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才经验

（一）学医过程

于己百自幼涉足杏林，家父即严师，在老师、父亲的启蒙下学习中医，开始了一条精研岐黄仲景，勤于实践，衷中参西，广收博采，兼容并蓄的学医道路。

1.家学渊源，读书见习

于己百出身中医世家，自幼聪慧好学，18岁时因仰慕其父于有五先生，并为继承家业而随父学习中医。其父于有五（1895—1951）为北平华北国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1936年举家迁至兰州，悬壶金城，是甘肃一代名医，1942年秋创办光华国医学社、举办国医学习班，1946年创办兰山中医夜校、兰山中医学校，为甘肃中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崇尚国医，却又不排斥西医，广收博采，兼容并蓄，医术精湛，学验俱丰，临证重视《伤寒论》的研究，多以经方取效，擅治疑难杂症，特别对伤寒、外感病最有心得，著有《伤寒论讲义》《处方学讲义》《施今墨先生医案选》等传世。

于己百学医之始，由老师指定系统学习了陈存仁编辑《皇汉医学丛书》之《素问识》《素问绍识》《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述义》及《增辑陈修园医书七十种》之《神农本草经读》等中医经典著作。于己百在父亲的指导下，主要通过自学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学医是边读书边见习，遇到疑难问题随时向父亲请教，有时也与父亲相互探讨。于己百说：“我第一次试诊用《伤寒论》的柴胡桂枝汤治疗感冒取得疗效，对我边读书边见习学习中医起到了很好地激励作用。”“1947年（27岁）我参加国家考试院特考一次性过关及格获中医师资格也得益于读了《皇汉医学丛书》中的经典著作。”

于己百晚年在谈到自己的成才经历时，认为学习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系统的中医理论基础，认为边读书边见习、学用结合以培养系统的中医知识体系、训练中医的临证思维的方法值得肯定与借鉴。

于己百通过学习《黄帝内经》知晓人与自然密切相关，树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晓人之脏腑之间紧密结合、互相协调，树立了人体整体观；学习《伤寒论》掌握了六经辨证的方法和外感病的治疗方法；学习《金匮要略》掌握了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内伤杂病的辨证与治疗方法；学习《神农本草经》掌握了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理论，了解了药物的功效与主治。于己百由此架构了完善、系统的中医理论知识体系，为今后成才、成为名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崇尚仲景，勤于实践

于己百受其父甘肃名医、伤寒学家于有五的影响，对于仲景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伤寒论》之真谛领悟最精。18岁起他便在老师的指导下边读书边见习学习中医，27岁时经国家考试院特考及格获中医师资格，1950年又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西医学知识，1955年毕业后便开始正式独立行医，先后在甘肃省卫生厅中医门诊部、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甘肃中医学院工作，在中医院主要从事临床工作，临床时间每日不少于8小时，在研究所与学院主要从事教学和临床工作，临床时间每日不少于4小时，退休后创办中医诊疗中心，常年应诊。于己百重视实践和理论学习，白天应诊，晚间读书，每有心得便记录笔端，便于日后临证查阅、总结。

于己百专攻《伤寒论》，勤于实践。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探讨、临床与教学实践，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甘肃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讲授《伤寒论》时就提出：若从归纳的角度看，《伤寒论》是一部“集症为证，类证为病，类病成纲”的中医证候诊断学和证候病理学；若从分析的角度看，《伤寒论》则是一部“以阴阳为纲，纲中辨病，病中辨证，以证立法，依法处方，因方遣药”“以证为主，症随证治，病证结合”的理、法、方、药一线贯串的中医临床治疗学。以此观点，学习《伤寒论》，能提纲挈领，有执简驭繁之妙；指导于临床，又能由博返约，有规可循，对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辨证均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于己百在临床实践中特别重视从理、法、方、药方面对仲景学说进行研究，其活用经方治病，善于从病人复杂的主诉、症状中抓住主证，针对主证作出准确辨证，合理遣方，精当选药，适当加减，故临床多获满意疗效。如萎缩性胃炎患者，多表现为胃脘胀满，纳谷不馨，食后不化，但疼痛一般不甚明显。于己百则据此病情，抓住“胀满”这一主证，按《伤寒论》中寒热痞证进行论治。《伤寒论》154条云：“苦心下满而鞕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根据本条经义，以半夏泻心汤作为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主方，并结合临床辨证，灵活加减，其疗效是确切的。又如感冒一病，于己百根据多年的临证实践经验，认为我国北方的感冒病人中，柴胡桂枝汤证是一个常见的证候。其原因是在门诊感冒病人中，大多是发病二三日后前来就诊，当时病人的临床表现往往既有恶寒发热、头痛身疼等表证，又有口苦、咽干、不欲饮食、胸胁满闷等半表半里证。根据这些证候分析，显系太阳、少阳合病。因两经合病，所以在治疗上也两法合用，将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相组，即成柴胡桂枝汤方。作为治疗感冒的一个常用方剂，其理其法，均与《伤寒论》151条“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的经旨甚为合拍。

3.博采众长，衷中参西

于己百崇尚仲景、喜用经方，但也吸收温病学派的观点。于己百认为伤寒、温病首见于《黄帝内经》，均属热病，即“热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于己百极力摒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如于己百受《温病条辨》“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普济消毒饮……主之”的启发，对普济消毒饮方颇有心得，随证加减，用治咽喉疼痛诸证，如咽喉炎症、扁桃体炎等病症，每获良效。于己百在父亲广收博采、兼容并蓄思想的影响下，也涉猎其他一些医药书籍、浏览一些医药期刊。他认为每个医家、每个作者都有其见解独到之处，每本书、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精华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抽取其中独特之处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所以于己百对其他一些医药书籍、医药类期刊也经常翻阅，凡有价值的资料，乃至于单、偏、验方，都随手抄录，并验之于临床而为我所用。如此，不仅扩充了他的知识储量，而且也正是他临床疗效卓著的奥秘所在。如以《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活络效灵丹随证加减，不仅用于足跟痛、下肢静脉曲张、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肢体疼痛，而且也用于轻度胃扭曲、腰椎间盘突出症、外伤性胸胁痛等病症，均有良效、验案。又如在治疗肺炎时，用麻杏石甘汤清热宣肺定喘，常加金银花、连翘以解毒消炎；治疗结核病，常在辨证方剂中加入白头翁、百部以抗痨、杀灭结核杆菌；治疗肝病、胃病，常在辨证方剂中加入白芷等消炎止痛……又是浏览期刊杂志、借鉴他人经验、成果的例证。

于己百在学医过程中，受其父衷中参西思想的影响，加之有系统学习西医学的经历，还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教育教学的实践体会，因此也秉承了衷中参西、中西结合的学术思想。如于己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在内、妇、儿、外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应特别注重科学辨证的诊断与病证结合的治疗。他认为这种诊断和治疗上的病证结合，不仅适用于中医的病和中医的证的结合，同样也适用于西医的病和西医的证的结合。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从临床上讲，主要是病证结合的诊断和治疗。病证结合的诊断是整体反应与局部病变相结合的科学诊断，病证结合的治疗是增进机体抗病能力和祛邪相结合的治疗。既要有现代科学的诊断，又要有中医辨证的诊断，合起来就是“科学辨证的诊断”；而在治疗上亦应“病证结合”，即既要治病，更要治证。并认为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科学诊断，病证结合，乃是中医学的特点和精华，也是中医学今后发展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二）主要贡献

于己百从医执教近60年，崇尚仲景学说，最推崇的古今中医医药家是张仲景、吴鞠通、张锡纯，最喜读的中医药著作是《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学衷中参西录》，最欣赏的中医格言、名句精段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1.临床实践方面

在临床实践方面，于己百特别强调科学辨证的诊断和病证结合的治疗。在临证中，他诊病善抓主证，治疗喜用经方、擅用对药组药，对伤寒热病、胃肠诸症、咳嗽气喘、肾炎水肿、高血压、胸痹心病及妇科病证等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疗效确实可靠，深受患者好评。他临床最常用的处方是柴胡桂枝汤、半夏泻心汤、茵陈五苓散、温经汤、桂枝茯苓丸，最常用的药物是麻黄、桂枝、柴胡、半夏、黄芩、黄连、生姜、干姜、炮姜、茯苓、泽泻、党参、炙甘草、当归、白芍、赤芍、生地、熟地。他穷毕生临证所得，制订的胃炎宁胶囊、萎胃宁蜜丸、胃溃宁胶囊、肠炎丸（水丸）、清胃增食煮散、健脾增食煮散、解热止咳煮散、促孕散（汤剂）、更年宁（汤剂）、肌瘤宁胶囊、痛风煮散、眩晕宁（汤剂）、正骨舒筋胶囊等，在临床上有着良好的效果，在甘肃及其周边地区有一定的影响。

2.教育教学方面

于己百既从医又执教，举办甘肃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担任中医学基础、伤寒论、中医内科学等课程的讲授，曾任甘肃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担任《伤寒论》课程的讲授，为培养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与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他认为《伤寒论》是一部“集症为证，类证为病，统病为纲”的中医证候诊断学和证候病理学，也是一部“以阴阳为纲，纲中分病，病中辨证，随证立法，依法处方，因方遣药”“以证为主，病证结合”的理、法、方、药一线贯串的中医临床治疗学。以此观点，教授给学生，能提纲挈领，有执简驭繁之妙；指导于临床，又能由博返约，有规可循，对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辨证均有很好的实践意义。在编写西医学习中医教材尤其是中医内科学教材时，他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和现代中西医研究成果，采取“以证带病，病中辨证，病证结合”的体例，内容系统、全面，形式新颖、条理，堪称中医学教材中的一株奇葩。该系列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伤寒论释义》及《中医内科学讲义》由于己百主编）除在甘肃使用外，也曾在北京使用，受到业界重视与学员的欢迎。

3.科学研究方面

于己百于1958年与张涛清等共同完成的《针灸治疗63例细菌性痢疾临床观察报告》科研课题，获卫生部中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先锋奖状及奖章。1988年根据其所著《伤寒论提要》主要内容，整理出热病临床证治经验而设计完成的“内科热病专家系统诊疗程序”科研课题，通过了甘肃省卫生厅组织的技术鉴定，认为该项成果“填补了甘肃省专家诊疗系统的空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编写、出版《新编中医入门》《中医简易方选》《中医基础理论》《伤寒论释义》及《中医内科学讲义》等著作和教材，撰写、发表《谈谈中西医结合》《〈伤寒论〉六病辨证提要》《热病证治》《2000年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等论文数十篇，在《伤寒论》研究、应用经方治疗现代病症、中西医结合方面，在甘肃省、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如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上，于己百曾提出应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两方面进行结合。在基础医学方面的中西医结合，他认为首先是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把中医的脏腑功能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并阐明脏腑的生理、病理，以及脏腑与体表、官窍相关的机理。其次是利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证”的客观指标，从多学科角度探讨“证”的客观规律。阐明中医八纲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的内在机理，从而建立新的“中医证候病理学”。再次是药物方面，要研究并阐明中西药物的性味、功效及主治，以适应病证结合的需要。要根据中西医学理论，实验研究新的方剂，研究、分析中药、方剂的功效，研究剂型改革，合成新的药物。而在临床医学方面的中西医结合，他强调要做到病证结合的诊断和治疗。提出，经过上述诸方面的努力，将会促使中医理论产生质的飞跃，从而产生出“中医证候病理学”，并由此派生出“中医证候诊断学”“中医证候药物学”“中医证候治疗学”等新型学科，若进一步发展，必将形成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生理与病理结合、整体与局部结合的新的医药学理论、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形成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三）晚年情怀

于己百退休后，不甘于安享晚年，仍然情系患者、为病人服务，关心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1985年、1987年他先后创办、成立“甘肃省离退休医务工作者协会”“甘肃省名老中医诊疗咨询中心”，任董事长、常务副会长，并兼任第一中医门诊部负责人，组织、吸收离退休名老中医坐堂应诊，集体办医，发挥名医专家所长，热情为患者服务，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86年他将自己当时仅有的一万元储蓄捐给甘肃中医学院，作为“于己百奖学金”的基金，每年用基金利息奖励四名优秀毕业生。1994年被甘肃省教委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1991年、1997年他两次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全国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老师，“八五”“九五”期间配备继承人3名，均完成跟师继承工作取得合格证书。目前，3名继承人均为高级职称，博导、硕导各1名，甘肃省名中医、中青年名中医各1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医、教、研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