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进入成都空军军士学校
《期史》如是写道：“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夜晚，空军军士学校到了四部汽车，一百廿余个穿灰棉大衣的入伍生带着遍体的泥土下来了，从此我们就换上了‘学生’的名义。”
成都的中国空军军士学校，设立在成都南郊几十里处的簇桥镇，与太平寺军用机场相邻，中间仅篱笆相隔。
在接收第三期学生时，空军军士学校已经办了3年。这所空军军士学校，从中央航校大排行数为中央航校十三期特班，即后来的空军官校十三期特班。它是由杭州笕桥迁来的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的一部分。当徐世椿他们乘坐的卡车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山路颠簸，穿过两旁“贪生怕死毋入航校，升官发财勿进此门”的巨幅对联的士校大门时，每个年轻的军人都心潮起伏，深感救国重任在肩。
徐世椿认为，当了空军就不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了。
听说那次成都各界在皇城坝后子门广场欢送出征军人时，一位女歌手登台唱“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染遍祖国大地的自由之花”。她的歌唱出了徐世椿的心声——我就是要飞上天，追杀小日本鬼子，就是要把满腔的热血染遍祖国大地的自由之花。
徐世椿激动地对郭烽明说：“我最喜欢追杀，跟在小鬼子飞机的后面穷追不舍，那才过瘾呢！俗话说，穷寇莫追。不，我就是要追，我要咬住它不放地追，哪怕它掉转身猛扑过来，我也要把它击得粉碎，同归于尽！”在飞行训练结束后的编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驱逐科。
进入空军军士学校，目睹了建立的管理、培训等系统，比较齐全的各项设备，就连教室、寝室、餐厅、厕所、浴室等都是新建的，与徐世椿入伍时各方面都极其简陋的旧市坝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徐世椿他们感到这所日思夜想的学校，实在是座“皇宫式的学校，给我们的印象是庄严而伟大”。当时三期生，就驻扎在成都南郊十几里处的簇桥边双流太平寺的新营房。营房大门上是“学生第三队”几个大字，下面是同学许华锟设计寓意为“向往光明”的印第安人头像图腾。
在旧市坝的军事训练之后，原来280多个入伍生，进入空军士校时，只剩下120余人了。《期史》中不无遗憾地留下一笔：
我们的学业在日渐上进时，我们的人数却一天天地减少……这些在铜梁流过千万滴汗水的青年，像被风吹的树叶，一个个地悄然离枝而去，不知落于何所。从此，他们的汗水永远不再滋润我们这棵树的繁荣了。
这批在铜梁旧市坝经入伍训练的年轻人，又将在空军士校接受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的飞行方面专门训练。
徐世椿这批三期生，习惯将空军军士学校称为“航校”。他们都意识到空中的飞行训练并不比以前的入伍训练轻松，但不像入伍生总队“打骂式的法西斯训练”那样令人窒息。
三期同学中有不少文娱爱好者，徐世椿6岁就在天主教堂唱诗班练出一副金嗓子，张子明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张树奇、吴天健一个是天生的男高音、一个是天生的男低音，郭烽明、许华锟、殷钟崃等不只是会乐器，还能自拉自唱。后来在音乐教官于忠海的教导、培养和影响下，三期的同学对唱歌爱得出奇，他们都如徐世椿那样，喜怒哀乐时就唱，一唱众和，还配和声，分声部。
“不做亡国奴”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发自心底的吼声，如今虽然70多年过去了，每每唱起这首歌，世椿老的眼睛都会湿润，他的思绪会穿过时空隧道飞回1939年除夕夜……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爆竹声稀稀拉拉地炸响了一阵。
年三十的晚饭和平常差不多，伙食极差，还吃不饱。大冬天也没发棉军衣，大家裹着单薄的毯子，挤在冰冷的营房里守岁。
过年了，没有一点儿欢乐的气氛。多数同学的家乡已经沦陷，亲人们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打骂式的法西斯训练”中，这些仅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平时一个个都是钢铸铁打的一条汉子。但是，在这个冷寂、凄凉的年三十晚上，却都有股无法阻遏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父母和亲人是否安好？家乡故土是否已被蹂躏？徐世椿记忆中的那株香椿树是否安在？树上的喜鹊、乌鸦呢……
他们忍不住心头的酸楚，真的好想家啊！越是想家就越恨日本鬼子，就越想和鬼子拼命！在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思念里，谁的心底不是燃烧着一团烈火？谁不是在强忍住号啕大哭的眼泪？
终于，在这个难挨的、被痛苦折磨的年三十晚上，压抑不住的低声啜泣在营房蔓延了。不知谁唱起《不做亡国奴》，霎时间，大家泪飞如雨地应声唱和起来，激昂的歌声响彻军营：
雪花飞，飞满天，
北风吹透破坎肩。
灶上几天不炊烟，
没吃没穿又饥又寒，
不做亡国奴，人人争先。
熬过了苦难，
到胜利那一天，
打退鬼子，回家过年。
同学们用歌声迎来了新的一年。
初级阶段训练时，饭堂有餐桌，却无板凳，每桌规定6人，用餐由旧市坝的蹲地而食改为站立吃饭了。开饭前，他们会齐声高喊：
“强虏不灭，誓不坐食！”
睡前和每次登机、训练，都列队发出誓言，由队长和赵教官高喊：
“诸生，尔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亡吾国灭吾种乎？”
大家齐呼：
“不敢忘！”
三期墙报《剪云》上的一首小诗，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假如，我们不去抵抗，
敌人杀死了我们，
还会指着我们的尸体说：
瞧，这就是亡国奴！
被日本侵略者欺侮的奇耻大辱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灭此朝食的英雄气概，时刻激励着大家的斗志。
徐世椿他们入校后不久，校长蒋介石和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一同来校视察并看望大家。
那次，在大操场司令台上，校长为三期学员点名。
点到谁，谁就立定高呼“到”！
蒋介石点：“徐世桩（zhuāng）！”
徐世椿没有回答。
队长有点儿紧张，对他示意后，低声说：“点你呢！”
这时，大脑神经绷得紧紧的徐世椿马上立定大声报告：
“报告，我不是徐世桩，我是徐世椿！”
蒋介石敏锐地看了他一眼，仔细看过名册，立即纠正喊：“徐世椿！”
徐世椿精神抖擞地大声应答：“到！”
站在蒋介石旁边的宋美龄侧身看看点名册，旋即向台下的徐世椿优雅地微笑、点头。
蒋介石挺威严的，对日军挑衅一直持退让态度的他，在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17日，拟定了庐山谈话稿，于7月20日公开发表，这就是蒋介石在“最后关头”的“庐山声明”。其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作为指挥国民党对日抗战的“大元帅”，他的讲话很悲壮，给人的印象深刻。而能亲眼看到身为校长的“大元帅”，而且是近在咫尺，徐世椿心里既害怕又高兴。
徐世椿他们对宋美龄，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激之情。
《期史》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的饭菜低劣到使人难以想象，用盐来拌饭都算是奢侈的消耗，是要遭伙夫们白眼的。可是，我们的食量都在狂增不已，菜越坏，饭吃得越多……飞行后，背着一支步枪、50粒子弹从机场走回来，本来已经够疲倦的了，但若是想起了家中的饭菜简直就要瘫软下去，一种极度强烈的食欲时刻在潜伏着……
《剪云》墙报还选用了冯学珍自称“俗陋”的一首诗，却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咽不下糙米石子噎满喉，
照不够理发镜里形容瘦，
触不完的霉头，
怨不尽的冤咎。
呀！经常是
流不停的臭汗涔涔，
听不厌的蟋蟀啾啾。
注：触霉头与冤咎，指当时区队长王家一四川人，满口方言，常找同学麻烦，偶因说话及行动不慎，就要受到“禁足”等处分。
冯学珍数十年后，将此诗收入《空军官校十三期特班毕业四十五周年纪念册》，并寄赠当时的同学。
那时，正是抗战最困难时期，学员们吃的常常是有霉味、小石子又多的糙米饭加豆豉煮空心菜（在四川又名蕹菜）。四川的食用盐是固体块状物，当地称盐巴，相当紧缺。航校炒菜时，是将细绳子拴住盐巴，往半熟的菜上一拖，菜一点咸味都没有。因为营养不良，好多飞行员得了夜盲症，夜晚出去小解都要相互搀扶。
当前来航校看望的宋美龄知道学员的伙食和健康状况后，马上说：
“这样不行！十七八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将来是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她当即拍板，改成空勤伙食。
空勤伙食讲究营养，此后就大不一样了。每星期大家都能吃上几次荤菜了。如果不是飞行员，是行政人员，那无论什么职位，还都是糙米饭、豆豉空心菜。航空伙食只给飞行员，飞行员的饭菜，其他人一口都不吃，连汤都不喝一口，真的是不容易。
另外，学员每个月还能领到两块大洋，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还在营房里学着理发。这样省下来的钱星期天便能到成都市里买些零食带回来吃，这使得他们很高兴。当然，无论谁买了零食，都是大家一块吃，哪怕是剩下一粒花生米，也都是掰开了两人吃，没有吃独食的。
宋美龄经常来航校看望大家，问长问短，嘘寒问暖，和蔼可亲，有时她还来看同学们练空中飞行，令同学们欢欣鼓舞。
据载：“宋美龄始终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都掌握大权，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胸前别针就是金色与银色的‘中国空军’军徽。”（作家出版社《宋美龄画传》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