国际纲领中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问题，而且具体地解决了纲领中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问题。这个《宣言》反映了国际纲领发展的新水平。
第一国际纲领作为科学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发展到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海牙大会已基本成熟。《法兰西内战》公开申明的一系列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在伦敦代表会议上被正式提出，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的决议，第一次公开提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0]海牙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又号召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夺取政权，消灭阶级。[11]这次大会还把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政党的要求写进国际的《共同章程》。这表明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在国际得到公开的完全的确立。
第一国际这几个纲领性文件，非常清楚地表明，国际作为科学共产主义政党，已逐步地由“潜在的”形态向“实在的”形态发展。到1872年，科学共产主义在国际中战胜了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按照国际成立时确定的方向不断发展的第一国际，已经有了明确的、积极的、直接宣布共产主义原则的纲领。国际纲领已不仅是实质上坚决，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坚决的。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在国际的完全确立，是第一国际从潜在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发展为实在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标志。
二
第一国际从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向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国际纲领的发展上，而且还体现在国际组织的发展上。建立初期的国际，组织上极其复杂。成立大会选出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的35名委员中，共产党人和真正无产阶级代表并不多。英国的工联派、法国的蒲鲁东派是国际的主要筹建者，他们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对工运的控制和建立独立工人组织的要求，在第一国际中有很大的影响。初期的国际就是这些不同的工人政党、工人团体的联盟，它们统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旗帜之下。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流派，在工运中尚未占领导地位。国际还没有真正统一的、明确的理论纲领，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牢固的统一组织，很难强调民主集中原则。从这些情况看，国际只是比较松散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12]但是，必须同时看到，国际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马克思、埃卡留斯等共产党人是国际成员，是国际中先进的工人代表；而且，马克思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被邀请参加国际成立大会的，在国际中具有很高威望；马克思为国际制定章程，把国际的组织结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接纳会员的条件等初步规定了下来，这就为把国际建成科学共产主义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并使马克思实际上成为国际的领袖。所以，国际初期不仅在纲领上，而且在组织上也是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我们不能看不到国际初期组织的复杂状况，把国际等同于实在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能只看到国际组织的复杂性，看不到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党人在国际中的组织领导作用，把国际看成是一般国际工人政党。正如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国际初期的纲领一样，我们也不能静止地看待国际初期的组织状况。
共产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要有组织建设作为物质保证。马克思在国际的共产主义纲领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国际的组织建设。
第一国际临时章程规定，总委员会是国际的执行机关和领导机关。因此，加强总委员会的建设，是决定国际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关键。为了改变总委员会成分复杂，难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状况，马克思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改变总委员会委员成分，增加工人委员和共产主义者人数，拒绝、排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和不良分子，使总委员会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机构；逐步扩大总委员会权限，使其由沟通各种互助合作团体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发展为具有集体制定政策的领导机构；通过总委员会促进和帮助各国建立国际支部，调解一些国家支部内部矛盾，准备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扩大总委员会影响，提高其威望；发挥总委员会中常务委员会的作用，使这个原为起草国际纲领性文件的临时机构，成为总委员会固定的执行机关。马克思从国际成立大会到海牙大会都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几乎都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就是通过领导常务委员会，稳固地领导着总委员会，并实现对整个国际的领导。恩格斯认为，国际从1864年11月通过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对国际的领导”，[13]他作为国际的实际首脑主持着国际组织工作。国际总委员会建设的巨大成功，保证了国际沿着科学共产主义道路推进。
第一国际初期的组织原则只包括民主集中制的成分，重心是民主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国际组织原则逐步向民主集中制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教育国际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破坏活动也提醒国际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有权威的集中领导。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期间，国际通过了一系列组织决议，例如，各国的国际组织名称前都要冠以国家名称；地方组织的章程要符合国际的共同章程；每个支部的雇佣工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二；支持左尔格领导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为核心的联合会委员会为国际美国支部的领导机构，开除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控制的第十二支部；把拒绝承认国际代表大会决议或不履行国际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开除出国际，如开除了参加巴枯宁派“反权威主义者大会”或承认其各项决议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国际规定，其领导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定期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可撤换：国际决议的通过由集体讨论和多数票决定；国际实行集中领导，下级机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定；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治倾向和分裂主义。这样，国际的组织原则就已发展为民主集中制，它体现着民主与集中、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纪律的统一。由于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作为保证，使得国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
共产主义政党必须由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所组成。因此，纯洁国际组织成分是国际组织建党的重要任务。第一国际建立时有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是总委员会委员，经过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在控制国际、改变国际性质的企图失败后，相继退出了总委员会，如1864年10月，“劳动阶级物质改善总同盟”领导人泰勒、费伊西在把国际合并到自己同盟的企图破产后，退出了总委员会。1872年海牙大会还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资产阶级支部加入国际。国际初期，存在着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但随着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在国际的逐步确立，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都已“奄奄一息”，[14]原来信仰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国际领袖和广大会员转向接受或接近科学共产主义，如蒲鲁东的信徒、比利时的德·巴普，在同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荣克、杜邦、贝克尔等交往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对土地国有化所抱的乌托邦观点，转而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化的观点，因而在1868年布鲁塞尔大会上，他提出必须用经济发展趋势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论证未来社会土地转归集体所有的根据；他还批判蒲鲁东土地个人占有制的理论，指出农民的土地小私有制过时了，将来要让位给土地公有制。[15]法国蒲鲁东派的分化，更能说明国际政治成分的改变。以瓦尔兰为代表的一部分蒲鲁东主义者，通过工人运动的实践，接近了科学共产主义，开始摆脱蒲鲁东主义的束缚。他们抛弃了蒲鲁东主义关于土地私有的观点，赞成国际布鲁塞尔大会通过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反对改良主义策略，主张无产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组织罢工，成立工会。这一派别中的不少代表不仅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而且还积极参加了创建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
第一国际初期，允许各工人团体在承认《共同章程》前提下，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并制定自己的纲领。随着国际纲领和章程的发展，国际对各工人团体的政治要求也不断提高。1869年“国际社会主义者民主同盟”申请加入国际时，总委员会要求它把其纲领中“各阶级平等”的条文改为“消灭阶级”的条文，并解散国际性组织，其支部才能加入国际。为了阻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团体利用国际名义进行活动，阻止宗派主义者用自己的信条代替国际纲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后，规定凡新参加国际的支部和联合会的章程，都要由“准备新版共同章程的委员会”审查，并由该委员会主席马克思将审查结果向总委员会报告。1872年海牙大会规定取消各支部的宗派名称。这表明国际坚决反对各个宗派，逐步溶解了非科学社会主义派别。[16]
第一国际建立时，没有把工联、蒲鲁东派等拒之门外，目的是为了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成一支大军，但随着国际逐步发展，当这些非科学社会主义派别的一部分领袖逐渐走向工人运动的反面时，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把背叛国际、破坏国际的分子开除出国际，如巴枯宁、吉约姆等分裂主义者就是被开除的。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是由于拒绝在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而退出国际的。国际初期，总委员会中共产党人和真正工人代表不多，恩格斯、列斯纳、普芬德、杜邦、荣克、罗伯特·肖、拉法格这些无产阶级先进战士以及瓦扬等公社革命活动家先后进入总委员会。马克思团结这些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形成总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核心。到海牙大会前，常务委员会的领袖们也大都是马克思的拥护者。这样，到1871-1872年，国际的组织成分已不像建立时那样复杂，而是比较纯洁了。
可见，第一国际的组织和国际纲领是同步发展的，到1871-1872年，国际在纲领和组织上都已从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为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从“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17]建设成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的“中央机关”。[18]用列宁的话来说，第一国际已是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19]了。
注释：
[1]此文原刊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8]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82页。
[9]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15]巴赫等编：《第一国际》（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41-1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页。
[1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