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百年灼见（2）

第三十四节 吹响人才集结号

万事人为本。生物制品行业作为高技术行业之一，更是如此。“根深而后叶茂，本固而后枝荣”。有了人才，没有产品可以有产品，人才有多高端，产品就有多高端，否则，空有凌云志，到头一场空。中国生物制品的百年史是一部产品史，也是一部人才史。这部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尊重人才，行业就兴旺，反之就出现低谷。我国生物制品的“国家队”曾两次吹响人才集结号，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第二次是在建国初期，现在，为实现疫苗强国的梦想，又吹响了第三次人才集结号。

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出现了两个发展高峰期（见上章），与这两个高峰期相对应的是两次人才大集结。

1919年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时，照说，此事开天辟地，开元肇始，应该要广揽天下英才，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在免疫、防疫方面声望最高的人是被称为“国士无双”的伍连德，他理应成为中央防疫处处长的不二人选，可十分遗憾，他被排挤掉了。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北洋政府的后台是日本，他们把中央防疫处正副处长甚至技师的位置都当成了肥缺，肥水不流外人田。因伍连德是留英的，便成了外人。从中央防疫处成立到1928年北伐军进京的10年间，正副处长如走马灯似的换去换来，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前后11任处长无不都是由北洋官僚担任的，无一例外都是“日系”的。中央防疫处成了“日系”的“自留地”，即使是招一个技术助理员也要看“出身”。在这期间，最出色的一个人物是齐长庆。他能进中央防疫处当然与他的能力有关，但“出身”也帮了大忙。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兽医学堂，这所大学的主要教员全都是日本人，从门派上说他是属于“日系”的。那时的中央防疫处，下级叫上级、学生叫老师为“爷”，“爷”前加姓，进他们的办公室要先敲三下门，然后喊“报告”，得到允许后才能进门，先鞠躬叫“X爷”，再说事。否则，就得挨“熊”。浓厚的官僚习气和门户之见把许多优秀人才拒之门外，生产的一些产品后来大都被汤飞凡在昆明给“枪毙”了，原因无他，检定不合格。

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第一次吹响人才集结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中央防疫处从长沙迁到昆明刚落下脚来，处长汤飞凡就不拘一格，网罗人才，一时英才聚集，蔚为壮观。这其中，有与汤飞凡同是留学欧美的，如魏曦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而且在上海医学院求学时是汤飞凡的学生。魏曦参加过北伐军，在长沙湘雅医学院学习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通缉而逃到上海。汤飞凡收留了他，并设法让他在上海医学院继续学习，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39年他毅然回国，加入到中央防疫处的队伍中。在旧中国，我国医学界分欧美派和德日派两大派系，斗得个不亦乐乎，甚至水火不容。汤飞凡主张“不管你是欧美派，还是德日派，现在都是中国派”，不分门户，兼收并蓄。沈鼎鸿是从德日派的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汤飞凡二话不说就将他招致麾下，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有为、周朝瑞是回国抗战的华侨，因有一技之长也被汤飞凡请到了防疫处。他们中间有些是毛遂自荐来的，如朱既明本来是上海医学院的教师，抗战时期上海医学院内迁至昆明，看到汤飞凡尊重人才便“跳槽”过来了。刘隽湘本是昆明昆华医院的住院医师，周末跑到中央防疫处来玩，觉得这里不错，便不当医生，改行跟汤飞凡做生物制品了。类此者还有陈廷祚等人。

就像有了角儿就能唱大戏一样，中央防疫处在昆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突出的有：朱既明和黄有为分离出了青霉素；魏曦帮驻缅甸的盟军找到了“不时热”的病原恙虫病，解决了让哈佛大学教授团束手无策的难题；刘隽湘首次在中国分离出黄疸性钩端螺旋体，发现了伊凡氏锥虫，等等。有的人原本与生物制品不相干，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如：黄有为虽是学医出身却是个出色的机械工程师，就靠他自己动手搞出了一套生产青霉素的设备，生产出中国第一支青霉素产品；兽医周朝瑞解决了当时生产急需又进口不来的胃酶来源问题，由他当顾问，防疫处人人养猪，既能从猪胃中提取胃酶，又解决了因物价飞涨而吃不上肉的问题。上述这些人除黄有为、周朝瑞后来返回侨居地外，其余都成为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吹响了第二次人才集结号。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人就开始为发展生物制品招揽人才。当时在上海的汤飞凡本来已经买好了飞往美国的机票，应邀去哈佛大学医学院任职，但在飞机起飞前的7小时果断决定留下来，一接到军管会请他回京履职的召唤，很快就赶回了北京。由汤飞凡派往美国留学的刘隽湘、陈正仁也在此前按汤飞凡的指示提前赶了回来。在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留学的陈廷祚听从祖国召唤，回国到大连生研所。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朱既明，也于1951年回到北京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游子归国，如凤凰栖于梧桐。党和政府对原国民政府留下的生物制品人才照单全收，一个不漏，对分散在各地的人才千方百计去寻找。新中国的六大生研所的第一任所长，除长春所的汪为和成都所的张贺两人是共产党员之外，其他四大生研所的所长都是非中共人士。北京生研所所长汤飞凡是原中央防疫处处长留任的，兰州生研所所长齐长庆曾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上海所所长陈宗贤是原中央防疫处汤飞凡的前任处长，武汉所所长杨永年曾担任原国民政府中央卫生防疫所所长和西北防疫处处长。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列了一份运往台湾的精英名单，杨永年被列入其中，并派国民政府秘书长王兆民和卫生署署长刘瑞恒亲自出面劝行，他不为所动。解放初，虎气生生的共产党人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别的不说，只说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特地在上海设立了人才招揽办事处，杨永年、谢毓晋等著名专家就是被中南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桓亲自邀请到武汉来的。六大生研所的主要技术骨干，除了极少数来自解放区之外，其余都是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给了他们应有的物质待遇，工资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数倍到十多倍。

有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有多大的胸怀就有多少人才。

我国生物制品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的作用。“文革”前我国生物制品的主要品种几乎都是在老一代专家的主持下研制和生产出来的。

帅才称职，将才如云

强将手下无弱兵。军队、地方都如此。

回顾六大生研所起起伏伏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好所长和一个好的学术带头人往往会带出一批冒尖人才。人才往往不是孤立地出现的，而是成群成簇地出现的，而每一个人才群的出现，必有一个可称为龙魁凤首的人扛大旗。这与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并不矛盾。记得当年武汉生研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彭来在重用被打成“大白旗”的总技师谢毓晋时，在大会上说：“我是武汉所的一把手，但在生物制品上，我是外行。外行怎么领导内行？就是通过内行来领导，谢毓晋就是内行。”他的这段话把党的领导与学术带头人的关系讲明白了。事实上，武汉生研所前期的发展，离不开谢毓晋的巨大贡献。

北京生研所一直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龙头老大，学术水平高，成果出得多，成因非一，但第一任所长汤飞凡的作用功在竹帛。

汤飞凡是个科研帅才，体现在多方面。他在昆明中央防疫处时就不分门派，广揽人才，解放后留任北京生研所所长后，爱才之心，丝毫未减，并能因材施用，使人尽其才。新中国成立初的北京生研所群英荟萃，如诸贤集兰亭；骐骥满门，如北山之桃林。其中朱既明、章以浩、刘隽湘、陈正仁、赵树萱、王用楫、周光源，等等，都是可载入中国生物制品史的人物，都做出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这些还只是表，而非里。里是什么？他留给北京生研所最大的遗产，是做生物制品要有登高望远的战略眼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北京所形成了一种既胸怀大志又脚踏实地，既敢于创新又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特别是他的工作思路清晰，能起到指路灯的作用，许多人同做一件事，别人失败了，按他说做就能成功。在许多事关疫苗命运成败的关键时刻，他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就是帅才的风范。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天花病毒“天坛株”得以保存。人们都知道在“100%学习苏联”时，强令痘苗生产一律使用苏联株，要将“天坛株”销毁，是李严茂悄悄将它藏了起来，使之免遭厄运。而人所不知的是，李严茂之所以敢如此，是汤飞凡给了他底气。在接到销毁令时，李严茂去找了汤飞凡。汤飞凡说：“现在还不能排除苏联毒株比‘天坛株’好的可能，但应该先做比较试验，不要随意更换毒种。‘天坛株’即使不用，也可以封存起来，这并无危险，没有销毁的必要。而且‘天坛株’是有历史价值的，留下来以后还可以用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更不应该销毁。”听了汤飞凡的话，李严茂坚定了把天坛株藏起来的决心。后来，苏联自己生产的痘苗在莫斯科出了问题，“天坛株”起死回生，比较研究的结果证明，“天坛株”是世界上最好的天花毒株。我国能消灭天花，“天坛株”是立了首功的。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如果当时汤飞凡不支持李严茂，我国的痘苗生产将面临无毒株可用的困境，消灭天花至少要延长好几年。

第二件事也与痘苗生产有关。我国痘苗生产一直用的是汤飞凡在昆明发明的乙醚灭菌法，而苏联用的是石碳酸灭菌法。“100%学苏联”，强行改用苏联方法，引起激烈争论。有人把技术争论上升到了政治立场问题，谁有不同意见，就被扣上“反苏”的大帽子，弄得许多老专家三缄其口。汤飞凡却站出来说：“再这样争论下去是白白浪费时间。科学问题是不能用行政命令和政治口号来解决的。在科学争论上谁有充分的根据谁就是正确的，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如果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就去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证明谁是对的。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不好，都要靠实验来证明，如果错了早晚得回头。”他当然没法挡住那股风，但正如他所说的“如果错了早晚得回头”，实验结果证明石碳酸灭菌法明显落后了，不得不又用上了乙醚灭菌法。

第三件事是关于乙脑疫苗的研制。1949年，王用楫从美国回来就在汤飞凡的指导下研制乙脑疫苗。当时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将乙脑毒株注射到鼠脑中然后制作疫苗，但鼠脑疫苗的副作用极大，所以汤飞凡和王用楫从1951年开始研制鸡胚疫苗。在学习苏联的运动中，有人讽刺鸡胚疫苗是“鸡蛋汤”，把学习苏联以外的经验说成是“五胡乱华”，强令停止鸡胚疫苗研制，改回生产鼠脑疫苗。汤飞凡没法改变来自上头的行政命令，只好把北京生研所的主要技术骨干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们说：“我们要心明眼亮地干工作，不能糊里糊涂地照搬外国的东西，据我看苏联的方法绝大部分也是从欧美一些实验室来的，其实他们的方法也是什么国家的都有，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情况是‘五胡乱华’的话，他们就是‘五胡乱苏’。这并不是坏事，吸收各国有用的科学成果嘛！但必须弄清来龙去脉，看某种方法是否先进？还有没有更先进的？必要时应当做些实验加以比较，即使学习苏联必须‘100%’，一点也不许改，我们心里也要有数，如果确实好就照搬，如果有问题将来也好及早纠正。”汤飞凡的话应验了，用苏联方法生产的乙脑鼠脑疫苗在接种中发生了6人死亡、多人致瘫的严重事故，闹得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处理善后。这是我国疫苗史上绝无仅有的严重事故，可那些“左派”还硬说“这不是苏联方法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学到家”。汤飞凡不与他们“打嘴仗”，指导卢锦汉、王用楫经过比较实验，拿出了科学依据，连前来讨论疫苗事故的苏联专家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鼠脑疫苗的问题。这场争论以中国人生命健康的牺牲做出了结论，代价太大了！但让人由衷佩服的是，汤飞凡讲的上述那段话与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异曲同工，不谋而合。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汤飞凡对下严格，发现问题屡屡会训人，但在科学问题上十分民主，从不以权威自居。一个小技术员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谁对就听谁的。每个周末，他都会把相关技术人员请到家里，大家一边喝咖啡（或茶），一边聊工作，放开漫谈，互相启发。他营造的学术氛围被一直延续下来。

原六大生研所，兰州生研所的地理位置最偏远，自然环境最差，但出的成果却墙头跑马，超过了有些条件较好生研所。这得益于第一任所长齐长庆的帅才。兰州生研所有所谓“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之说。“四大天王”是兰春霖、张慧卿、王成怀、齐长庆；“八大金刚”是王秉瑞、白植生、程夷、孙柱臣、何长民、董树林、刘新民、殷绥亚。此辈你有昆吾之剑，我是龙騋之马；你抱荆山之玉，我握隋侯之珠，在大西北的漫漫黄沙之中，熠熠生辉，如白玉映沙，个个都有史册流芳的成果。须知这些人除张慧卿外，都是齐长庆想方设法从全国挖来的。谈到他当年招揽人才的执著劲，后来曾担任所长的殷绥亚回忆说：“解放初，卫生部在中检所办了两个生物制品训练班，由朱既明、王太江任班主任。第一班是准备留在北京分给中检所和北京所的。齐长庆跑到训练班硬要人，不给他就不走。经不住他软磨硬缠，第一班给了他两个，我和段生桐。他怕中途变卦，非要带着我们跟他一起走。我俩跟着他坐火车到西安，然后换乘火车到宝鸡，再换乘汽车到了兰州。接着他又从第二班要来三个，就是刘新民、白植生和程夷。他又到大连所要来了王成怀等人，这些人本来是要分配到成都所去的，硬被他动员到了兰州。他还从上海请来了兰春霖、夏汀；从杭州请来了张翰、金梦江、律恩明；从东北沈阳卫校的医师班要来了20个人。另外自己办了一个技师班，兰州所的技师队伍就是他这样建立起来的。‘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开始是带贬义的。‘反右’的时候有人画了一幅漫画，把齐长庆画成‘太上皇’坐在上面，下面分别站着‘四大天王’‘八大金刚’，谁知本来是带贬义的这张漫画后来演变成褒义了。他们反而受人尊敬，成为兰州生研所专家的代表。”

说起从大连到兰州的经历，王成怀笑着说：“我是被齐长庆老所长‘骗’来的。”王成怀1946年7月从伪满长春医科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后来进了大连所。那时大连所虽已由苏军军管，但还是日本人的一统天下，他是第一个进入大连所的中国技术人员。他跟着日本人做研究，学到了不少疫苗和血清制作的本领，很快当上了血清室主任。苏军撤出后，由魏曦任大连所所长（开始为副所长）。1955年卫生部决定撤销大连所，人员主要调配给长春和成都生研所。分家的前几个月，卫生部防疫司在大连所召开一个会议，规定与会人员不准在大连所找人谈话。不准在所里谈，在所外谈不行吗？齐长庆早就瞅准了王成怀，因为他特别需要一个搞血清学的专家。他打听到王成怀当时在疗养院疗养，家也在疗养院那条街上，隔得不远。有天会后，齐长庆散步就散到他家里去了。王成怀回忆说：“那天我回家一看，老先生已经到我家了，把我家连厕所都看了，看完后说这条件没有兰州好。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一听就觉得他这是要动员我去兰州啊！老先生非常热情，说话也很打动人，让我很受感动。本来大连的邓启修所长曾经要我跟他一起到成都去的，后来邓所长再问我，我就说：‘到哪去我不管，组织上叫我到哪我就到哪’。邓启修一听觉得情况不对啊！说：‘是不是有别的所想挖你呀？’我不置可否。不久卫生部来了调令，调我去兰州所帮助开展气性坏疽抗毒素生产。大连所就说：‘这样吧，给你写个介绍信，算是去出差，你需要带什么人，带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去出趟差，完事了就回来。’当时大连所血清科的副科长叫周景忠，他新中国成立前在西北防疫处待过，了解兰州的情况，对我说：‘老王啊，去兰州那个地方你可要有思想准备，风沙很大，一个人一年吃的沙土等于一块砖头。’我抱着上刀山入火海的决心来到了兰州。兰州虽然苦，但我很感谢齐长庆所长，也很相信他，他把你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那种感情叫你无法拒绝。工作了一段，我准备回大连搬家。他叫秘书写了介绍信，信上说：‘兰州生研所王成怀主任到大连所临时出差’。对我说：‘你现在是兰州生研所的人了，介绍信就得这样写。’我说：‘我又跑不了，就是回去搬家。’回到大连所，所长一看介绍信说：‘这个老头子怎么这样呢？’但因为大连所要散伙了，他们也没有阻拦。我收拾收拾，全家都搬到兰州来了。”王成怀一家一路经过千辛万苦，女儿在火车上发高烧。王成怀到兰州后，齐长庆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很快就将他提拔为主任技师。主任技师这个职称现在没有了，在当时是最高的，相当于教授。要知道，此前兰州所只有齐长庆、兰春霖、张慧卿三位主任技师，都是生物制品行业的老资格，王成怀在资历上无法跟他们比，年龄也差不多隔了一代，在“四大天王”中他是小字辈。

兰州生研所的“八大金刚”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毕业的大学生，之所以能迅速成长为栋梁之材，自身的努力与齐长庆的信任、培养缺一不可，可谓“千朵桃花一树生”。他不仅给他们教方法、教技术，主要是给他们定方向、压担子，一人一个研究方向，先当学生，然后独立门户，独当一面。如程夷主攻检定，孙柱臣主攻Q热、出血热，王秉瑞主攻肠道菌，董树林主攻人畜共患病，等等。他对董树林说：“兰州地处西北，牧区较多，是炭疽、布氏病、土拉热等人畜共患病的流行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惠及苍生，还惠及牲畜。你作出了成绩，西北人民不会忘记你。”鼓动得董树林热血沸腾。后来，董树林成了这方面数一数二的专家。与董树林一样，“八大金刚”都自称是齐长庆的学生。有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好领导，出成果是必然的。

有句俗话，叫“换人如换刀”。长春生研所一度在科研上较为平庸，后来将朱既明调到长春所任第一副所长管科研，情况就为之一变。朱既明到任后，带着大家加强病原学方面的研究，加紧新技术的学习运用，成果、人才就冒出来了。全国唯一的森林脑炎疫苗，就是在他的指导下研制出来的。原长春所生化室主任、研究员张兴义回忆说：“朱既明所长不光对病毒方面很熟悉，对细菌方面也很熟悉。他提的细菌方面建议，照样大家都很信任，都很服气。我跟他一起工作主要是开发森脑疫苗，得到他很多的教导。搞森脑疫苗首先要从森脑病毒核酸开始研究，他带着我把森脑病毒的核酸提取出来，再研究它的结构。这都是新东西……他根据核酸研究的结果，判断出能够生产出来质量好的森脑疫苗，就把这个任务落实到疫苗室了。那时候疫苗室主任是武文焕和赵克俭，他们经过一番努力，做出来了像朱既明所长预期的合乎要求的疫苗。”

长春所的麻疹病毒长47株，感冒病毒甲型、乙型、丙型等毒株，都是在朱既明的主持下分离和培育出来的。单层细胞培养技术也是在朱既明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据最早做单层细胞培养的曾国华回忆，她每天都要向朱既明汇报，他都及时提出指导意见，遇到难题一起分析，可以说没有朱既明就没有长春所的单层细胞培养技术。长春所在出成果的同时，一批优秀人才也脱颖而出，如张权一、郝成章、赵克俭等。他们中有些人是从解放区来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新中国成立后进大学培养，经朱既明调教成为知名专家。

帅才称职，将才如云，这是一条规律。

栽好梧桐树，且等凤凰来

改革开放后，生物制品行业所面临的新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头两次吹响人才集结号，人才就来了，许多是不远万里从国外赶回来的。第一次在昆明，抗战的大旗一打，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义把人才聚集起来。第二次为建设新中国，人才是冲着这个共同理想来的。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发达国家与我国争夺人才，有人出去留学就留下了；外企、民企与“国家队”争夺人才，用高薪诱惑，有人就找新“东家”去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六大生研所人才流失最严重的时期，连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都留不住。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在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人才链条上的杰出人物，第一代以汤飞凡、谢毓晋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归国的，现在都已作古；第二代以赵铠院士等为代表，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现在也都八十岁左右了；第三代如杨晓明、沈心亮等杰出人物，大的六十出头，小的五十好几了。二代与三代之间，年龄差了二三十岁，“文革”耽误是一个原因，人才流失也是一个原因。现在，第四代的佼佼者如李启明、李秀玲等，四十多岁到五十出头，正是如日中天、大显身手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改制为中国生物的生物制品“国家队”吹响了第三次人才集结号。

改革开放前后对比，在人才问题上，撇开政治运动因素，至少有三大区别：

第一，之前，生物制品行业是卫生部直属的事业单位。六大生研所的名称上都冠以“卫生部”三个字，各个地方都高看一眼，能到生研所工作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单位本身就具有吸引力。有这么一个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防止美蒋飞机轰炸，上海市规定不得建六层以上的楼房。但有两幢楼却例外了。第一幢就是上海生研所建的六层科研生产楼，另一幢是原南京军区建的延安饭店。当时有人提意见，市委答复说，生研所是中央直属单位。改革开放后这块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牌子不那么吃香了，而且不久就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单位，生研所名称前面的“卫生部”三个字去掉了，后面加上了“有限责任公司”六个字，没有“金字招牌”可打了。

第二，改革开放前，所有人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分配来的，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挑人是有优先权的。“先中央，后地方”，这是规矩。而且一次分配定终身，想“跳槽”也跳不了。改革开放后，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待遇高低成为择业的主要标准甚至是首要标准，如果待遇不高就没有吸引力，即使来了也可以拍屁股走人，“不伺候你了”。

第三，改革开放前，工资、福利发放等都是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的，除有地区差之外全国都一样。改革开放后，越是地方企业、民营企业分配制度越活，而六大生研所虽然转制为企业了，但“大锅饭”的习惯还严重存在，造成在工资待遇上与外企、民企的巨大反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锐意改革，第三次人才集结号是吹不响的。中国生物为了招揽人才，留住人才，推出了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是建立起了新的分配机制和平台机制。

在机制上，最核心的是分配机制。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历经千辛万苦，搞出了一个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往，他们最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国家奖或部委奖、行业奖，名很大，但利很小。奖金“多乎哉？不多也”，杯水车薪，僧多粥少，撒胡椒面都不辣。比如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这是一个新型的组分疫苗，在中国疫苗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参与研制的北京、武汉、成都生研所和中检所一起获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级奖，湖北省也给了武汉生研所的江先觉、全家妩等研制者一个奖，奖金多少呢？220元。最后江先觉和全家妩每人拿了10元，剩下的200元不好分配，捐给了湖北省残疾人基金会。在疫苗研究中，全家妩不幸感染了流脑，所幸逃过一劫，就算是工伤补贴也不只是10元钱吧？当然，这是80年代的事，后来奖金逐步增加，但与他们的贡献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靠这种老的分配机制想留住人才，即使你讲的道理天花乱坠，也是拴不住人心的。说到底，这种老的机制不尊重人才，忽视了知识产权的价值。而在高技术产业，财富主要是靠知识产权创造的。在一项成果给单位创造效益的同时也要让创造这项成果的人享受到他们应有的利益。于是有了一项新的规定，当某项成果成为产品产生效益后，其研制者可以按一定比例提成，产品的效益越高提成就越多，并且让研制者终生获益。据说，中国生物给研制团队的效益提成比例在全国是最高的。有了这一条，人才就不用了再担心到“国家队”吃亏了。这种分配机制比单纯加工资更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你为国家和单位创造了财富，也为自己创造了财富。

打造科研平台，用平台机制吸引人才，这是一项逼出来的改革措施，也是受到了先进国家的启发。我国有些疫苗是借助国外的科研平台研制成功的，有不少人也曾到国外的科研平台上进修。如第三代基因工程百日咳疫苗，就是杨晓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平台上完成的。那时，兰州生研所带着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到美国去做检测，检测完后，杨晓明发现他们的科研平台条件很好，就想利用这个平台做进一步的研究。问人家“是否可以”，人家说“你要来明天就可以来”。杨晓明在这个平台上研究了6年，搞出的第三代基因工程百日咳疫苗，专利是属于杨晓明和“老板”共有的。这种先进的平台机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呢？关键是要打破人才的单位、部门所有制。平台机制对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建一个好的科研平台，我什么条件都给你创造好了，你进来就可以工作，工作完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留下也可以走。中国生物把公司内的人才称“刚性人才”，把非本公司但在平台上工作的人才称为“柔性人才”。现在中国生物已建起了4个国家级的工程技术中心、6个省部级工程技术中心、7大研究平台，靠平台集聚优秀人才。如武汉生研所的国家联合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120人在上面工作，其中博士30人，其余为硕士。进入这个平台分两种方式；第一是立题以后课题负责人在国内外招人；第二，外面的人选好了一个课题，通过中心审定后，就让他进来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是科研成果比过去出得多了快了。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有无细胞百白破+IPV（注射型脊灰灭活疫苗）+Hib（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五联疫苗，六价轮状病毒疫苗，四价流感疫苗，四价手足口病疫苗等。

中国生物系统是国家第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研究生成为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拥有博士后工作站5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个，硕士学位授予点6个。师资力量雄厚，有近1400人的研发团队，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国家“863”疫苗领域首席科学家1名、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13名、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3名、国家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14名、国家新药评审专家12名、享受国务院特贴的专家84名。至2018年，已培养硕士近900名，博士60名。目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50名。值得骄傲的是，从中国生物系统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往往人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预订了，约有1/3留在了本系统，有的如李秀玲、徐静等已经成为行业风云人物。

自古盛世不常有，难得风正一顺帆。生物制品行业“国家队”的第三次人才集结号已经吹响，栽好梧桐树，且等凤凰来。

第三十五节 “生物制品就是生命制品”

从发生事故的概率上说，世界上没有比飞机更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一年发生车祸多少万起，人们却不害怕坐汽车；飞机失事的概率现在只有几十万分之一，有人却不敢坐飞机。同样，没有比疫苗等生物制品检测更严格的商品，甚至可以说没有比疫苗更安全的药物，但是疫苗只要出点事，就会成为爆炸性新闻。这是因为疫苗不同于一般医药，医药只用于病人，为了治病，即使有严重的副反应，患者也能理解，而疫苗是用于健康人预防疾病的，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健康。近年来的几起有关疫苗的负面新闻，引起舆论对中国疫苗的质量前所未有的关注。客观科学地看待疫苗，了解我国生物制品“国家队”的质量建设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生物制品就是生命制品”，这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的座右铭。

《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产品反应事故的发生率即使只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但是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对疫苗质量必须慎之又慎，一点马虎不得。”

“疫苗人命关天，质量是天大的事。”50年代初，董树林等大学毕业生刚来到兰州生研所，老所长齐长庆给他们上第一课，说：“如果你织一条毛巾，质量上有瑕疵，还可以作为次品销售，而疫苗没有正品、次品之分，只有合格、不合格之别。一项指标不达标就是废品，只能销毁。”60多年过去了，董树林等人对这段话仍然记忆犹新，并且给后来者反复讲。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从原六大生研所到现在的中国生物，每研制出一个新品种，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无不首先在研制者自己身上试验，这个传统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

疫苗事故与疫苗法规

近年来的几起疫苗负面新闻，人们强烈呼吁制定国家疫苗法，很对。就像交通法规是由交通事故催生的一样，世界上有关疫苗的法律法规，是由疫苗事故和教训催生的。

吕伯克卡介苗事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起重大疫苗事故。1929年，德国吕伯克城的市立医院给271名新生儿口服自制的卡介苗，结果大多得了结核病，并造成77人死亡。原因何在呢？用于制作卡介苗的疫苗株是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取得的，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自制上，不小心把强毒（野毒、街毒）混进了疫苗中，于是防病变成了传病。

疫苗是用细菌或病毒的减毒株（固定毒、疫苗株）制作的，从本质上说它还是毒种，但经过减毒后，能让人产生免疫力而不致病。野毒是万不可用于制作疫苗的。

吕伯克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是生物制品行业挂在嘴边上的反面教材，入行必讲。这一事件用77条儿童的生命告诫世界：包括医院在内，疫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制作的。疫苗制作的资格认证，就是从吕伯克事件后逐渐形成的。

吕伯克事件之后，最严重的一起疫苗事故发生在日本京都。1948年，给15560人接种了白喉类毒素，造成600多人产生严重副反应，死了250人，另有250人需一直住院。原因是白喉毒素脱毒不彻底，时间不够。

京都事件7年后，美国又发生一起严重疫苗事故。1955年，在12万儿童中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造成4万人感染，占接种总数的1/3，其中有56人患上麻痹性脊髓灰质炎，133人终身瘫痪，5人死亡。这是世界疫苗史上又一起重大事故。

上述疫苗事故促使世界各国制订了严格的疫苗质量标准和检定制度。

人们用“字字血，声声泪”来评价一部优秀的悲剧作品，对有关疫苗的法律法规来说，可以说每一条规定都是生命教训的总结，仿佛有死于疫苗事故的魂魄把守在一个个关口，向你大声断喝：“人命关天！不可违规！”。

毫无疑问，违法违规制作疫苗会造成疫苗事故，但是并不等于合法生产的疫苗就不出事故。我国最严重的一起疫苗事故是1956—1957年发生的乙型脑炎疫苗接种事故，造成发生变态反应性脑脊髓炎，其中数人死亡。这次事故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调查事故原因，最后结论是：严重副反应是由疫苗中残存的鼠脑组织引起的，也与皮内注射的接种方法有关。本来，我国疫苗专家早已发现了鼠脑疫苗的致命缺陷，并已停止了鼠脑疫苗的试生产，开始试制鸡胚乙脑疫苗，而在“不折不扣学习苏联”的运动中，被强令按苏联方法生产鼠脑疫苗和用皮内注射的方法接种。按照苏联的生产规程和检定标准，鼠脑疫苗是合格的。合格疫苗为啥出事故？因为用鼠脑制作疫苗的方法严重落后了！这次事故说明，有关规程和标准落后了是会害死人的；同时也说明，用政治划线的办法来裁决科学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自这次乙脑疫苗事故之后，我国再没有发生大的疫苗事故。

在疫苗的检定上，中国的标准更高

疫苗质量合格与否，要靠检定。检定是生物制品行业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是一门科学，之所以叫检定而不叫鉴定，是因为对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各项指标，都要通过无菌试验、效力试验、生化试验等各种手段进行科学检验，一切拿数据说话。检定是疫苗法规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检定人员是疫苗质量的把关者，执法者，包括生产单位的检定科和国家检定院（所）。

我国疫苗的检定标准走过了一条从零散到系统，从一般标准到最高标准的路程。

从1919年中央防疫处成立一直到1940年，我国生产的疫苗质量合格不合格，由制作者自己说了算。就像木匠做一把椅子，他说好了就好了。在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编制表上，就没有检定科之名。抗日战争时期，汤飞凡接任中央防疫处处长后，在昆明首次设立了检定科。这是我国疫苗质量检定的开端。依据是汤飞凡编写的《检定手册》（俗称“蓝皮书”），对已有的和新研发的产品进行检定，结果此前生产的疫苗和类毒素产品大多数因检定不过关而被淘汰了。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汤飞凡就上书卫生部建议成立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1950年2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天坛建起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4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由北京生研所所长汤飞凡兼任，副所长由著名病毒学家朱既明兼任。

中检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生物制品领域有了的质量管理机构（现为国家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检所成立伊始，汤飞凡就组织朱既明、刘隽湘、陈正仁等专家编写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法规。1951年11月在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生物制品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定名为《生物制品法规（草案）》。这是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法规。在法规通过后，汤飞凡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有了质量管理制度，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这岂不是自讨苦吃？不错。好比孙悟空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甘吃那么多苦头。可是，如果孙悟空没有紧箍咒约束，谁知会闯出什么大祸？所以我们也要戴上紧箍儿。”

此后，六大生研所全部建立了检定科。卫生部先后颁布了《检定所组织条例（草案）》、《生物制品研究所检定科（室）组织条例》《检定科（室）工作细则》及《生物制品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我国生物制品的质量监管系统逐渐成形。

有没有检定机构情况是判若云泥的。1951年中检所抽检各生研所的产品，不合格率高达57%；1952年不合格率降至36%；1958年6月中检所对各生研所组织了全面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率为3.6%，较1952年下降了90%。通过检定，阻止了不合格产品流向社会，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接种事故。

《生物制品规程》根据生物制品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修订，到2010年已经修订至第8版，由国家生物制品标准化委员会制定。后来《生物制品规程》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作为其中的第三部（另两部分别为中药、西药与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标准化委员会也随之取消，作为国家药典委员会的生物制品分会。

现在，有的人张嘴就说中国疫苗比外国差了多少年，殊不知我国疫苗的质量标准不仅不比WHO的标准低，在许多指标上甚至比它更高。著名疫苗科学家赵铠院士说：“我国疫苗标准很高，质量水平与欧盟接轨。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项目方面，我国一些疫苗标准甚至高于欧盟。2011年3月，我国药品监管机构的疫苗监管能力正式获得了WHO的认可。”

原兰州生研所检定科科长、研究员程夷长期从事生物制品检定，是疫苗质量控制的权威之一，多次参与《生物制品规程》的编写。他说：“实际上我国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一直是与世界接轨的。《生物制品规程》从1952年版到2010年版一共有8个版本，每次修订的规程，内容和要求都与国际标准对照，都结合我国实际。1952年版规程只收载了36个品种，有12个通则，在全国统一了生物制品的生产方法和检定要求。2010年版收载了131个品种，通则9个，还有附录149个。1965年，世卫组织颁发了第1号《生物制品规程》，叫作《生产单位和检定实验室的基本要求》，我国从那时开始就与世卫组织的规程接轨。中检所的陈启林每次都反复强调‘接轨’，所以得了个‘接轨专家’的外号。为了接轨，我把世卫组织规程分给所里的小年轻人翻译，由王秉瑞校对，先后编了4集，只要世卫组织有的，我们就对照，这个符合那个不符合，都要按世卫组织的要求来修订，书写格式也与它一样。但是，我们加进了许多新的东西，在不少方面标准其实比世卫组织规程还要高。比如抗毒素原来都是浓缩的，所以只有浓缩抗毒素的规程，而我国北京生研所的刘隽湘等人改进了抗毒素生产方法，加胃酶消化然后用明矾吸附，原来免疫球蛋白ATT分子非常大，又是异体蛋白，消化后分成两段了。ATT原分子分子量为15万，消化后就变成了FAB2，只有5万。FAB2是有效成分，没有副反应。我们就在规程中加了检测FAB2含量的要求，作为预防用的抗毒素FAB2必须达到50%以上；作为治疗用必须达到60%以上。世卫组织规程没有这个项目，是我们加进去的，比世卫组织规程就进了一步。再比如冻干麻疹活疫苗，是上海生研所张箐等人自己选育出来的毒种然后搞出疫苗来的，还有乙脑减毒活疫苗、甲肝疫苗、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口服痢疾双价疫苗、肉毒素抗毒素、重组α1b干扰素，这些我国自主创新搞出来的东西，世卫组织的规程上没有，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规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规程也要跟上进步的步伐。比如流脑荚膜多糖疫苗、伤寒Vi多糖疫苗、Hib（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等经高度纯化，免疫力大大提高，但原来规程上没有这个检定项目，我们就要修订。除了保留常规的如动物试验、无菌试验等又加上了很多免疫化学、分子生物化学、细胞学等方面的检定项目和要求。再如用VERO传代细胞生产的疫苗，对残存外源DNA的检测是我们加进去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些都说明我们制定的规程达到或超过了世卫标准和欧洲标准，因此不能随便说我国比国外差了多少年。”

原六大生研所流传一个顺口溜：“不怕天，不怕地，就怕检定科长不签字。”我国生物制品要出厂首先要过的一关是本所的检定科。检定科是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派出机构，负责质量检验监督。实行批签发制度后，每个批次的产品都要经中检院检定签发，但第一关也是由检定科来把的。程夷说：“连所长都怕检定科长不签字，我不签字他制品就发不出去，他所长也无权代替我签字。检定科长不好当，责任非常大，一旦某一批制品发出去出了问题，打官司、坐班房，检定科长是跑不掉的。我跟殷绥亚所长开玩笑说：‘如果我坐牢，你也得陪绑。’说老实话，我每天睡觉都不安神，老担心发出去的产品会不会有问题。我为啥提心吊胆呢？因为出过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的卡介苗发到广州，是冻干的，一支是10人份，溶解后滴上一滴在小孩的胳膊上，然后划痕接种。有一个大夫马大哈，他没有看说明书，把10人份溶解以后用注射器吸出来，给一个新生儿全打上了。后来不知怎么发现了问题，电话打到我家来了。幸亏我对出了问题怎么处理预有准备，告诉他：‘第一，给小孩吃点异烟肼，一定要按药品说明书的剂量；第二，赶快将孩子送到医院打链霉素，按急性结核病的治疗方法来治疗，防止急性发作。’这样处理后，小孩安全了。小孩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感谢我，还要给我寄款，邀我去广州玩，说要好好招待。我问她‘小孩怎么样？’她说‘小孩还好，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我才放心了。现在法规逐渐完善，从研发、生产、流通、接种到不良反应的处理等各个环节都有规范了，像广州出的这件事就不用再找我们了。”

我国198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全国药品、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实行颁发《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和核发《生产批准文号制度》，北京生研所与中检所共同研制的血源乙肝疫苗是药品管理法颁布以来我国审批的第一个生物制品，由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坐镇审评。从2001年开始，我国对生物制品实行批签发制度，每批产品都必须进行资料审核、样品检验及签发。这与过去只需送检三批样品的情况相比要严格得多。不仅每批产品都要送检，贴好封条由中检院启封检验，而且中检院还要定期抽查和进行飞行检查。

“国家队”率先达到GMP要求

在国外曾经出过这样的事，药品检定合格了，到分包装环节却把标签贴错了，后果不言而喻。由于出了此类问题，1962年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首先颁布了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也译为《良好药品生产要求》）。世卫组织1969年公布了其药品GMP，1992年又正式颁布生物制品的GMP。由于“文革”的耽误，我国1982年才出现第一个行业性的GMP，是由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制定的。1984年，卫生部连续举办GMP培训班，中检所和各生研所的检定人员都参加了。GMP对从业人员、原料、厂房、设备、环境（空气、水等）、运输车辆、仓库等均有具体的硬性要求，从生产原料和辅料的进入、生产工艺、产品检验、分包装、分发、运输、仓储、接种直到不良反应的处置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规定，可谓规范了全方位、全过程。一个环节的一个细节不合规范，就视为不合格。GMP看似非常烦琐，但可以使药品生产、使用过程中不合格的危险降到最小。我国1998年颁布第一版生物制品GMP标准，比WHO1992年正式颁布的生物制品的GMP晚了6年，但这项工作早在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做了。

像上面所讲的贴错标签的事靠检定是检定不出来的，因为检定其实检定的是没有分包装的半成品。至于把10人份当1人份接种之类的事，更是疫苗生产者管不了的。唯有GMP才可以堵塞上述漏洞。

GMP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巨大冲击，给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飞跃。对疫苗生产，过去我们往往只严结果而不严过程，有点像在法律上重视实体法而忽视程序法那样。现在，GMP要全方位地管住你的全过程。比如厂房、设备，你想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不行了！得符合GMP规定的标准。按GMP标准对照，我国过去建的车间没有一个是合格的，全部都得重建。中国生物系统通过引进，首先建起了三个（批）样板车间。第一个是1989年北京生研所引进美国默克公司的全套设备，建起了一个生产基因工程重组乙肝疫苗的车间；第二个是1991年上海所与日本脏器制药公司合作建起的血液制品生产车间；第三个是1992年中国通过世行贷款进行国际招标，与荷兰DHV公司合作在上海所、兰州所及医科院所属昆明所新建了7条生产计划免疫制品的生产线。有了这三个样板，六大生研所纷纷按GMP标准分步新建厂房，到2003年生产计划免疫制品的GMP标准厂房陆续建成，2004年通过国家GMP检查认证；2009年所有生产生物制品的厂房全部通过GMP检查认证，共有约100条生产线。

GMP车间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请内行程夷来说一说：“在没有实行GMP之前，我们的厂房虽然也是很讲究的，从外表看也很干净，但与GMP要求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是人流、物流分不开，带了毒种和操作用的材料，一个走廊就进去了，到实验室、无菌室（现叫洁净室）。原来那个无菌室一般大概10—15平方米这么大，头天晚上石碳酸喷雾，整个房间刷一遍，操作之前再用消毒剂喷雾，人穿着无菌衣，戴着口罩、帽子进去操作……无菌室是无菌的，没问题，但生产中人和物资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就没法保证无菌了。现在按GMP要求，整个车间都是洁净环境，人与物从不同的走廊进出，只是不同空间的洁净标准不同。无菌室要A/B级，沉降菌检测平皿放半小时到4小时动态检测后培养，A级微生物检出结果不得超过1个；一般洁净室为C级，沉降菌检出结果不得超过50个；走廊为D级，不超过100个。细菌要靠生物学检定，尘埃粒子有专用仪器检查，粒子多一个也不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双核对制度。就是每步做完了，必须有人核对，你的记录对不对？有没有差错？要另一个人给你核对。再就是验证制度，从开始建厂房一直到使用，不停地进行验证。啥叫验证？比如你说你达到了百级、万级，我要用仪器设备来验证你是不是真达到了，达标了才能用，否则就不能用。”

再严格的法规制度都是靠人来执行的。没有符合GMP要求的人就没有符合GMP要求的产品。中国生物系统的全员GMP要求培训，早于厂房建起之前的5—10年，做到了不经培训合格就不得上岗。培训之严之细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成都所一位车间主任对笔者说：“举一个与技术无关的简单例子，就是你经过消毒防护进入车间后，至少4个小时是不能喝水、不能上洗手间的。如果不经过训练，早餐或午餐吃得不对，到里头打嗝、排气，仪器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空气质量就不合格了。还有，如果你感冒了就不能上岗，你到里面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环境。”

“优质疫苗是设计和生产出来的”

我国在1998年公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后，几经修订，于2010年又发布了新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和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法》，将构成我国生物制品完整的法律体系。

但是“优质疫苗是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这句话是一位检定专家在GMP培训班上说的。乍听似乎有点看轻监管的作用，但越往细想越觉得是真理。因为规范、规程中的标准其实是最低标准，就像100分制的考试，60分算及格一样。所以，合格的疫苗并不一定是优质疫苗。而且，监管再严格，也是可能出现偶然情况的。一批疫苗产品几十万、几百万支，你总不能每一支都检定一遍，只能批签发。

一家疫苗研制企业，如果把质量目标只定在通过批签发上是没有前途的，必须把研制优质疫苗作为追求。

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的李秀玲团队研制的EV71疫苗是世界首创，残存DNA检定的国家标准为100皮克（Pg）/剂。达到这个标准后，可以送检了吧？“不！”李秀玲不答应，非要纯化到10皮克/剂不可。对此，有人不理解，李秀玲说：“1皮克虽然只有1/10亿毫克（mg），但减少1皮克就减少一分副反应。我们这个疫苗是世界首创，首创，就要首创高标准。即使有人仿造，也仿不出我们的质量标准。”最后终于达到了10皮克/剂的标准，比国家标准高了一个几何级。这个疫苗由武汉生研所放大生产，也是按照10皮克/剂的标准。

始终保持对优质疫苗的追求，就会主动寻找产品的不足之处，不断通过技术革新和运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以我国的百日咳疫苗为例，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第一代疫苗开始是用国外的菌株和按照世界通行的包姜氏培养基生产的。产品合格不合格呢？合格。但是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清醒地看到了它的缺陷，所用的国外菌株并不优良，包姜氏培养基因要加羊血而存在隐患。于是北京所的何秋民在陈正仁的指导下分离培育出了我国的优良菌株（Cs和P5s），用于生产；在工艺上用武汉生研所首创的活性炭培养基取代了包姜氏培养基，生产出的疫苗达到了世卫组织的规程的要求。既然如此，就可以一直生产下去了吧？否！这种用全菌体生产的疫苗，有免疫原性与无免疫原性的成分都在里头，影响疫苗的纯度，得升级换代。北京所的刘德铮团队和兰州所的何长民团队分别用不同方法研制出第二代百日咳疫苗。这就是现在用于计划免疫的吸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来历。这种疫苗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了，但是中国生物人并没有止步，杨晓明等又研制成功第三代基因重组百日咳疫苗。如果满足于通过批签发，就不可能有新的高质量的疫苗，就不会有产品的升级换代。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是过小年祭灶王爷，尽往好的说。”比如，有人打了某种疫苗，结果没起作用，有的甚至还致病了。对此，笔者请教了不少疫苗专家。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点：

第一，疫苗不是神丹妙药，其保护率有一定的百分比，如基因重组乙肝疫苗70%就算合格，我国用于计划免疫的为90%以上；EV71一般保护率为90%以上，重症保护率为100%。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在保护率之外。

第二，中国有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即使最优质的疫苗也会有一定的副反应，只是反应很轻而已。因为接种者的身体情况千差万别，不排除极个别的人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情况。原北京生研所科研处处长张永福研究员是《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他说：“我国早就消灭天花了。预防天花的痘苗是很安全的，但也有极少数孩子产生多子痘、全身痘，最严重的叫种痘坏疽。对种痘异常反应我们给他打一针免疫球蛋白就没有问题了，但种痘坏疽是因接种者有免疫缺乏症造成的，就没有办法救。这种病例极少极少，北京只在儿童医院出现过一例。如果因此就把痘苗废了，那中国就不可能消灭天花。其中道理就像不能因噎废食一样。”

再如，我国消灭脊灰主要靠的脊灰活疫苗，但活疫苗在理论上存在类似返祖的危险，即接种后得了“疫苗脊灰”，这种情况极少，比生出一个像猴子一样浑身长毛的孩子的情况还要少。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个孤例就不接种脊灰疫苗了。

因此，对疫苗的副反应要科学看待，不应盲目过度渲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对疫苗反应普遍存在模糊认识，影响了预防接种的开展，著名学者刘隽湘专门写了《预防接种反应问题》一文，从免疫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接种反应的原因及其机理，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推动了免疫接种。但近年来，由于社交平台对疫苗反应的过度渲染，以致在公众中造成了“疫苗恐惧症”。美国这些年麻疹病例大幅上升，世卫组织认为这是“疫苗恐惧症”造成的恶果，呼吁各国要高度警惕。

在笔者写作本书前夕，2016年3月查办的山东非法营销疫苗案，2018年查办的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弄虚作假案成为舆论焦点。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长生公司的弄虚作假案做了重要指示，并成为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重视程度可以说顶天了。现已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对疫苗的研发、生产、仓储、销售、运输、接种直至不良反应的处置，都作了严格、具体的法律规定，明确了生产者、采购者、使用者和监管者等各方面的法律责任，无疑将促进我国疫苗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据中国生物领导层讲，《疫苗法（草案）》中的不少内容是他们建议加上去的，因为规定越严格越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

回到舆论场上来，人民群众痛恨不合格疫苗，即使言论偏激也可视为正能量。不过，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言论中，有一种倾向相当明显。有人把国产疫苗统斥为“烂疫苗”“黑疫苗”，“不能打，要打就打进口的”；有人“现身说法”，描绘在美国、在香港打疫苗的愉快经历，介绍怎么去国外、香港打疫苗。有人甚至怒气冲冲地质问：“为什么进口的巴斯德五联疫苗断供了，是不是有意打压外企，以便推销国产烂疫苗？”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事实：2017年中检院的批签发报告显示，我国从赛诺菲·巴斯德公司进口的百白破、脊灰、b型嗜血杆菌五联疫苗16批次，其中8批破伤风类毒素的效力不合格，共71.5万人份；从凯荣·贝林公司进口的6批狂犬病疫苗不合格。有人在网上摆了这个事实，马上遭到围攻，并被扣上了为国产“烂疫苗”开脱的大帽子。这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

既然实行批签发制度，在检定标准面前，只有合格不合格之分，没有国产和进口之别。现在，疫苗市场的竞争很激烈，说到底要靠质量取胜，而非靠其他。即将诞生的《疫苗管理法》，对疫苗生产企业的“紧箍咒”更多了。中国生物作为生物制品的“国家队”，做何感想？董事长杨晓明说：“我们比其他人更盼望《疫苗管理法》早日出台。法律对我们是约束，更是保护。这个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坚持疫苗的战略性和公益性，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疫苗的研制创新。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这部法律的一些条款是约束市场无序竞争的，对优良企业就是一种保护。我们的疫苗质量在国内是最好的，在国际上也是靠前的，去年是我们的‘质量提升年’，今年是‘质量文化年’，希望舆论对我们依法加强监督，支持我们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

第三十六节 对爱与责任的诠释

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单位，如果没有精神，就是一具僵尸。精神是物质力量的倍增器，一家企业、一个行业的兴旺是诸多因素造就的，但其他因素大都是加数，而精神却是乘数。中国生物作为生物制品行业的“航母”，产业规模大，科研实力强，有爱有责任，企业价值观使它的引擎更加强劲。

从担任中国生物党委领导开始，朱京津就琢磨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一家央企，是以原六大生研所为骨干整合组建的。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来作为精神支柱，就没有共同语言，甚至会成为一盘散沙，打造生物制品“航母”的初衷就可能会落空。他跑遍二三级公司，请教了不少老专家，下功夫研读了生物制品的历史，经反复思考，最后把中国生物价值观概括为四个字：“爱与责任”。

也许因为他是军队转业干部，所以对精神作用和文化建设格外重视。他参加过1979年西南边境的那场自卫还击作战，荣立二等战功，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在部队发展顺利，33岁便成为上校正团，转业前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工作。说起他转业的过程，颇有点阴差阳错、反客为主的味道。1999年，他的一位好战友被确定转业，当时刚组建的国药集团通知他去面试，这位战友把他也拉去了。国药集团董事长王国立和党委书记张洪亮，以及人力资源部主任曹丽娜又是面试，又是笔试。一番折腾后，结果国药仅通知朱京津进入“待定区”。这就麻烦了。朱京津赶紧和战友商量“对策”，战友说，我可以去国家机关。那年朱京津已正团4年，正等着提拔。国药想要，军队不想给。人力资源部的同志对他说：“我们缺一个干党务、人事的人，你要来没有职务、没房、没车，但企业发展前景很好。愿不愿来，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没想到“没有职务、没房、没车”的话反而刺激了他，难道军队转业干部是冲着待遇去的吗？越是这样他越要去挑战一下。干吗不换个岗位，从头开始呢？于是他决定转业。可北京军区不愿放人，而且军区的转业指标用完了，怎么办？他说服部长后，最后通过原总政协调，临时增加一个转业指标，他就这样来到了国药。在国药他逐步被提升为总部党委副书记、集团工会副主席、企划部和党群部主任，后调任中国生物任职。国药集团最初企业文化系统是由他搭建的，曾担任十年国药新闻发言人。“关爱生命，呵护健康”的八字理念就是由他提炼出来，经党委研究后定下来的。他请总政歌舞团团长印青将《关爱生命》谱写为歌曲，在国药集团唱响了。

中国生物100年历史了，从1919年走到今天，对国家的贡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靠中国生物及其前身六大生研所研制的疫苗进行计划免疫，消灭了天花、消除了脊灰、控制了常见传染病，累计减少发病3亿多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人，为护卫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构筑了一道坚强屏障。百年来，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发展之路曲曲折折，有顺风扬帆的时候，也有顶风逆流的时候，但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生物人都始终执念于心，执诚于情，一心一意，辛勤耕耘，甚至身陷囹圄也痴心不改，这颗心是什么心？这种情是什么情？是爱国爱民之心，是爱国爱民之情！100年，几代人，薪火相传，步步登高，就靠这种精神支撑着，其核心就是“爱与责任”。“爱与责任”，既是价值观，也是精神支柱。爱是根本，责任是由爱发出的枝干。爱愈深，责任感就愈强。回顾中国生物的历史，朱京津认为，“爱与责任”至少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驱魔灭疫的“上医”精神

《黄帝内经》曰：“上工（医）治未病，不治已病。”所谓“治未病”，就是防止疾病发生，尤其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一次传染病流行，轻则死亡数十上百人，重则死亡千万人。因此，人民需要“治已病”的医生，更需要“治未病”的“上医”。生物制品工作者研制的疫苗等生物制品，就是用来“治未病”的，他们就是古人所说的“上医”。朱京津说：“中国生物一代一代的杰出人物，无不怀揣一个梦想，就是要研发出疫苗来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这个高尚的理想是支撑他们百折不挠、愈挫愈坚的精神动力。”

的确如此。检索中国生物历代杰出人物的简历，可以发现，他们开始几乎都是学医的，如老一代医学科学家汤飞凡、谢毓晋等人。无论是在古代或在现代，医生都有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怎么就改行做生物制品了呢？原武汉所总技师谢毓晋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1937年2月，谢毓晋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与三名同窗好友一起去德国留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解救饱受疾病折磨的中国人民，摘掉外国人戴在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到德国后，其他三人都选择了学临床医学，谢毓晋却选择了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他对同伴说：“当医生每次才能救一个病人，而做疫苗或血清就可以救一大片人。”他的祖父和年仅30岁的大哥都是患肺结核而死的，这给他的刺激太大了，这就是他决心当一名“上医”的原因。

刘隽湘是我国数一数二的血液制品专家，他立志学医是因为父亲患背痈久治不愈，而在北京法国医院做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就康复了。1940年，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昆明省立昆华医院当住院医师，周末跑到时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去参观，汤飞凡给他讲了类似谢毓晋上面说的那些话，于是“跳槽”改行，从此研究了一辈子生物制品。

生物制品这个词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人不知生物制品为何物，包括学医的大学生，当他们被分配到各生研所时，往往都不愿意，闹着要走。原北京生研所的吴绍沅就是这样。他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刚分来，所长汤飞凡带着她到北京儿童医院去“参观”。在那里，她亲眼见到了患麻疹的病儿住满了病房，连走廊里也一张挨一张地摆上了临时病床，很多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家长们围着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含泪哀求：“请救救孩子！请救救孩子！”临别时，诸福棠一脸严肃地对汤飞凡说：“要救这些孩子，我没有多少办法，唯有用疫苗，我们有责任尽快研究出疫苗来。”吴绍沅在“参观”过程中一直泪流满面，不停地用手帕擦泪。从此后，她再也不提要回去当医生了。在汤飞凡的指导下，她分离培育出了麻疹毒“M9”株，是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第一个麻疹毒株。

成都所的研究员杨耀从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原成都生研所，老大不愿意，因为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科医生。1958年，四川的温江、双流等地爆发出一种俗称“打谷黄”的怪病。他跟随专家组到了疫区，亲眼看到农民用门板把病人往卫生院里抬，门板上的人还没死，抬门板的人却突然倒下，大口吐血死了。其中一个抬门板死掉的人叫赖安华，后来陈廷祚就是从他的呕吐物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被称为“赖株”。杨耀说：“当时那个惨啊！村村办丧事，昼夜有哭声，这深刻教育了我，从此我才安心工作了。”杨耀后来在生物制品研制上做出了较大贡献，退休后还做出了二十三价肺炎疫苗。

这种为人民驱魔灭疫的“上医”精神，支撑着生物制品工作者不怕牺牲，不计得失，玩命苦干，即使在遭到无端横祸时也能忍辱负重，奋斗不息。谢毓晋在“文革”中被罚扫厕所，他竟然在厕所里写出了动物血清代血浆的科研总结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就像屈原在《离骚》中所写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成都所的陈廷祚戴着“右派”帽子，被停止了科研工作，但在温江、双流发生不明重大疫情时，却不避嫌疑，主动请缨，很快分离出无黄疸钩端螺旋体，查明了病因，为扑灭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成都所的周海清被打成“右派”后被当工人用，他一边劳动一边进行工艺研究，抢着值夜班，最后成功将成都所的菌苗生产由小罐改成了大罐，产量大幅提高，生产人员大为减少。北京所的刘隽湘“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被剥夺了科研权力，但当他发现不成熟的人血白蛋白还在生产时，却勇敢地站出来，上书卫生部，要求立即停止不合格产品的生产……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有人不理解，说他们“傻”“痴”，其实他们一点不傻，但确实痴，就像周海清说的：“我觉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在乎别人表扬你还是批判你，这样干，就因为觉得自己有那份责任，要研制疫苗阻止疾病传播，解除人民的痛苦。”

不错。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干生物制品这一行，没有点精神是干不下去的，即使勉强留下来，也是干不好的。据朱京津说，现在中国生物进人，考核条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问：是否有爱心，是否心怀梦想，做好了为人民驱瘟神灭疫病的精神准备。因为干这一行是要付出很多牺牲的，有时甚至可能要牺牲生命的。如我国的狂犬病专家林放涛在东北原始森林里研究动物传染狂犬病的途径时，就与狼发生对峙；再如出血热专家孙柱臣在分离培养病毒时被试验小鼠咬了一口，感染了出血热，险些牺牲了生命。北京生研所的一对年轻人在冷库里做实验，忘了下班，被反锁在里面出不来，整整一夜，险些被冻僵，就因为这寒冷的一夜，两人最后成了夫妻，人称“生命的爱情”。

以身试药的精神

要说中国的疫苗研制与外国有什么不同，除了早期物质条件大不一样以外，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每一种疫苗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制者甚至家人的身上试用，证明安全之后再上别的人。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有的国家临床研究甚至不在本国做，要到外国去做。以身试药，如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生物制品工作者为人民的献身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据现有文字资料显示，中国生物最早以身试药的人是汤飞凡。1928年，日本著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从患沙眼的印第安人眼中分离出颗粒杆菌，宣称找到了沙眼病原，一时在世界上成为定论。但汤飞凡认为野口的证据不充分，通过国际组织要来野口亲自分离的颗粒杆菌，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把它种到了自己眼中，反复几次都没有患上沙眼，从而推翻了野口的结论。1957年，汤飞凡和助手黄元桐、闻仲权、李一飞等分离出沙眼病毒（衣原体），为证实它确实是沙眼病毒，他把病毒种到自己眼中，果然患上了沙眼，一直坚持到典型症状出来，这才宣布找到了沙眼病毒。

我国牛痘苗的生产用的是齐长庆和助手李严茂分离出来的“天坛株”。这个毒株用到1954年的时候，毒力变弱了，必须增强才能用于生产。要增强毒力，靠动物是不行的，必须在小孩身上进行。原北京所副所长张永福回忆说：“当时找了6个本所员工的小孩来做，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儿子。”他说得轻描淡写，但谁的孩子谁不心疼？经这样增强毒力，“天坛株”又用于生产了。

脊髓灰质炎疫苗完成临床研究后，课题组首先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试验。课题组长顾方舟逝世后，这件事才被公众所知，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其实，当时课题组每个有孩子的人都让孩子试服了疫苗，在他们看来这不足为奇，非常平常，因为所有的疫苗都是这么做的。

郝成章是原长春所流脑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他女儿说：“那时我还很小，有一天爸爸把妈妈、哥哥、姐姐和我领到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关上门，然后开始喷雾，让我们跟他一起坐在那里，不准出去，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说到这里郝老露出诡秘地一笑，说：“那是为了检验喷雾剂流脑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怕不保险，我只好用自己和家人先做试验。”

即使是已经证明安全并有了操作规程的单采血浆法，原成都所在运用之前也慎之又慎，先做动物试验然后再到自己人身上试验，从党委书记带头，全所数百号人在大礼堂里排着长队，一个一个接受试采。如此试了一遍，证明确实安全，才敢用在献浆员身上。

以身试药的精神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基因工程重组宫颈癌疫苗试制出来后，从研究室主任张靖博士开始，全课题组的十几个年轻人不分男女，都一人给自己先来一针。

在中国生物，如果你问他某种疫苗是否先在自己身上做过试验，他们往往会说：“这是必需的，还用问吗？”

甘坐冷板凳的精神

农民种庄稼，春播秋收，年年都有收获。工人盖大楼，几年就可以建成，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搞科研尤其是做生物制品，必须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开题到形成产品，快的至少也得10年左右。朱京津说：“10年10个亿是疫苗研制的一般规律，至少要花10年功夫，现在至少要投入10个亿。”生物制品行业是一个高投入、耗时长、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没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干不了这一行的。

笔者对我国疫苗产品研制的时间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发现能10年做成一个疫苗堪称奇迹，研制过程大多要经过十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如狂犬病疫苗，最早我国是用巴斯德的方法，生产鼠脑或羊脑狂犬病疫苗，因副反应严重，便于1965年开始研究地鼠肾细胞狂犬疫苗。以原武汉所的林放涛为组长，有长春所楮菊仁、兰州所梁名奕、中检所俞永新等参加的课题组，紧张工作了15年才研制成功。乙脑疫苗从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研制，历经18年才研制成功原代地鼠肾细胞乙脑灭活疫苗。因毒种免疫原性不理想，必须改进，培育新的乙脑疫苗株SA—14—2就花了整整30年，再用这个疫苗株研制疫苗到最后批准生产，又历时12年。在这期间，投入研究的专家有北京所的、中检所的、成都所的，有突出贡献的就有上10人。麻疹活疫苗从1958年汤飞凡、吴绍源首次在我国成功分离出麻疹病毒M9算起到1965年试制成功，1966年投产，历时七八年，这可以算作一个奇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从1954年开始研究，历经仿制苏联的猴肾减毒活疫苗（历时6年）、猴肾糖丸疫苗（历时8年）等阶段，到1987年用二倍体细胞生产出三价疫苗糖丸，总历时33年。乙肝疫苗从1972年开始研究，到1985年研制成功血源性乙肝疫苗历时13年；到研制成功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历时17年。流脑荚膜多糖疫苗从1966年开始研制，到1979年研制成符合WHO规程要求的A群多糖疫苗，历时13年多……痢疾疫苗被称为“胡子疫苗”，兰州所的王秉瑞为研究痢疾疫苗奋斗了一辈子。从1962年调入兰州所就开始研究，到1998年用基因技术研制成二价痢疾减毒活疫苗（FS），历时36年。这中间，他因担负其他任务研究一度中断，从1981年他重新挂帅研究算起也整整17年。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先生写的一副对联。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北大讲演时说：“坐冷板凳无非是几个意思，要专心致志做学问，不慕荣誉，不去追求名利，甘于寂寞，同时也包括你做学问当中不去追随时尚，随风倒，而是要坚持自己的学术方向，不怕别人不重视，甘于寂寞。”笔者想，生物制品行业的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不就是甘坐冷板凳的典范吗？王秉瑞在第二次挂帅研究痢疾疫苗时，不少人劝他别搞这种“胡子疫苗”了。我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研究痢疾疫苗，几十年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你都56岁了，何必干这种前途未卜的事？王秉瑞拍案而起，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再这么说我跟你没完！告诉你，我忘不了农民患痢疾又没有钱治的困境，同时要维护知识分子的面子，你过去搞过没搞成，怎么就不搞了？脸面何在呀！”研制过程中，他出过一次车祸，从此拄上了拐杖，竟然扶杖搞出了二价痢疾疫苗，成功时他73岁了。在86岁生日时，他写了一首诗，头四句为“为有秦关汉月明，世上长存不了情；伤寒反应需再减，痢疾效果待提升。”伤寒和痢疾疫苗是他做的，功在人间，但这正是他的“不了情”：伤寒疫苗的副反应还应想法再减，痢疾疫苗的效价还应再提升。这就是一个疫苗科学家的情怀。

愿做绿叶衬红花的精神

有句俗话，叫作“红花还得绿叶扶”。其实绿叶不仅仅是陪衬，还是红花的生命所系，所谓花无叶不妍也。在生物制品行业，一个产品的研制成功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写论文和申报奖励只能写上主要研制者的名字，不可能把所有参与者的名字都写上。这里面有许多无名英雄在默默奉献，有的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即使被提及，往往也只能写成“助手某某”，如婚礼上的伴娘。我国的天花病毒“天坛株”、狂犬病毒“北京株”的分离者是“齐长庆和助手李严茂”，李严茂开始只是一名工人，名字能留下来，是个很高的“待遇”，绝大多数助手是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制品行业技术人员的职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研究员系列，一类是生物工程工程师系列。一般来说工程师系列的人就很难出论文，论文也是工艺方面的，在产品报奖时，名字要么排在后面，要么根本排不上。

成都所的生物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寿贵，在原大连所时就师从日本技师做疫苗，是一个技艺高超、作风严谨、能解决难题的人。用14—2株生产的地鼠肾乙脑减毒活疫苗，他在工艺的建立上有重大贡献，但在科研论文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说，工程师系列的人几乎都是无名英雄，都是“绿叶”。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如果没有他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就变不成疫苗产品，就只能写成论文放在保险柜里。

就像种庄稼不能没有土壤一样，培养基是疫苗研制必不可少的“土壤”。细菌类疫苗的生产株，离开了培养基就没法生长繁殖，病毒类疫苗的生产株是长在细胞上的，细胞也离不开培养基（营养液）。疫苗等生物制品的产量和质量如何，一取决于生产株，二取决于培养基。北京所的闻仲权就是一位搞了一辈子培养基的科学家。北京所的麻疹疫苗，他参与了研制，但病毒是汤飞凡和吴绍沅分离出来的，他做的是培养基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便“榜上无名”；沙眼病毒的研究他也参加了，但分离出病毒来的是汤飞凡和助手李一飞，他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名不见经传；他还参加了流感病毒的分离和疫苗的研制，但也是湮没无闻。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在国内率先分离出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减毒活疫苗，但因卫生部为加快疫苗投产，决定走学习苏联的“捷径”，他的研究被迫中断，只能弃置一旁了。他是派往苏联学习脊灰疫苗制作的四名专家之一。在新成立的昆明所帮建脊灰生产线，他待的时间最长，从实验室布置到最后投产的全过程，他都是指导专家；脊灰疫苗改糖丸，他也是主要参与者。但因为顾方舟是协作组组长，故被人尊称为“糖丸爷爷”，他却不为人所知，只能当“绿叶”了。他独一无二的贡献是在我国建立了人二倍体细胞2BS，可以广泛运用于许多疫苗的制作，并且能世世代代用下去。用人二倍体细胞生产的疫苗因不含异性蛋白，所以副反应极小，而且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可谓功德无量。如在国外，他可以将之命名为闻氏二倍体，但他将之命名为2BS，BS代表北京所。他发表了50多篇论文，而所获奖项的级次不高，而且名字往往会排在后面。在他67岁的时候才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务院政府津贴，这也许是对他一生甘当“绿叶”的奖赏吧。笔者在采访时与他谈到这个问题，老人家非常淡然，说“只要对人民有利，不必考虑个人名利。”他已高寿96了，生活还能基本自理。我想，淡泊名利也许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吧！

有看破名利的，就会有追求名利的。汤飞凡是沙眼支原体的发现者，可有人竟然偷天换日，冒领了国际沙眼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最后闹成了一桩国际公案。北京所的一位专家与某防疫站合作做了一次临床研究，从研究的设计到实施过程都是她主持的，她写出论文后去征求意见，人家一个字没改，却把自己的名字勾到了最前面。她虽然感到惊讶，但默认了。董树林是我国炭疽、布氏病、土拉热方面的权威。他研制的人、畜喷雾疫苗效果显著，为推广这种疫苗，在某地区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兽用喷雾疫苗的使用方法。董树林带着助手一边讲课，一边进行示范操作。最后这个地区的牲畜中的炭疽、布氏病发病率降为零了。于是有人写成论文和报奖材料，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所有材料中连兰州所和董树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更有趣的是有两名学员因报奖材料中没能列名，跑来找董树林写证明，要证明他们当时也是学员，这个奖应该也有他们的一份。董树林很无奈，但还是给他们写了证明。凭这份证明，省科委把他俩的名字补了上去，两人因此而如愿评上了高级职称。1958年温江、双流的“打谷黄”疫情发生后，陈廷祚首先发现并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可又冒出了一个最先发现者，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对此，陈廷祚耿耿于怀，董树林给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为：“莫因成败说寒暑，三月桃花九月菊。”93岁的董树林对笔者说：“我的意思是过去的事就算了，趁身体还能动，再为人民干点事。”这就是中国生物人的精神境界。

凤凰涅槃的精神

在生物制品行业采访，常常听到一句话：“这是一个自己消灭自己的行业。”乍一听颇感茫然，仔细一想可不是吗？为消灭某种疾病研制出一种疫苗，最后这个疾病被消灭了，疫苗也差不多就寿终正寝了。

“自己消灭自己”的含义，最主要的还表现在自己否定自己上。我们知道，很多疫苗都远不止一代，三四代是常有的事，多的已有五六代，并且也许会有更多代。每一次更迭换代，就是对上一代的否定，至少是部分否定。当然只是对其缺陷的否定，而不是对其历史作用的否定。

从疫苗的更新换代中，可以看出我国疫苗科学家永不满足，不断自我否定的凤凰涅槃精神。

我国第一代麻疹疫苗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试制的，有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但是活疫苗因毒株减毒程度不够，接种后高热反应率较高；而灭活疫苗的效果较差，需要的抗原量大，注射针次多，而且国外有报道说灭活疫苗接种后如果感染野病毒，会出现症状严重的异型麻疹。于是，第一代麻疹疫苗中的灭活疫苗被彻底否定了，着力开始第二代减毒活疫苗的研究。长春所在朱既明的领导下用苏联赠送的“列宁格勒4株”（L4株）培育出“长47”株，北京所的章以浩、吴绍沅培育出“京55株”。北京所和长春所分别在1963年和1965年投入试生产，这个研制速度是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时的。但是这两个生产株都是用L4株培育出来的，毒种不是中国人的。上海所在张箐的主持下从中国人身上分离培育出“沪191”株。我国第二代麻疹活疫苗就是用这三个毒株生产的。这中间也有一次自我否定，“京55株”是最早用于试生产的，但因免疫原性不及“长47”和“沪191”，被淘汰了。第二代麻疹疫苗的工艺日渐成熟，到70年代末期年产2000万人份。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我国疫苗专家又来了一次自我否定，因第二代活疫苗是液体的，在当时没有冷链运输的情况下容易失活，于是又研制出第三代冻干麻疹活疫苗。2017年我国麻疹发病率下降到不足6000例，是三代麻疹疫苗的功劳，也是疫苗专家不断自我否定、追求完美的结果。

再如脊灰疫苗，1960年3月试制出第一代口服液体疫苗，1963年生产第二代糖丸疫苗，1984年北京所又研制出第三代脊灰疫苗，以人二倍体细胞取代猴肾细胞，根除了猴病毒的污染，大大提高了疫苗的安全性。但是第三代脊灰疫苗分为“I型”和“II+III型”两种糖丸，要先服“I型”，隔一段时间再服“II+III型”，这就使接种比较麻烦。因此，又继续研究，解决了三个型同时服用会互相干扰的问题，于1985年研制出第四代三价混合疫苗（白色糖丸），至此我国的脊灰疫苗与国际水平已难分伯仲。质量已经这么好了，并且为我国消灭脊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该可以就此为止了吧？不！我国疫苗专家又来了一次凤凰涅槃，北京所研究出第五代双价口服脊灰疫苗（bOPV），通过了世卫组织预认证，只需在孩子口中滴两滴就可以了，比吃糖丸更方便更安全。但是，因为脊灰活疫苗在理论上存在类似人生育上的“返祖”现象，即出现“疫苗脊灰”或曰“衍生脊灰”。这种可能性虽然极小，我国只在贵州出现1例，但这成为我国疫苗专家的一块心病，所以北京所又进一步研制出第六代注射用三价脊灰灭活疫苗（IPV），包括了脊灰病毒的I型、II型、III型，杜绝了发生“返祖”现象的可能，成为最终消灭脊灰的王牌产品。

“爱与责任”的中国生物价值观和中国生物精神支柱，还包括创新精神，人梯精神，榜样精神等方面。朱京津说：“要打造中国生物制品的‘航母’，保持国内领先，争创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我们要提高综合素质，特别要发挥精神的乘积效应，把‘爱与责任’变成企业文化，化在每一个员工的心中。”

是的。中国要实现从疫苗大国变成强国的梦想，科技是基石，质量是生命，精神是灵魂，“爱与责任”，须臾不可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