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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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扬雄:一个口吃者的大略雄材

蜀地自古出异人

蜀地自古出异人。西羌大禹迈开奇特的禹步,可以化为巨熊开山裂石;帝王杜宇相传与大臣鳖灵妻子可以产生缠绵之爱,再到开明十二世对“山精”演变而来的武都丽妃的无上宠幸,最终导致古蜀王朝的覆灭……这些绮丽的历史叙事为蜀地涂抹了一层层深重的赤红,就像四川盆地铺天盖地的红壤与愤怒的桃花,成为久远历史的一种暗喻。

西汉时,严君平、落下闳一心问天,穷窥天象,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司马相如、扬雄宛如峨眉、瓦屋两大并起之峰,成就了蜀地峭拔华夏文化的两大奇人,至此,蜀地璀璨的文采与孤绝的文思,开始居高临下,蔓延长江大河。司马相如、扬雄两位均是口吃者。口吃俗称结巴、磕巴,雅称“重言”,“双声”,医学上称为“语阻”。尽管众多口吃者自卑、无法胜任“剧谈”,但个中却有赫然巨臂,振臂一呼,可以发出狮子吼,一改局面,成为口吃者的光辉榜样。司马相如、扬雄因为口吃,他们放弃了结结巴巴的口头叙述,承接楚辞之风,继而精雕细刻出一种文体,雄阔的巴山蜀水化为了笔下的滔滔雪浪与无垠森林,铺排了、厘定了汉大赋的任督二脉。

扬雄的一生,让我不禁联想起作家徐迟在《二十岁人》序中所言:“眼前放着这样的世界,我却‘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地活着。”的确,一个人固然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剩下的答案,就是为别人活着这般简单吗?

扬雄之师严君平

扬雄(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亦写作杨熊,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官吏、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

扬雄的先祖,系姬周支庶,因食采于晋地之杨邑,而以杨为氏。据说扬雄目空一切,自改“杨”为“扬”,惊世骇俗,是为了以别于蜀地杨姓,这并没有实据。其实,“扬雄”在古本里一律作“杨雄”,明朝之前没有俗字“扬”,明朝以后各印本写成“扬雄”,约定俗成,逐渐成为定律。

后来,扬雄先祖为逃避战乱,迁往巫山,再沿江而上,在今重庆住过一个时期。到祖先扬季时,方来到四川郫县落户,当时家有百余亩土地,在广种薄收的西汉,有百亩之地的家庭,应说是很不富裕的。

到扬雄时,“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西汉金的单位是斤,金重一斤,值钱万。十金值十万铜钱,其家境并不阔绰。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通经成为读书人追求仕途的主要手段。学通一经,扬名立万,就可成为博士或弟子员,许多读书人都为功名利禄而穷研经籍。扬雄在这样的风气下,没有成为懦懦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老师严君平的影响。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严君平在成都市井以卜筮为业,“有邪恶非正之间,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利导之以善……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而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

这一段记载里,我们可以发现,成都自古拥有一种坚韧的民间性,利与害、孝与顺、忠与善,鉴事而判,标举正义,在严君平身上算是找到了源头,他身上其实具有司马迁笔下“游侠”的部分精神特征。他不依靠官府为生,绝不厕身游走官场、乞食公门,而是设肆卜卦,以智慧养活自己。单凭这一点,杜甫就远不及严君平。很显然,老师赚足了一天的饭钱,才开始对弟子讲授《老子》奥义。根据扬雄的家境来看,严君平显然不是为了学费而教学,这只能是出于“孺子可教”也。

严君平本是亦人亦仙之辈,神话传说中有关他的传闻极多,可以瞬间遁迹,可以倏忽出现在百里之外。据说,严君平91岁去世后葬于郫县平乐山。他在平乐山生活了40多年,在山上写出了“王莽服诛,光武中兴”的预言,提前20多年预测了“王莽篡权”和“光武中兴”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当然了,这其中不乏附会。

这一段交往经历对于扬雄弥足珍贵。多年以后,他在《法言·问明》里称颂严君平师:“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洽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据《音义》,当作“珍”)乎?吾珍庄也。”可见老师的思想和操守,给扬雄毕生以重要的影响。

正因如此,少年扬雄可以“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汉书·扬雄传》)与其说严君平的学识卓绝,不如说严君平言传身教的民间性,成了扬雄的圭臬,由此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立精神。读书自然不再是追求名利的敲门砖,而是遍涉各家学说,不以富贵、贫贱为念。称赞扬雄是把巴蜀人文、古蜀仙道思想与中原文化予以融汇的第一位大家,恰如其分。

扬雄跳楼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这也开启了一种献策、献表的文章结构模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后世有“扬马”之称。

西汉时人的寿命短促,一个人40多岁已算是老人,似不应远游。扬雄40余岁了,竟然离开四川,首次来到京师长安。

《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据扬雄被荐“罗余,奏《羽猎赋》,除为郎”来分析,扬雄被荐是在元延元年(前12年),时年他已42岁了。

扬雄入仕时,正面临刘氏王朝同王氏外戚集团的斗争。扬雄既无力维护刘氏王朝,又不敢得罪外戚势力,文弱书生只得埋头著述,企图超越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外,在写作中获得自由。可惜,自己早年的民间性价值观已经严重不适应官场生态,扬雄不得不以夸大、蹈虚、华丽之辞来大肆“美新”,歌功颂德,百兽率舞,山河感应,这显然是为了避祸的违心之作。真是一入豪门深似海啊。

最为严重的在于,他竟然歌颂王莽:“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公指的是王莽,阿衡为伊尹。历代文人认为这段话是向王莽奋力献媚。伊尹、周公为商、周二代人所称道的贤相,扬雄将王莽与之相此,似乎是称颂,实际上则是慑于王莽的威势,对王莽的一种婉转箴劝。只是,这种“箴劝”对于气势如虹的王莽而言,何其微弱!我们历来发现,伟人的耳朵只能接收到铺天盖地的“颂圣”之声。

锦心绣口的诸葛亮舌战群儒时,他舌剑犀利,深犁古今,如此评价扬雄:“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诸葛亮之所以说扬雄是小人之儒,在我看来不一定全是贬义。大人,英雄豪杰也;小人,贩夫走卒尔。诸葛亮是想说明扬雄才华横溢,却事暴君王莽,污点赫然,不过是一小人。诸葛心仪刘备,刘备一向主张安汉兴刘,诸葛亮用扬雄来告诉东吴文臣,英雄当遇明主,方可鞠躬尽瘁。

刘向、刘歆、扬雄同是西汉末年笃学之士,而政治和学术倾向各异。在刘歆授意下,扬雄开始教授刘歆之子刘棻辨识古文奇字。刘棻后来擅自造作符命,他与刘泳、丁隆、甄寻皆被王莽杀害,扬雄被当作与刘棻等有牵连的同党。在治狱使者来收捕他时,他惊慌失措,从天禄阁上跳楼而下,几乎丧命。后遂用“扬雄投阁”谓文人无端受牵连坐罪,喻走投无路。

这一年,他已经67岁了。

粉碎了篡党夺权的小集团后,王莽听到扬雄跳楼,他是目光如炬的:“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查明扬雄的确不知情,下诏不予追究。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投阁事件”后,扬雄因病被免职,不久又恢复了大夫的职务。扬雄一生贫困,晚年“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扬雄传》)。”经历一惊一乍,扬雄萎顿于宫阙,在清贫寂寞中结束了半路入仕的一生,时年71岁。扬雄好友桓谭主持葬礼,学生巨鹿人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扬雄传授他《太玄》与《法言》。侯芭负土为他建坟,号“玄冢”,坟地位于汉惠帝安陵园内,并守丧3年。

经历“投阁事件”的劫难,也成为扬雄写作与学术研究的分水岭。扬雄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嘲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别具一格的《逐贫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他质问贫困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愤怒。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看起来,蜀人的幽默、自嘲的精神,又回到了晚年扬雄身上。

载酒与问字

蜀人爱酒源远流长,扬雄是名士,非寻常之辈所能及。不然的话,他如何写得出彪炳千古的《酒箴》?!比如《酒箴》中比喻喝酒的人好像井口边上的瓶子,很容易被打碎。后以“观瓶居井眉”喻那些喝酒过量之人,有如井边瓶,极易破碎。《苏轼诗集》卷二十八,苏轼有《偶与客饮……戏用其韵答之》,他有些苛刻地认为:“扬雄他文皆不奇,独称观瓶居井眉。”其实不管别人的瓶子是否打烂,反正扬雄这个酒瓶子,的确快碎裂了。

扬雄一度罢官,他素来无积蓄,非常贫困。可是爱酒依然,一往情深,这如何是好哇?

由于家里贫困,他不能再喝酒了,那么文思如何打发呢?有人知道了实情,索性用车载着酒和菜来向他求教。扬雄一见酒菜来了,文思大进,思想精骛八极,玄言奥义,连绵不绝,送酒的人因此大为受益……事情一传开,京城的有钱人于是经常向他求教。作为求教的礼物,都拉着酒菜来上门请益……这就是“载酒”一词的由来。

扬雄喝酒,更悟出了酒的启示录,比如他在《法言》说过,只有喝酒的实际内容而不讲究礼仪的形式,就会显得粗野;而讲究礼仪的形式而没有喝酒的实际内容,就会显得虚伪。形式与内容相符合才是真正的礼仪。扬雄其实拿捏到了一种分寸:适度,这本是蜀地的生活价值观。

那么,“问字”与扬雄又有什么关系?

扬雄对古文字学素有精湛研究,加上博闻强记,阅书无数,简直就是一部滔滔“字海”。诸如甲骨文、金文、篆书之类。有人就专门向他学文字学,这就是“问字”的由来。

“载酒”、“问字”这两件雅事,就这么合到一起,成了一条品格极高的成语。也可以说,扬雄是当时学问的象征。

玄,是扬雄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一听说扬雄死了,就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回答:“他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我看不到了。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著作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

当时,腐儒们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敢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情况而言,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未得进一步彰显。

作为扬雄哲学的最高范畴,“玄”有三种含义:其一,是指整个世界的总规律;其二,玄是天、地、人形成的总根源;其三,玄是包容天、地、人的绝对,这是“玄”作为最高范畴的主要含义。

扬雄对后世的影响意味深长。

我们知道,汉代的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增加《孝经》《论语》),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大家渐次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中原的三皇五帝为具体神灵,巴蜀却改“三皇”为天、地、人;“五帝”也改为白帝、黄帝、青帝,等等,具有五行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熔《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扬雄仿《周易》而造《太玄》,仿《论语》造《法言》,就与太学传统很不一样。在我看来,扬雄所为,其实是渴望以自己的言路,在保有孔子、圣哲的基本观点前提下,结合蜀地仙道哲学、地缘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一种人才观、天地观,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的地缘学术特色。

在哲学、汉赋之外,扬雄在文字学和史学两个领域成果卓异。唐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指出,扬雄曾续写《史记》,可惜原书已佚。东汉王充在《论衡·须颂篇》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说明扬雄继司马迁之后,写作了汉宣帝到汉平帝这一段历史。扬雄还著有《蜀王本纪》,是研究上古四川不可或缺的史料。

在文字学方面,扬雄有《训纂》《方言》等书。《汉书·扬雄传》说:扬雄以为“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华阳国志》指出:扬雄认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这两部书,都是关于古文字学的珍贵经典。

遥望“西蜀子云亭”

扬雄一生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采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具有“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巍然“大儒”。连《三字经》也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获得如此隆誉的蜀人,殊然一人耳。

扬雄出身贫寒,成就极高,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论证茅屋、草亭同样能孕育出公卿贤人,体现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思想,列举了诸葛亮、扬雄两人,写下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千古名句。

《汉书·扬雄传》只言子云住宅“处于岷山之阳”,时人称为“子云宅”,因向他求学、问字者极多,故时人又称其居为“问字宅”。“宅”与“亭”含义显然并不一样,而且古代的“亭”是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子云宅”何时被变为“子云亭”的呢?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刘禹锡所说的“子云亭”,其实就是“子云宅”,就是指的扬雄的故宅。刘禹锡是为了让《陋室铭》中的句子押韵,有意将“宅”改为“亭”的。

自刘禹锡《陋室铭》一出,流传海内外,“子云亭”也不胫而走。郫县人因地处扬雄故里而自雄,也将“问字宅”改为“问字亭”。又因扬雄曾作过《太玄》,影响很大,故又有人称其宅为“草玄亭”。清朝时期,为避“圣祖”玄烨讳,改“玄”为“元”,又称为“草元亭”。

鉴于《陋室铭》名声太大,蜀中“子云亭”四处林立,凡是扬雄曾涉足过的地方,纷纷修建“子云亭”,其中较有名的有成都、犍为、剑阁、绵阳、郫县等地。

哪里才是真正的“西蜀子云亭”呢?

据《直隶绵州志》记载,扬雄在前往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之前,曾寓居涪县,即今绵阳。在西山和钟阳镇(今涪城区新皂镇)两处留有读书台和洗墨池等遗迹。《四川历史人物名胜词典》也认为是绵阳西山“子云亭”,它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座“子云亭”。“子云亭”始建于隋,屡圮屡建。据《绵阳县志》载,清末重建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1976年在暴风雨中倒塌。后在原址又重建“子云亭”,仿木结构,至今犹存,称原址“子云亭”,以区别后来新建的“子云亭”。

学者李殿元指出,《少城文史资料》认为“子云亭”当在成都,就在青龙街的原成都十三中内,依据是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读易堂记》等。晚唐人郑暐撰《蜀记》即说扬雄宅邸是在秦大城内唐节度署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其方位即在现在的青龙街。

遗迹俱往矣,但不会忘记的恰是王安石对扬雄的评骘:“儒者凌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

俗话说,口吃者慧心。口吃者急射。口吃者一直在提前推论每一个字词无碍的发音,不舒服,就要换一个。由此可见上苍的持正与公平。作为蜀人,我喜欢这些口吃者。尽管司马相如在卓文君加盟下,名声早已驷马难追,我还是更喜欢可能更结巴的扬雄。他身上有一种奇妙、无穷、精怪而吊诡的魅力,就像我们面对一个博尔赫斯式的人物,他张口结舌,吐不出一个字,却构成了一个无尽的让历史去猜想、去虚构的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