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治疗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神农氏和《黄帝内经》时代，《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其中的舍己精神、人文思想就是服务治疗学的起源。服务治疗学的理论基础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中医学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精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仁心”就是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尊重和敬畏的人文精神。《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体生命的保护者就是医生。历朝历代社会各阶层对医生的行为规范要求非常严格，从医人员要达到“圣人”的标准，珍爱生命，注重养生，技术精湛，医德高尚，亦即德艺双馨，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医生，这也是医生受人们尊重的原因。《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中医学的“治未病”思想，是对人体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的最高境界体现。

培养医生的最佳人选应该是：重视个人修养，珍爱他人生命，一心为他人着想，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人。《灵枢·师传》记载：“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书中的“黄帝”，其实就是医生的代名词，他说：“我听说古代先贤，有许多医疗经验，没有形成文字记载。我想把先辈们的医疗心得，总结成书，作为准则推广。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社会和谐，高尚道德教育流行于民间。老幼无病可虑，代代相传，永无终止，所有这些，可以讲给我听吗？”这就是古代选择培养医生人选的要求。

《说文·酉部》：“医，治病工也。”而上工，则指知识全面、诊断准确，治愈率高的行医者，现指医德上上、医术精湛的医生。《内经》和《难经》对“上工”就有具体标准。《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就是说：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把它消除于萌芽状态，一定是首先通过对患者进行“三部九候”整体诊查，来判断人体正气与邪气的关系，对病情下一步的发展变化做出正确的预判，趁着人体正气还没有被邪气击败，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进行调治，把疾病的势头消除于萌芽状态，这样的医生就可以称之为高明的医生。大凡高明的医生，都修炼仁心，铸就仁术。仁心仁术，首要的就是仁心，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怜悯之心，这份力量源自对生生不已、周而复始、德泽的效仿和顺应。《孟子·公孙丑上》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梁惠王上》说：“无伤也，是乃仁术。”《素问·征四失论》载：“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论，诊无人事。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呜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就是黄帝说：你研究医学理论，从事医疗实践活动已经很久了……但是有的医生，说起话来不着天际，不知道疾病的诊断方法，在诊疗过程中也不考虑病人及家属的内心感受和当务之急。诊疗疾病至关重要的规律是：医生发自内心的自信的体现，在整个诊断诊疗过程中一言一行，一招一式，处处表现出从容和缓，自然亲切，让病人及家属倍感暖心放心。如果一个医生独取寸口，单凭一脉诊病，忘记四诊合参，就不可能找到疾病的部位所属脏腑经络，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的致病因素，盲目处置，疗效不佳，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开始自责学医不精，继则怪罪老师及教科书的误导。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不能遵循医学原理，乱用医疗技术给人治疗疾病，偶尔治愈一人，就违心炫耀自己的功德。唉！深奥致远、精细微妙的医学原理，有谁能够理解其中的终极真理呢？博大精深的医学原理，就像太阳一样照耀天地万物，衬托五湖四海，比方一个医生不用心去学习和领悟医学原理，就是睿智的老师讲得再清楚，也依然糊涂朦胧。《素问·离合真邪论》曰：“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其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长久。”离合真邪论篇，顾名思义，主要是讨论人体正气与邪气的分离与结合情况，为达到早期治疗的目的，必须“三部九候”整体地诊查疾病的虚实，邪气与真气尚未结合，及早应用针刺泻法，病可立已，已经结合，要谨查虚实，辨证施治。把实证当作虚证，把邪气当作真气，无道理地盲目用针去泻，结果助长邪气，耗散真气，把顺证变成逆证，导致人体气血运行逆乱，真气耗尽，邪气独留于体内，断送病人性命，给患者家庭带来不能弥补的灾难。作为一个医生不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精髓与真谛，是不会长久的。《黄帝内经》整个篇幅，始终都在向医务工作者灌输“仁心仁术”的人文思想。

医患关系主要是医生对患者的责任担当，义务履行。医生不是商人，患者不是商品。医生和商人的区别是：商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医生以救死扶伤为目的。商人对商品，有着极大的随意性，想卖就卖，不想卖随时可以关门。医生对患者，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遇上病人就要竭尽全力，救死扶伤，责无旁贷。患者不是被破坏的机器，医生不是修理机器的人。一个好医生的标准是：所治病人花钱少，痛苦小，效果好，患者及其家属满意度高，救死扶伤，德医双馨。

我从学医那一天起，是没有什么鸿鹄之志的，心里只想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证明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从来没有想到当医生还能挣钱，但是通过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及临床实践，在一个个鲜活生命面前逐渐认识到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医德的修养。

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农村行医的我，有这么两个亲身经历的事。

一个发生在我们村里，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众多的患者使得我一个月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吃不上中午饭的，常常是中饭和晚饭一起吃，有一天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好不容易处理完最后一个病人，拿起碗筷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大嫂匆匆赶来就诊，其实她也不是什么急症，只是普通感冒而已，我说让我吃完饭再给你看好吗？不成想她不依不饶，一定要马上给她看病，旁边一个老奶奶告诉她：“这个小医生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看了这么多病人还没有吃饭呐，就让他吃完饭再给你看病嘛。”大嫂毫不客气地说：“他不吃饭活该，谁让他只顾着挣钱了嘛。”我只能给她处置完才吃饭。不成想没有几天，她突发阑尾炎，我到了她的床前，看到她痛苦不堪的样子，故意给她说：“嫂子，我现在不想挣钱啦，您另请高明吧！”装着要走的姿态，她马上就起身苦苦哀求：“好兄弟，您就救救我吧，快要痛死了，我知道前几天说错话了，对不起啊！”我就一边治疗一边告诉她，我从学医那天起，从来就没有想到挣钱，医生绝对不是商人！当今之世，有人把医生看作商人，我每每听到患者或者家属看到门前长长的候诊队伍说：“你的生意真好啊”，心里非常难过，我认为，如果一个医生被患者认为是商人的时候，那么就是医生的失败，是人类的灾难。

另外一个事，发生在麦收大忙季节，一个农民小伙子在麦田里被突然倒塌的高压电线杆上的高压电线触及，被打倒在田边的小河沟里，家人和村里人皆惊慌失措，恰好有我们定陶县（现在的菏泽市定陶区）公安局的一个法医，名叫刘明月，身着便衣，骑自行车去看望住在农村的老人，路经此地，看到此状，扔掉自行车，急招呼人把小伙子抬到路上，就跪在地上，给他施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急救。当我赶到现场时，只见他艰难地从患者身边爬起来，满头的大汗，心情沉痛地告诉我，已经抢救45分钟了，瞳孔已经散大，实在是无力回天了，惋惜怜悯之情溢于言表。忙于死者的家属及村里人，也没有一个人顾及他，更没有人道一声谢，只有我知道他是一个人民法医。看着满身泥土、疲倦不堪的他独自扶起自行车悄然远去，医生的神圣使命，良医的伟岸身躯一下子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其实在生活中，何止这些，在飞机上、轮船上、火车上、高速公路上都有医生奋不顾身、抢救病人生命的动人故事，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医生不是商人，患者不是商品的最好诠释。

《素问·汤液醪醴论》曰：“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也？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谓神不使？岐伯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此段经文笔者对数家先贤的注解持有不同观点，特别是对“形弊血尽”的注释，从《素问·汤液醪醴论》整个篇幅所阐述的观点，笔者的理解是：“形”是指人身的形体；“弊”是疲惫之意；“血”是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尽”是表示某个范围界限。亦即气血不能到达面部这个区域，就会出现面色无华。因此对此段经的译文应该是：黄帝说：人体疲惫，面色无华，看似不太严重的这一类疾病治疗往往没有明显的效果，为什么呢？岐伯说：是人的精神不能发挥作用了啊 。黄帝又问：什么是人的精神不能发挥作用了啊？岐伯答曰：砭石磨成的针，是中医学的源头，但就针而言，就是一种治疗方法而已，如果病人精神消沉，疑虑重重的心态不能消除，那么疾病治疗就不会痊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精神受伤，荣卫失调？就是思念的欲望没有穷尽，忧虑的事情连续不停，正气迅速损伤，营血瘀滞，卫气消失，因此病人精神散去疾病就治不好了……在医患关系上，病人为本，医生为标，医患之间不能成功地沟通（“标本不得”的“得”是“成功，完成”的意思），病邪就不会顺服地被祛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那么医患之间怎样才能成功沟通呢？《内经》创立“望、闻、问、切”四诊法，为医患沟通制定了规范。中医学强调天人合一及病人自身的能动性，所谓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好的医生与病人的沟通能力是技术和艺术的最佳结合。具体的沟通技巧，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医生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时时刻刻地体现着发自内心的尊重、接纳、理解、关爱，不可以有半点的私心杂念。正如孙思邈《大医精诚》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灵枢·师传》曰：“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通过询问病人的喜恶，顺应其情志，是完成良好沟通，让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的必要条件。俗语“三分治疗，七分养护”，老百姓也知道在疾病的过程中病人自身修复和康复能力起着主导作用，医生只是起着帮助的作用。

《素问·移精变气论》做了这样的设计：“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对诊疗环境提出了要求，在封闭幽静的环境中，在医生的诚心开导感召之下，病人会从容地述说全部发病经过，才会讲出难言之隐，让病人的精神因素发挥正向作用，促进疾病的康复。

要做到雨中送伞、雪里送炭，切忌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假如我是一个患者，尽管病情比较重，还是最希望、最想听到医生的表白是所患的疾病不严重，可以治疗，并且效果非常好，痊愈后不易复发等正面的消息。最怕听到的是病情严重，难治，需要手术，不易断根等负面消息。其实笔者曾经患肺脓肿，在请呼吸内科、胸外科、肿瘤科、影像科医生会诊时，对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对心理产生的影响深有体会，对服务治疗的作用机理研究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没有休息，正常上班，一个月就治疗好了自己的顽疾，其结果让西医同仁感到不可思议。清代徐延祚在《医粹精言》中所说：“我之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似局外之身，引而进之局内，而痛痒相关矣。”

对于骄恣之辈，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用诚心打动患者及家属。正如《灵枢·师传》曰：“黄帝曰……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黄帝的意思是：高官贵人喜食大鱼大肉，骄恣纵欲，看不起人，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如果规劝他们遵医嘱就会违背他们的意愿，顺从他们就会使病情加重，像这种情况如何处置？以什么为根本呢？岐伯说：怕死求生，是人之常情，告诉病情对他可能造成的危及生命的伤害，友好地述说良好的行为品质对治疗疾病的益处，引导他要把握住治疗疾病的便利机会，尽力地启发患者从疾病的困扰中走出来，就是再不讲道理的人，也不会不听从劝告，而是积极采纳意见，满怀信心地接受并配合治疗。

良好沟通的目的就是让患者的精神作用发挥到极致，也就是“神之使也”。

总之，一切以人为本，为患者着想，让患者和家人感受到被尊重是服务治疗的物质基础。《黄帝内经》及历代名著都不乏篇幅呼唤医学人文精神，就是服务治疗学之源。

自《黄帝内经》之后，服务治疗学也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发展着。历代的先辈们，在传承弘扬发展祖国医学基础理论和实用性技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丰富服务治疗学的内容。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批判学医不精，缺乏仁心仁术，草菅人命的凡医庸医，训诫医界，要培养服务百姓的良心医生。

到了唐代，服务治疗学达到了鼎盛，代表人物就是孙思邈，其《大医精诚》是最早的服务治疗学专门文献，字里行间彰显服务治疗学的理念，每每读之，自愧不如，孙思邈《大医精诚》：“……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大医精诚》对医生提出了高要求，从初诊对待病人的态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到诊疗行为“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都要全力以赴，诚心诚意，无怨无悔“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的为患者服务。孙思邈就为后人树立榜样，他在临床当中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尽量让病人用最简单的方法，花小钱，治大病。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所以他在临床中都是先用食疗的方法给人治病，若不行再考虑针药。

宋金元时期，名医辈出，如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钱乙，出生于今山东菏泽郓城县，享年82岁，他把服务治疗学应用到了婴幼儿群体，“专一为业，垂四十年”，钱乙在行医过程中，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此，他以近四十年时间，将临证心得著书立说，把仁心仁术传于后世，代表著作《小儿药证直诀》惠及全人类。元祐年间的唐慎微，语言朴讷，其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服务治疗学的发展作出了表率，著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广传于世。

明清时期的名医大家，进一步发展丰富了服务治疗学的内涵。明代医家汪机注重服务治疗，强调不可轻视人之生死，对重危病人“竭力治之，至忘寝食”，在《推求师意·序》中说：“医乃仁术也，笔之于书，欲天下同归于仁也。今若刻布以广其传，则天下病者有所益，而天下医者有所补，其仁惠及于天下大矣!”刘纯在《杂病治例》感叹：“良方录传，不惟及于一家一国，且遍于天下而传于后世，岂不愈于身亲为之者耶”。让更多的经验代代相传是学医者的责任。陈实功创立“医家五戒”，一戒便是“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视者便可往之，勿得延迟厌弃”。薛己在《女科撮要·序》中指出：“不忘其亲之谓孝，不私其有之谓仁，孝则仁，仁则公，公则溥。”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刘仕廉《医学集成》曰：“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王士雄在《回春录》中说：“医者，人生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认为一个医生如果医术不精湛，那么即使仁心厚重，也毫无用处，不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叶天士又特别指出“术不精则无异于杀人”，告诫后人：“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能悟，语书万卷，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对服务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下中医的春天到了，也给服务治疗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因而倡导复兴服务治疗学的核心思想，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