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黄头郎邓通的奋斗史
我偶然拿到一本乐山市编印的旅游册子，大力介绍历史上“南安”的种种辉煌。前言里提到西汉文帝时，南安人“邓通大将”铸造钱币，有“邓氏钱布天下”；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在犍为铁山冶铁制造武器、工具，足见那时乐山的冶炼规模和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邓通是什么“大将”？这是编书者在为“尊者讳”。即便如此，邓通又是什么“尊者”呢？书里未讲清楚的还在于，邓通不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铸造钱币的金融史，更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私家货币发行机构的牛人；第一个大规模开发铜矿冶炼的人物；他由此也成为第一个跻身“二十四史”的蜀地平民出身的人物；邓通还是第一个拥有一座独立城池的蜀郡人……单是这些，就是要进入吉尼斯纪录的。编写旅游书的人，没有注意到先贤的丰功伟绩啊，而且刻意遮蔽了邓通的艰辛奋斗史。毕竟从距离权力中心十分遥远的犍为郡南安（西汉犍为郡管辖12县），一介平民终于登堂入室，真可谓鲤鱼跳龙门。不仅如此，邓通后来在权力的卧榻上玉体横陈，俨然是龙门之上的一朵水莲花。
邓通仅仅依靠一只吱吱呀呀的摆渡船，如何从柔情蜜意的青衣江，抵达歌舞升平的长安？
刘邦继秦统一全国，夯实了巴蜀边地的权力管辖，巴蜀成为大汉帝国虎踞西南的要津。高帝六年（前201年），刘邦始按军功分封列侯，全国共封了大大小小137侯，边远的巴蜀只封了两个侯，一是什邡侯雍齿，一个就是南安侯宣虎。宣虎随刘邦降晋阳、灭燕王藏荼两大军功赐爵彻侯，封于南安，食900户，称庄侯，所封国称南安国。当时封国户数高者可达15000户，低者只有500户，宣虎在相对贫瘠的蜀地食1000户以下，显然是个小角色。《太平寰宇记》记载：他的封地主要在夹江平原，大约就是西汉一乡的人力物力，约相当于今天的夹江、洪雅两县。侯国地域虽小，但彻侯也算一国之君主，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一些特权，如列侯之子也称太子，可以拥有家臣，收取封邑赋税等。
南安国属蜀郡，地位与后来县令、县长一样，也受蜀郡太守管辖。宣虎及其家属居长安，坐享900户农民的赋税收入的寄生生活。所以汉文帝曾经下令要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国去，多少做点事，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汉书·高帝纪》载：“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据此分析，南安国或于此年之后才开始筑城。
宣虎在位30年，死后侯位传给儿子宣戎，宣戎又传宣千秋。到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年），宣千秋因伤人罪“不奉上法”，封国被剥夺。当时南安侯国户口达2100户，52年间人口增加1200户，增长率之高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这与汉王朝奖励人口增殖有关，更与蜀郡修生养息、发展民生相连。
宣虎后代在失去侯位封国后，逐渐湮没于民间，到了公元前62年，汉宣帝派人找到他的曾孙，只是一介三等爵的庶民（最高者即宣虎的第二十等爵的彻侯）。毕竟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宣氏家族倒是香火不绝，在蜀汉时已成为南安县四大姓之一，因此《华阳国志》记载说：南安“有四姓，能、宣、谢、审”。
本地非大姓而为著名乡贤的，就是名声响彻后世的邓通。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转引夹江县风物时说：“《本志》云：‘治西二十五里南安镇，即汉南安县治。有邓通宅故址。前有玛瑙溪，中有磐石，可以修禊。’”《蜀水经》也记载：“玛瑙溪，源出南安镇，南入江，溪有磐石可以修禊，邓通故宅在焉。”“修禊”为汉民族风俗，民俗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三国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人们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称为修禊。由此可知，这里的居民已经不是古蜀原住民了，因为古蜀先民无此风俗。南安镇即今夹江县木城镇，邓通故居就在此，可知邓通是南安的庶民。分析起来，宣虎在位时，利用在京之便，邓通通融他，被推荐进入宫廷。
2014年夏季一天早晨，我来到民风淳朴的木城镇赶场，在茶馆里与当地居民提起邓通，他们脸上浮起向往之猪肝红。老人们说，邓通的父亲邓贤避开了秦末的战乱，家道殷实，也读了几年书。在接连有了3个女儿后，妻子终于为其生下了1个儿子。他见到官道上骏马飞驰、四方辐辏，就为儿子起名叫“通”。幼年的邓通读经习文之余，除到官道边看车马外，更多时间是去水深草丰的江中戏耍、摸鱼、捉虾。到了弱冠之年，读书没见大的起色，却练就了一副戏水撑船的好身手。
奇梦中人黄头郎
皇帝的梦，非同一般，乃是龙梦。
以“文景之治”称名后世的汉文帝，不梦则已，一旦梦起来，那梦的境界自然是梦中之梦，是真龙在吐泡，梦境主客体分明，万千宠爱集于身。汉文帝以外藩入继大宝，据说他睿智而简朴、勤政、爱民，不喜欢穷兵黩武，讲究“无为而治”，为汉武帝的极盛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清人张潮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这里的癖，是癖好、兴趣之意。文帝伟人也有癖好，却是病态。好宠臣，诸如有宦者赵同、北宫伯子，等等，常为文帝参乘，他们或佯装慈祥，或是以星宿的传言者自居，经历了宫刑劫难、仍然下笔如刀的司马迁直书：“邓通无伎能。”那是宽袖大袍之外无能力，里面呢？司马迁自然不知道。但是某天，天降大任于世人也。
文帝做了一个登天的奇梦。登天在古代意味着当上天子，类似的还有东晋名将陶侃梦到自己只登上了九重天门的八重。这样的梦，事关重大。他欲振臂上天，但“怎么也飞不高”，这时恰好有一黄头郎从后面推着他终于上天了。后世解释历史的人们一致认为，文帝回头一看，这个学雷锋的人，其衣的腰带后面穿了一个窟窿。醒后，他来到渐台的水池，别梦依稀，四处雄视，他寻找梦中之人——“黄头郎”。
突然，他看到了梦中之人，施施然走来，有芙蓉出水的韵致。龙目精光缕缕，见来人腰带后穿，正如梦中所见。文帝大喜，问其姓名，来人自称“邓通”。既然梦中人已经现身，帝王之威，要变乱他成为梦中情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据说邓通生性谨慎，并不擅言辞社交。他的舌头不属于舌灿莲花一类的奸佞之徒，他属于地地道道的实干家。在这个贴身白刃的辉煌谱系里，《庄子·列御寇》记载了邓通的前辈医生们：“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座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按照这个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一分汗水一分收获，邓通的收入非常可观。
黄头郎是西汉体制中掌管船舶行驶的吏员，后来泛指船夫。隋朝萧该的《汉书音义》指出：“善濯船池中也。一说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黄旄於船头，因以名其郎曰黄头郎。”“棹”也作“擢”，划船的短桨。《汉书·佞幸传·邓通》引此文，颜师古注：“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这说明邓通通过宣氏的推荐，利用自己在青衣江练就的驾船技术，开始在皇家景观水域里摇船，乘船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吃这碗饭需要高超技术，既要表演水上驾船回旋技巧，更要求船夫具备出色的体能。因此我推测，邓通身材高大，双臂虬起，腰力十足。他头顶黄帽，手大掌乾坤，脚大江山稳。但是，帝王梦里为什么要出现《汉书》里描述的“衣尻带后穿”的标志性记号呢？准确点说，那人衣衫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一个结，似乎是下力人将下摆扎在腰带上干活的打扮。咦，是不是“中国结”呢？在我看来，这个位置，不是腰带，分明暗示他的裤子屁股部位处，隐然有洞。这是不是身体政治应该分析的领域？我认为，后世的解释者们是明白的，但故意东说西说，挪动到腰带之上了。
反过来想一想，邓通是身为西汉体制中掌管船舶行驶的吏员黄头郎，怎么可能到了衣不遮体的程度？我认为，这一细节，是史家故意埋下的身体叙述伏笔。
除了划船，毫无身体技术修养的邓通，如何激发异能？
邓通是机警的，没有得意忘形，一句话，不忘本也。他小心翼翼服侍文帝，不喜去外面交游，虽按规定有“洗沐”的休假，他也不愿外出自由散漫，就是说，他把休息日也奉献出来了。龙目精光缕缕，明察秋毫，文帝看在眼里，决定进一步考验他的忠诚。这个机会真的来了。文帝突然得了痈病，史书没有记载这个“龙痈”长在哪里，但是，君臣必须在床榻坦然相见。一旦领受圣命，无法舌灿莲花的邓通，肺活量惊人，一个猛子下水，全力吸吮，壮怀激烈，也算一种一揖到底的舌耕。
一天文帝不乐，有一番至关重要的君臣问答：
文帝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呢？”
邓通妙答：“都不如太子。”
……
接着太子进宫探病，文帝让他举舌吮痈，太子如受重击，虽然伸长脖子为父亲吮痈，上面是明察秋毫的，发现太子姿态僵硬，而且脸色难看。理由是合情合理的，后来太子听说邓通常常为文帝唶吮，心里感到惭愧，由此也开始怨恨能手邓通。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了一个插曲，很能看出怒火中烧的嫉妒者是如何惩罚邓通的。当时的丞相是申屠嘉，据说他铁面无私，“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一次“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有点托大的邓通，为此结下了梁子。申屠嘉奏事完毕后，立即向文帝提出了抗议：“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既然要“肃”，面对丞相的泰然正气，文帝只好说，你不用说了，我私下会教训邓通。留个面子嘛。但廉直的丞相就是不肯放过，罢朝后一定要看看英明领袖如何教训傲慢的邓通，他找个事由传唤邓通立即到丞相府来。但邓通没来，申屠嘉怒不可遏，要立杀之。邓通知道麻烦大了，赶紧入宫向皇帝求救。文帝也想借此教育教育他，就安慰他，叫他先到丞相府去。“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申屠嘉厉声喝道：“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邓通磕头如捣蒜，“首尽出血”……文帝的“龙痈”发痒难耐，思念不已，立即传旨把鼻青脸肿的邓通接回……
从此，邓通夹紧尾巴吮痈舐痔，一门心思捞钱。史书里，再没有他出格的记载了。
文帝见邓通如此尽心，舔舐技术妙到毫巅，就赏赐他钱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不仅如此，文帝还时时去邓通家游戏，什么样的游戏？不会是“划旱船”吧？就是说，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邓通开始一通百通，他的水上功与水下功夫，全没有白费。
文帝的宠臣里有星宿的传言者，这种永恒的职业在20世纪80年代演变成了“气功大师”。一次汉文帝让善相者给邓通相面，这是帝王嘘寒问暖、关心下属的具体表现。不料相者的回答是：“当贫饿死。”文帝大怒：“能让邓通富有与否在我。怎么说他会贫穷至死呢？”他决定与命运掰一次手腕。文帝立即赐与邓通蜀郡严道县的“铜山”，他可以自己开采冶炼、铸钱、发行货币，以希望打破相面人的预言。
邓通自然领命，经济跃进的小高炉立即点燃。他的铸钱地盘，从洪雅瓦屋山到沙湾四峨山等地，在成都平原的邛崃也有铸钱之所。邓通由此成为大汉政府的“发钞银行”的总裁！“‘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他的命运，不算吮痈舐痔技术人才里最坏的。
严道铜山
钱币收藏界一直关注“邓通半两”。根据研究者分析，半两钱直径2.3厘米至2.4厘米，重2.7克至2.95克，另外一种直径2.4厘米至2.5厘米，重3克至3.75克。著名收藏家袁银龙先生指出，邓通半两的特点是：一是钱面上下有全凸起；二是钱面上下有不规则凸起；三是钱面上下有长方形凸起；四是钱面上下有正方形凸起；五是钱面上下有三角形凸起；六是钱面上有一横条或下有一竖条，这些有规则或无规则的形状，只是锁定在钱面穿上或穿下某一部分隆起。对于这些隆起物，有几种分析：第一是由于钱径不符合标准而减轻了重量，在钱面凸出一块铜既加重又省工；第二是邓通本人有开采不尽的铜山和用之不完的财富，给每个钱币上多加上一块铜，彰显自己的财气；第三是邓通为区别自己与他人之钱，别有用心地采取一种钱面凸起的方式，都有可能使他在钱范的钱模上挖掉一块，这样铸出的钱，便是我们今天所见到钱面上有不规则凸出物的半两钱，俗称“邓通钱”。
贾谊《新书·铜布》中，他向文帝汇报了民间铸钱的危险：“民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焉……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具有反证价值的情况是，文帝令邓通铸币后，邓氏钱得以布天下，起码说明邓通的铸钱没有掺杂使假，民间乐意接受，流通无碍，他对得起皇帝的信任和自己的商业操守。
邓通童叟无欺的良心钱，大量流通逐渐成为主流货币，对稳定货币和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福兮祸之所倚，危机夤夜而来，这是他的智力没有判断到的。
古代文献《管子》里，记载商汤派人于庄山采铜铸之事，这是最早有关这一神秘之地的记载。庄山究竟在何处？《中国地名大辞典·庄山》里将其定为“蜀郡严道铜山”。即为“严道铜山”，学者指出，这是古人避讳所致。清嘉庆《洪雅县志·建置》有“洪雅西南皆为秦汉严道县地”之说。严道县管辖范围广阔，包括今天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等县市地域。清乾隆《雅州府志·建置沿革》称：“芦山县，秦严道县地，蜀郡，汉改青衣县。”《华阳国志·蜀志》：“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严道为秦置县。”文中说明严道属蜀郡，这就为其地望指出了准确的位置。蜀郡严道本意是以岷山庄王（瓦屋山为岷山中部）居此而得名，徐中舒先生在《古代楚蜀关系》与《试论岷山庄王和滇王庄关系》论著中指出，岷山（瓦屋山）庄王是楚庄王的后裔，以庄为氏，也是楚庄王派在瓦屋山地区的代理人。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分设二郡管辖。所以严道铜山原名庄道铜山，因避汉明帝刘庄讳，将“庄”改为“严”，故在东汉明帝以后庄道铜山即改称严道铜山，楚庄王亦改称楚严王，庄山之名由此而来。
严道铜山的铜矿开采极早，毫无疑问是中国最古老的铜矿，当地遗留的矿渣上亿吨，这暗示了三星堆、金沙青铜的一大来源。邓通的作用，是将其冶炼提升到了一个高峰。
乐山文管所历史学者唐长寿送过我几册乐山历史文物及地理考察资料，资料里提到的严道铜山至少有6个地点。20世纪80年代，乐山学者罗孟汀在《邓通铸钱考》中将洪雅瓦屋山作为邓通铸币地之一。“严道废县城，洪雅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思经山下，遗址尚存。今考其地，瓦屋居西南，思经居于东北，车岗水出其中，上流曰严王峡，谓瓦屋山下，思经山下皆是。”《雅州志》称：“严道废城在州西郊大江之岸，今荥经县界。隋开皇中徙严道治青衣，所谓州西郊大江之岸者，当是隋时废城。”《荥经·沿革志》：“秦为严道县地，则今荥经治，亦非故城。《四川省志》《雅州志》俱误。铜山今瓦屋山右，邛崃山、毛沟皆产，以瓦屋山者为是。”同书中的“金石之属”说得更为明白：“铜山在瓦屋山。”清代的《县舆全图》中，就列铜山为3处。
洪雅文史学者王仿生的《严道铜山考异》一文指出：1958年大炼钢铁时，在瓦屋山腹地的吴庄乡复兴村创办了“复兴铜厂”，在这里开矿炼铜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听朋友李宗良讲：当时工人在废弃了的矿坑中发现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大铜锭，上面有字，工人不认识，找他去认。他是大学毕业的右派分子，被发配来此劳动改造，是这里的大知识分子。他用竹片挑剔干净浮泥后用水冲洗，“大汉官铜”四个大写篆字赫然呈现眼前。工人们欢喜不已，抬去收购站卖了几十元钱，买了一头猪，杀后大吃一顿……当时在场的工人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了，他们可能至死也不知道，被毁的铜锭是一件价值连城的重要文物。“大汉官铜”铜锭的出土，证实了《史记》对邓通的记载完全真实。（王文君、李成忠、王光鸿、王仿生主编《悠久复兴》，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邓通的结局没有逃出相命者的谶言。
文帝一崩，太子即汉景帝上台，邓通就被免官，居于家中。很快，有人告邓通私自出边界外铸钱，这其实是邓通钱流通太广所致。下狱一问，果然有之，于是没收尽邓通家产，尚差国家之债数巨万。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可怜邓通而赏赐一些东西给他，官吏随即没收了，邓通到了“一簪不得著身”的地步。长公主无法，又让人借给他衣食，谁知“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印证了“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谶语。从这个细节看来，邓通为人不坏，还给别人留下了好印象。只是景帝一想起昔日的吮痈之人、之事就要呕吐，他必须以大力反腐败的断然手段去掉这段往事。
现在有学者指出，邓通在铜山铸钱后所患之病，也多半是饮用了含重金属元素的水所引起的。他不能进食，乃是肠胃食道有疾。这种症状，当是水中所含重金属元素所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巴蜀科技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版，240页）
迅速致富的邓通没有忘记家乡尚未脱贫的人民。修桥铺路，造福一方，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建设者。神奇的是，历史上的确有“邓通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舆地纪胜》卷147雅州：邓通城‘在荥经县东三十里，（汉）文帝赏赐（邓）通（以）严道铜山铸钱。又有饿死坑，亦通饿死之地也。诗仙李白诗曰：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在荥经设置“铜矿管理处”，开采宝峰一带铜矿；1939年李璜与黄炎培来川康考察物产时，曾在《过荥经有感》一诗中云：“荥经煤铁旧知名，茶叶输边亦有声。天地无私民仍困，令人愧对邓通城。”诗歌的结尾显然不明智，“天地无私民仍困，令人愧对邓通城”，如果他们知道“邓通城”是“吮”来的，有何感想呢？
泾上木城坝的斜阳
将孔子名言“乡愿，德之贼也”用之于邓通，移之于木城，均不适合。
木城古名南安镇（乡），因唐武德元年（618年）曾在此建置南安县得名。隋朝之前，由于木城坝位于古泾口之上，故称“泾上”。关于木城之名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646年明副将周鼎昌曾与此架木为城，打败张献忠部起义军，所以改名木城；一说为一古商人从古河道贩木时，曾于此三度沉木（筏）而得名，最初为“木沉”，后改名为木城。木城作为古时繁华的大码头，民国素有“小上海”之称。直至今日，古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如渡口、原镇政府走马转角楼、绣花楼、木城后街的民居、青石板路以及深嵌在大明寺墙头的大黄葛树等。邓通出于其中，并非咄咄怪事。
笔者来的时候，中午的雾霭，到下午仍然没有从江面散去。眼看着天色转暗，突然，一轮夕阳展示了回春之力，推开雾瘴，把江面推开。江中露出无数的滩涂，像开膛破肚的尸体……荒草萋萋，美其名曰“小岛风光”。
出木城沿青衣江而上，有渡口名“石面渡”，为古渡口，是通往洪雅、丹棱等地的要津，渡口临崖，崖上有观音龛4龛，对联云：“何处去寻南海；此间便是普陀。”横披：“慈航普度。”佛教东汉才逐渐进入内地，邓通大人自有神术，无须护佑。乐山历史学者唐长寿指出，渡口旁原有汉柏一株，是两千年名木，可惜在30多年前被一所学校砍伐做了他用，只留下了“汉柏村”的地名和清代刘石父所书“汉柏”碑一通，算是档案。
因为铸钱原因，邓通后来移居乐山沙湾。大渡河古称沫水，流经沙湾一段又名铜河。因邓通在此铸钱，所以大渡河下游自汉魏以来就称铜河。沙湾一地有两个响当当的名流，除了名声最大的文豹郭沫若，就是邓通大人了。在沙湾桐街子山，关于邓通的逸闻极多，当地有邓通墓、邓通庙等。其中邓通墓在地方志上有载，并非虚构。明朝峨眉县知事在嘉靖年间重修其墓，立碑特书“汉邓通之墓”。清朝山东籍诗人、做过四川荣州知县的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收录了一首《竹枝词》：“明月楼头且醉眠，从来富贵亦徒然。邓通坟近铜山在，寒食无人挂纸钱。”白云苍狗，这是哀怜他生前死后无人凭吊。这就让我感到奇怪，如今人们不是这么急切渴望利润么？邓通自然是财神啊！足见人情浇薄。传说他死后，皇帝赔偿了他一个纯金打造的脑壳。由于害怕盗墓，在桐街子范围葬了几十座邓通墓，修墓的工人也全部被杀。几十年来，很多盗墓者找遍了桐街子的旮旮旯旯，四处转悠，想找到那个金脑壳……
看看满街都是为利益而满脸焦虑、狼奔豕突的人民，就像面对一口堆金的古井，跳，还是不跳呢？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