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理化与意味

道的形上化、道的本体化、道的天理化构成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道的三个主要形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逻辑学的传入，以逻辑性语言表述道、立道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主要趋势，此即道的“名理化”。

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金岳霖以名理表达道的努力成效最显著。在金先生的思想系统中，逻辑学与知识论并没有先行规定道。相反，逻辑、知识只能由道获得根据。如我们所知，“共相”“理”是知识论的目标；“式”是逻辑直接的根基，而“共相”“理”“式”皆出于道且归于道。道被领会为逻辑、知识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起点、根基与归宿。这是一个伟大的洞见，也是一个伟大的信仰。《论道》开篇“道是式能”。道之前无上帝、无鬼神、无天地、无人、无社会、无物、无精神。这一切都在道之中。由道出发，才有可能、现实、时空、个体、变动、共相、殊相，有性有情，有无极，有太极，有真善美如，最终“无极而太极是为道”，一起都复归于道。

《论道》并不是一部哲学史著作，但“道”这个字已经让现代契接上古典，由此让中国现代哲学有了新的开端、新的方向。道的名理化主要涉及道的形式表达，在努力以名理表达道的同时，金先生也努力让“道”充满中国味道，这也就是道的意味化。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金先生自觉以“旧瓶装新酒”方式，保留了“道”“理”“无极”“太极”“几”“数”“情”“性”“体”“用”“刚”“柔”“阴”“阳”，以及“仁义礼义廉耻”等概念，称它们有大堆的“意味”“味道”，因此，他称这些旧名目能“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二是将“意味”“味道”主题化，并将之贯穿于元学与知识论的体系之中。金先生在“一二六”节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对于这道理所感觉的意味，与浸润于此意味的情绪”。并说：“这里的道，至少在我个人感觉中，不见得很直，不见得很窄，它有浩浩荡荡的意味。”在《知识论》第九章“自然”与第十五章“语言”中，金先生明确以“意义”与“意味”为架构，讨论了“意像”“意念”“命题”“字”“概念”的意味问题。

金岳霖先生在关注“可信”的、普遍有效的意义之外，还关注与研究“可爱”的意味；在追求清楚明白、普遍有效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拒斥“意义含混”而“意味深长”的概念、思想。金岳霖认为，自然既有意义，也有意味。在知识论层面，思、概念与意义关联，想、意像与意味关联，意味被置于经验、想象、特殊序列；在元学层面，道是意义与意味之合。它既是自然律，也是能够在世界之中为我们提供信念与价值的行为律。对于自然律之“意味”的保留与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自然律向行为律转化的可能性。对意义与意味的双重关注使金氏思想超越了纯粹逻辑的视域。总体上看，金先生一方面努力将道名理化（以名理表达道），另一方面，将道意味化（承认道有味），两者间的紧张显而易见。但恰恰是此巨大的张力将中国哲学推向崭新的境界。金岳霖的弟子冯契在其“智慧说”体系中，强调“思辨的综合”与“德性的自证”的统一。前者以名理化为特征，后者以富有价值意味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愿、情感的自得三者之统一为特征。这无疑是对其师思想自觉的推进。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优先确立良知本体，进而自觉自我否定而转出知性主体、逻辑、科学。其实质是以道德本体涵摄、统领名理，亦表现出融合意义与意味（价值意味）的倾向。

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哲学从“天理”转至“名理”（逻辑），已经自觉地以名理表达“道”，追求道的名理化。道的形上化、本体化、天理化、名理化，构成道之相互衔接、完整贯通的历史形态。但总体上看，中国哲学对道的意味化远未自觉。至于如何在当代哲学实现道的意味化，则远未令人满意。时下，如何以味立道，这是时代赐予吾侪的哲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