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军新兵训练营狄克斯军营的流感样本被美国CDC诊断为猪流感，这是第一次在人群中发现猪流感病例。

在此之前，1957年和1968年两度暴发全球性流感，两者间隔为11年，因此有人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将出现在1979年，其流行毒株会在1976年形成。1957年的亚洲流感据推测来源于1889年的流行毒株，1968年香港流感据推测来源于1898年的流行毒株，因此推测下一次大流感的毒株很可能源于1918年的流行毒株。

这些推测加上猪流感在人群中出现，完全符合萧普假设。3月10日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发生猪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在2%～20%之间，这些顶尖专家认为不能冒这个风险，建议全民接种疫苗。

CDC主任戴维·森瑟负责起草备忘录，计划由联邦政府出钱购买疫苗，进行全民接种，并将3月10日会议上认定的流感大流行从“可能”改成“十分可能”。

3月15日，CDC的上级部门、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詹姆斯·迪克森向部长戴维·马绍斯介绍这个备忘录。马绍斯问：可能性多大？迪克森回答：不知道。于是马绍斯下了决心。

马绍斯入阁之前是阿拉巴马大学校长，精通美国政治系统，明白对于这种顶尖科学家提出的一致建议，政治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做出反应。

迪克森所说的“不知道”，马绍斯理解是肯定是大于零，就必须行动，否则一旦真的出现大的疫情，就无法对公众解释。于是，大流感流行的预测从3月10日会议认定的“可能”，变成3月13日森瑟备忘录中的“非常可能”，最后在3月15日被马绍斯演化为“将要”。

马绍斯当即通知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赖恩，解释自己将建议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最大的瘟疫、1918年大流感将要重现。1918年大流感中有50万美国人死亡。1976年，这场大流感将杀死100万美国人。

一周后，福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面见马绍斯等人，正陷入竞选苦战的福特从中看出了胜负手。3月24日，总统召开特别会议，研制成功小儿麻痹疫苗的约纳斯·沙克和阿尔伯特·沙宾两位泰斗级人物到会。会上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总统随即宣布，将要求国会拨款，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人类历史上对抗流感病毒的最大的一项传染病预防行动正式开始了。

到12月中旬，全美有4000万人也就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完成了疫苗接种，比往年多了一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免疫行动。

预计的猪流感大流行并没有出现，反倒出现了一批因为接种疫苗患吉兰-巴雷综合征的人，要求政府赔偿，一共有3917起要求政府赔偿的官司，总额达到35亿美元，是猪流感疫苗计划拨款的26倍。1976年美国的猪流感疫苗接种成了一次彻头彻尾失败的防疫行动。

当时很多科学家们希望先做出疫苗，储存起来以防万一，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是对于官员和政治家来说，这样做是万万不可的，花费了上亿，做出疫苗后存放在仓库里，如果用不上，对于做出决定的人来说是浪费，而且一点政治上的好处都没有。况且到时候猪流感真出现了，很有可能来不及了，主事的反而成了罪人。

在政治和科学中间，缺乏了一个环节，就是深思熟虑。1976年，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都没有想到全民疫苗接种会出这么多事，在他们看来，让美国人排着队一人打一针就是了，而且流感疫苗年年打，这次不过是全民打而已，而且还不要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在舆论民心一致拥护的情况下开始的活动，会有这样的下场？

一位知名的流感专家事后反思这件事时说：当出现一种新的病毒或者一种病毒重新出现的时候，不要火烧眉毛地蹦起来，认定会出现大流行。

2009年春天，我把这段话抄送给了国内的专家。

在禽流感火爆的今天，我不会再抄送给谁了。

1976年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行动，不仅流感大流行没有出现，而且还出现那么多的后遗症，其中最大的一项是流感研究和监测在其后的20年中变得非常的低调。尽管常规性的流感监测还在进行之中，但远离媒体和公众视线。流感病毒的研究则成为冷门，各国的病毒学家视流感研究为冷门专业。

另一方面是流感本身的问题。由于流感病毒的善变性，造成流感疫苗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流感药物是整体病毒类药物的问题，还处于基本上无药可治的阶段，从事流感研究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前途，以致人才流失到其他领域。流感病毒的研究领域变得很沉闷，直到杰夫瑞·陶本伯格扎扎实实还原西班牙大流感毒株，才算有所进展。

最后是流感流行的原因。1968年之后将近30年，尽管专家们一再预测很快就会出现另外一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可是却一直没有出现。1976年一场虚惊之后，科学界变得越来越谨慎了，当疫情出现时，不再像1976年那样火烧眉毛，而是首先考虑，会不会和1976年的科学家一样愚蠢。

1997年5月中国香港出现H5N1禽流感，等美国CDC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