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学教育、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

一、大学教育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迅速衰落，其文化教育机构几乎荡然无存，天主教会成为“日耳曼人的真正教师”，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散布于中西欧各地。教会学校以培养教士和修士为主，俗人教育明显落后，直到10世纪末，包括君王和贵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俗人都是文盲，既不能读书或读《圣经》，亦难以明白那些较复杂深奥的教义。

自11世纪起，随着城市的复兴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世俗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不少城市的市政当局在教会学校之外设置了完全由其资助并管理的市立学校，甚至掀起了兴建“大学校”（大学的雏形）的运动。受其影响，教会也加强了举办普通学校工作，1189年，第三次拉特兰（Lateran）大教堂会议甚至作出让俗人和教士一起免费接受教育的规定。

14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欧洲各国君主也开始兴办学校。学校教育迅速发展，不仅学校数目大幅度增加，学校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了。

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王、诸侯与市民竞相办学，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虽然经院哲学仍占主导地位，但新学问和新思潮已蓬勃兴起，人文主义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宗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自罗马人国王、卢森堡（Luxemburg）家族的卡尔四世1348年创办布拉格大学起，到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创办维登贝格大学，150余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共有19所大学先后诞生，它们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或1384）、海德尔贝格（Heidelberg）大学（建于1386）、科隆大学（建于1388）、埃尔福特大学（建于1389）、维尔茨堡大学（建于1402）、莱比锡大学（建于1409）、罗斯托克大学（建于1419）、克拉科夫大学（建于1420）、鲁汶大学（建于1425）、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建于1456）、布赖斯郜的弗赖堡大学（建于1457）、巴塞尔大学（建于1459）、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建于1472）、特里尔大学（建于1473）、美因兹大学（建于1476）、图宾根大学（建于1477）、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Oder）大学（建于1498）和维登贝格大学（建于1502）等。

这些大学大都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办，并且得到了教皇的授权。其创办者包括罗马人国王或皇帝（创办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城市市政当局（创办科伦大学、埃尔福特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特里尔大学）和邦国统治者（创办海德尔贝格大学、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登贝格大学等）等，但在许多情况下，是城市市政当局在当地统治者的大力资助下创办和经营的。据统计，1500年前后，德语区大学（不包括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在校生总数约有3000—4000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这个规模可谓是比较大的。

在教学方面，这些大学最初几乎完全由神职人员所垄断，与修道院别无二致；校长一般是由当地教区副主教兼任，教士担任教师。学生大都是在职的或者预备的神职人员，他们同教师一样，都是享受“教士待遇”的人。一般设文、神、法、医四个学院，其中文学院为预科性质，其教学科目主要是大为修改过的古代“七艺”。神学院长期占主导地位，教会的语言——拉丁语是大学的通用语言，教会的教义——基督教教义是大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意大利神学家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1100—1160）在12世纪上半叶编纂的神学专著《四部语录》（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则是最基本的神学教科书。

上课的时候，教师们一般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讲课，讲课方式主要是读标准的教材，学生们则忙于做笔记。课本不是人人都有的，因为新印刷术刚刚发明，15世纪末才发展成主要工业。定期和不定期的辨论是课堂讲授的一种补充，目的在于检验学生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辩论会上，老师先提出某些“论点”，论辩人要根据公认的原则，迅速揭发对方逻辑上的谬误，并进行驳斥和反驳斥。实际上，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被指派一名文学硕士做他的专任导师，学习5—7年后，顺利通过所有考试，才能获得学士、硕士或者博士等学位。起初，学位只在大学内部有用，表示某人具备了教学资格，后来才逐渐被当成担任牧师、官吏、教师等较高级职务的必要条件。不过，许多学生只修完文学院的课程就不再学习，还有很多人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便离开了大学。

历任教皇和帝国皇帝为了赢得“精英”们支持，大都站在了大学这一边。大学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学校里的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免除多种税赋和徭役；他们也不受普通法庭的传唤，而由大学自己的司法审判机构独立处置。除此之外，大学也因基督教的普世性而具有较高程度的国际化特征；大学的师生可以在欧洲各国自由地访学和求学。大学的师生还分别组织同乡会等社团，并且得到了当局的支持。一些贫困学生也经常组建漫游队伍，跨城市、跨国家地到各大学学习，“既轻松愉快而无忧无虑，又赤贫如洗而果敢无畏”。

至15世纪50—60年代，随着社会上对法学和医学毕业生需求的增加、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传入，神学开始衰落，法学和医学的地位大为提升，新学问受到追捧。不少大学开始设立希腊文教授的职位，聘用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雄辩家和诗人，将古代作家的诗歌和修辞列为必修科目和考试科目，用古典拉丁文代替中世纪的拉丁文。在部分大学，人文主义者甚至占据了上风。七艺概念逐渐消亡，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细化：文法分为文法、文学、历史等；几何学分为几何学和地理学；天文学分为天文学和力学。哲学虽然继续以神学为导向，但在大多数大学中唯名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它一方面坚持主要从认识论上加以论证的理性和启示的分离，另一方面则力图把世俗科学与具体经历结合起来，不仅使自然科学逐渐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同时也为近代经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

二、经院哲学

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来看，在西方中世纪历史上，奥古斯丁主义与佩拉纠主义是两大主要且相互对立的学说。佩拉纠主义的精神，可以总结为“借功德得救”，而奥古斯丁则是主张“借恩典得救”。

奥里留·奥古斯丁是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强调人类本性的堕落和邪恶以及罪恶的自发性，认为罪恶的产生并非来自上帝的创造，而是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用“对自己的爱”取代了“对神的爱”。亚当违背上帝的诫命，是代表全人类犯罪。所有的人都生于原罪当中，都受到罪的污染，不能自救。要获得拯救必须靠上帝的恩典。基于对堕落人类的爱，上帝釆取主动，展开拯救的过程。上帝在耶稣基督的个人中，进入人类的处境，借此施行拯救。上帝的恩典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救赎只可能是神圣的礼物。不是人自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一些为人成就的事情。但是上帝只将他恩典作为礼物赠赐给某些人，只有为上帝“预先拣选”的人才可以得救。

佩拉纠（Pelagius，360—420）是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不列颠修道士神学家。他否认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性不是在罪中形成的，意志根本不受有罪光景及其喜好的捆绑。亚当仅仅是一个坏榜样，不是人性不纯的源头。亚当之后的耶稣则是一位好榜样，只要跟从耶稣，自由地行善，人性就会得以改良。个别的人是有能力拯救自己的。他们不是被罪所困，而是可以成就一切借此得救的事情。得救并非人的新生而是道德和社会的改良，是借着好行为来赚取的事情。上帝的恩典并不高于人的本性，而是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能力，每个人都拥有做对的事、遵守诫命以及赢得拯救的能力。得救是一种奖励，是人类自由地行善的结果。

奥古斯丁主义和佩拉纠主义都属于极端见解。418年的迦太基（Carthage）大公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定佩拉纠派为异端，但也没有完全接纳奥古斯丁的教义系统。然而，在人的得救问题上，与充满宿命论特色的“神恩独作论”相比，“善功得救论”似乎更能满足芸芸众生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佩拉纠主义或半佩拉纠主义被人广泛接受。人们普遍相信人的本性为善，有可能得到改良。虽然承认人类承继了亚当的罪，但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完全毁坏。虽然承认自由意志是软弱的，若无恩典的帮助不能获得救恩，但又相信人的意志借着留给它的自由，能够逐步接近上帝。在人的拯救方面，上帝的恩典必须与人的自由意志合作。中世纪的教会恰恰是以这种“神人合作论”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作用并树立自己的权威的。

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拉丁语学者当中，经院哲学是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和论证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涉及一种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中产生的、通过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的程序。经院哲学家在考察某个观点时，先把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一陈列出来，然后再指出哪种意见正确，并加以论证。如果各种观点相互对立，那就要证明哪种观点是逻辑紊乱或者概念不清楚的结果，说明它与显而易见的或者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不符。经院哲学家普遍相信，产生于一般原则的理论知识是最可靠的，与一般原则对立的现象仅仅是表面的或者是由误解造成的；普遍适用的原则绝对无误，而观察可能出错，使人上当受骗。

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阿奎那（Aquino）的托马斯（Tommaso，大约1225—1274）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以维护天主教正统信仰为宗旨，竭力依据理性原则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信条的正确性，论证神的存在、神的本性及属性问题，反对基督教异端思想。阿奎那还极力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形式和质料的学说，改造为基督教神学中的目的论，宣称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同时，阿奎那的托马斯主张温和的实在论，认为共相并非单独潜在的物体，而是存在于个别之中，但共相先于物体。他承认世界的统一性、感官为知识来源，认为理性虽从属于信仰，但有其自身的领域。他还从形而上学角度论述物体本性的相似，认为神按照万物本性一致观念创造出的同一种属的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宗教仪式直接来自于上帝，通过圣仪就能接受上帝的仁慈，这就完成了理性与信仰的调和统一，确保了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信仰要求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胜利。

以阿奎那的托马斯为主要代表的经院哲学研究方法在13世纪完全成熟，并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占主导地位。但到14世纪，神学与哲学日益分离，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归入信仰领域，逻辑与分析成为哲学的主流。阿奎那的托马斯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逐渐被哲学家的专题分析与逻辑论证取代。15世纪时，除了科伦大学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等少数保守主义高校外，托马斯主义到处都被苏格兰方济格会修士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3或1266—1308）和英格兰方济格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iam of Occam，大约1288—1347，另一说：1285—1349）等人反对哲学理性主义的较新观点所取代。

司各脱认为思维的基本对象是存在，人的知识有赖于感官经验，而上帝是无限、全智、全能、全善的，人不能够凭借理性来认识上帝，更不能对上帝的存在进行理性论证，只能凭信仰推论而确立。司各脱虽然承认宗教仪式的作用，但更强调上帝的意志的作用；他使理性摆脱了信仰，为信仰和理性的分离铺平了道路。

奥卡姆的威廉进一步强调理性与信仰分离的观点，并且完成了信仰与理性分离之理论的论证。他强调理性和信仰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世界是由个别物体组成的，对世界的知识只能来自直接观察和对已知真理的演绎；上帝的全能与绝对自由属于信仰范畴，不能用理性加以论证。共相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宗教仪式只在上帝的旨意下才起作用，人的灵魂得救主要依靠的是信仰而不是仪式。每个人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因为人无从知晓上帝的安排。只有依靠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会拯救他，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奥卡姆的威廉虽与阿奎那的托马斯同样从神学出发，用哲学阐述基督教教义，但他强调经验，贬低形而上学；他的思想成为以后经验主义思潮的先导，也对质疑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怀疑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巴黎大学文学院两次明令取缔奥卡姆的威廉的学说，但传习其学说的人却日益增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哲学派别，当时被称为“新路派”（via moderna），与全欧各主要大学中主张实在论的旧经院哲学相抗衡，使中世纪经院哲学逐渐瓦解。奥卡姆主义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鼓吹，激励着许多思想家以极端的形式重新复活奥古斯丁的先定论，以上帝的权威否定教会的权威。

通过图宾根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1415—1495）的阐释，奥卡姆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导致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形成，也对马丁·路德和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反传统的福音教理论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三、人文主义

自15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传播，人文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也普遍兴起，人文主义者大量涌现。

人文主义是在14—15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一股思潮，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以普遍的人性取代纯粹的教会属性。人文主义者首先是指那些致力于“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从事语法、修辞、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这五门学科研究的人。按照人文主义者的理解，这些学科最适宜于完善人格和丰富人性。这种以人文学科（humaniora）为导向并且具有明确宣传目的的观点同时包含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古代人的人文研究堪称典范，现在所要做的仅仅是重新发现这一典范，并使之发扬光大。因此，人文主义者广泛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努力发掘利用可以借鉴的东西。这样一来，古代人生活理想的核心内容逐渐呈现出来，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也逐渐扩展到政治和司法领域，其社会意义和影响也不断扩大。

在神圣罗马帝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是一场教育运动，人文主义者特别要求改革完全沉浸在天主教会传统的教育制度。他们试图通过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品，复兴古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教化人类，完善道德。

较早接触和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是一些曾到意大利留学或在国内听到意大利学者讲学的大学生。即使是到波伦纳、帕多瓦和帕维亚（Pavia）学习法学和医学的德意志学生，也会附带从事人文研究。而彼得·鲁德尔（Peter Luder，约1415—1474）是第一位在神圣罗马帝国高等学府宣传人文主义的德意志学者。雅克布·温费林（Jakob Wimpheling，1450—1528）则是热心倡导教育改革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在弗赖堡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和海德尔贝格大学学习，1471年在海德尔贝格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并在1481—1482年担任文学院院长。

自1516年起，人文主义文学研究在德意志大学中迅速发展。在不少大学中，人文主义者拉帮结伙，形成一个个立志“做新学问”的学术圈子。拥有古典名著手稿，并且具有理解和解释能力的学者召集或多或少的“文学”青年簇拥在自己身边，一方面对旧式文法学校和大学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另一方面则对古典作家和古典文学大唱赞歌，认为单凭“新学问”就足以造就诚实高尚的人。诸如经院哲学等“旧事物”即使曾经倍受尊崇也被弃之如敝屣。

新学问也受到国王、皇帝及其他德意志诸侯的欣赏和赞助。他们或者本人就有志献身于文学和艺术，或者出于博得声誉而鼓励学者们的研究。1487年，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曾授予德意志“头号人文主义者”（Erzhumanist）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桂冠诗人”（poetalaureatus）称号。根据策尔蒂斯的倡议，罗马人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于1501年在维也纳大学创办了“诗人和数学家学院”（Collegiumpoetarum et ma the maticorum）；策尔蒂斯膺任学院院长，并将该学院建成了堪与原有文学院媲美的维也纳大学“第五学院”。在海德尔贝格，沃姆斯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Johann von Dalberg，1455—1503）同样热心赞助人文主义者各项活动。

正是因为上流社会对人文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一些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便把人文主义用作社会升迁手段了。诸如库萨的尼克劳斯、鲁德尔和策尔蒂斯等人，都是从社会下层一跃而为著名学者的。人文主义教育成为一个社会流动渠道。一些人文主义者凭借其卓越的素养而荣登国王、皇帝或诸侯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层。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1473—1529）是一位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拥有医学博士、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修辞学和诗学教授等多种称号。马西米连一世不仅封他为“桂冠诗人”，还委任他为私人顾问和外交官。

尽管如此，人文主义的“正规场域”还是城市—市民社会。在早已发家致富的城市上层当中，人文主义最具吸引力。纽伦贝格的威利巴尔德·匹克海默尔（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和奥格斯堡的康拉德·波伊廷格（Conrad Peutinger，1465—1547）就是市民上层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匹克海默尔曾出任纽伦贝格的首席市政官、外交官和军队首领；波伊廷格则是奥格斯堡市政厅法律顾问，在帝国等级会议上代表奥格斯堡的商业利益，除此之外，他还是当时经济事务的敏锐分析家。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建立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小团体和教育机构，并在他们所在城市的思想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如在纽伦贝格有以匹克海默尔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团体，在奥格斯堡有以波伊廷格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团体。在维也纳，策尔蒂斯去世后，库斯皮尼安便成为当地人文主义者无可争议的首领了。印书商约翰·阿默巴赫则在巴塞尔人文主义者圈子里享有盛誉。比阿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1485—1547）是阿尔萨斯人文主义者的突出代表。

为了对抗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阿尔比斯山以北“野蛮人”的蔑视和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蚕食，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极力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积极鼓吹所谓的“帝国爱国主义”。康拉德·策尔蒂斯发现了一幅年代久远的罗马地图，并视之为古罗马时代地图的一个复本；它以罗马城为中心，描绘了多条从罗马城伸展出来，或者说通向罗马城的道路，展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寓意。该地图后来为波伊廷格所收藏，成为举世闻名的“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策尔蒂斯还于1455年在鲁汶的一个修道院中发现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s）手稿，并将它付梓出版。他在《四爱书》（Quattuor Libri A morum）中所写的半自传体诗歌已经包含有描写德意志地理、抒发爱国热情的段落，后来又计划写作一部大型的《日耳曼图说》（Germaniailustrata），力图通过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理和历史，强化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但仅完成了开头部分。雅克布·温费林写作了近百本书，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德意志诗歌，并援引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极力证明阿尔萨斯自古以来就是德意志人的领土。而在另一部历史著作《日耳曼记事》（Epitone Rerum Germanicarum）中，温费林极力声称德意志人在智力上决不比法兰西人和瑞士人低下。上德意志帝国城市的人文主义者团体从一开始就把历史编纂视为其工作重点之一。比阿图斯·雷纳努斯搜集大量史料，编写了一部名为《日耳曼国家史册》（Rerum Germanicarum libritres，1531）的著作。约翰内斯·阿文提努斯（Johannes Aventinus，1477—1534）先是用拉丁文写作了直至1460年的巴伐利亚编年史（Annales ducum Boiariae，1516—1522年写作，1554年出版），后来又用德文转写此书（Baierische Chronik，大约1526—1533年写作，1556年出版）。约翰内斯·特里特缪斯（Johannes Tri the mius，1462—1516）是斯蓬海姆（Sponheim）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为了美化自己所在修会的历史，他甚至不惜伪造史料。

在收藏、研究和翻译古代手稿的过程中，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在古今之间进行一番对比，并从中发展了一种批判当代教会的态度，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ichlin，1455—1522）在1496用拉丁文写作喜剧《瑟吉乌斯讽喻》（Satire Sergius），鞭挞教皇、僧侣的愚昧和宗教的虚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9年发表用拉丁文写作的《愚人颂》（Encomiummori），描写一个名为“愚蠢”的女人，她在台上发表演说，竭力夸耀自己的愚蠢，声称，如果所有人的思想、行为、要求，不归结于愚蠢，不是以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傲慢虚荣、沽名钓誉的面目出现，那这个世界就根本不会存在。乌尔利希·冯·胡登则写作小册子《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Vadiscus sive Trias Romana），不仅大胆揭露了教皇的腐化堕落，还坚决反对罗马教皇横征暴敛、肆意剥削压迫德意志人的罪恶行径。

然而，所谓的“反基督教转折”是谈不上的。没有一位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其对教会的批判中引申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结论，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改造世界的共同意识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基督教的和古典—异教的教育世界的紧张关系。康拉德·策尔蒂斯的宗教观十分肤浅，几乎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异教思想；温费林堪称一位“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过分迷信宗教理性主义；康拉德·穆提安（Konrad Mutian，1470—1526）则更重视现实生活，尽量避免经常与现实生活发生矛盾的思想观念；博学多识的匹克海默尔强调信仰与知识“双重真理”论，同样不愿对宗教问题作深入探究。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未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提出质疑；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例如胡登激烈的反教会斗争，他们只是希望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教会改革，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综合起来。他们所唤起的批判和改革运动虽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与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那种使徒般的领导相比，仍然是十分逊色的。

四、罗伊希林、伊拉斯谟和胡登

约翰·罗伊希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乌尔利希·冯·胡登是15—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者。

（一）罗伊希林

罗伊希林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专家、新拉丁语诗人、对话作家和戏剧家、德意志第一位著名的学习希伯来语言文字的非犹太人希伯来学者。他在1455年1月29日出生于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的一个修道院管理员家庭中，父亲为格奥尔格·罗伊希林（Georg Reuchlin），母亲为伊丽萨·艾莉娜·艾克（Elissa Erinna Eck）。在读完普福尔茨海姆圣施泰凡多明我修道院拉丁文学校后，小罗伊希林年仅15岁就进入弗赖堡大学深造，学习语法、哲学和逻辑学。1473年，罗伊希林以教师身份陪同巴登马克伯爵的一个儿子到巴黎上大学，他本人则成为著名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内斯·赫尹琳（Johannes Heynlin，大约1430—1496）的学生。1474年，罗伊希林转入巴塞尔大学，学习自由艺术，1477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文词典也得以出版发行。

此后，罗伊希林又在奥尔良（Orléans）学习希腊语和法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481年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宫廷担任符滕姆贝格伯爵埃伯哈德的顾问和发言人，1483年又到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访学，师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波利蒂安（Politian，1454—1494）等名流，148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罗伊希林还特别喜爱希伯来语，曾师从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犹太医生雅克布·本·叶驰尔·罗安斯（Jacob ben Jechiel Loans，？—1506年）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语言。他也通过语言研究，把有关圣经的阐释提升到一种学术高度，并在发表于1494年的小册子《论奇妙的语言》（Deverbo mirifico）中，阐述了一种奇特的神秘通神论：“上帝是爱；人则是希望；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信仰。……上帝与人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有人性的上帝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

1492年，罗伊希林被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封为贵族。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利希杀害汉斯·冯·胡登（Hans von Hutten，1477—1515）一事迫使他离开斯图加特，到海德尔贝格寻求沃姆斯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的庇护。1496—1497年，他在海德尔贝格创作了戏剧《瑟吉乌斯》（Sergius）和《排戏或者汉诺》（Scaenica Progymnasmata（Henno））；后者是一部类似法兰西闹剧的作品，它讽刺了法官的昏庸。这部戏给作者带来了声誉，成为人文主义戏剧的典范，被纽伦贝格工匠艺人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改编为《狂欢节夜戏》（Fastnachtsspiel）。1498年，在接受普法尔茨选侯菲利普（Philipp，1448—1508）的委托第三次到意大利出差时，他购置了大量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图书，并与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建立了联系，也对意大利即兴喜剧进行了研究。返回斯图加特后，他一方面以律师和施瓦本同盟法官的身份从事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倡导古典语言研究。他在1506年出版《基础希伯来语》（De Rudimentis Hebraicis），把语法和词典合在一起，是这类书中最早的一部。1515年，罗伊希林在莱比锡大学创设了帝国第一个古希腊语教授席位。自1516年起，罗伊希林也与奥古斯丁修会建立了联系密切，并被祝圣为神父。1520年，为了逃避战争和瘟疫，罗伊希林前往因戈尔施塔特，被聘为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首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教授，只是未过多久他便挂职离去，重返图宾根大学。

罗伊希林深信希伯来语不仅是最古老，而且是最神圣的语言。上帝曾用这一语言讲话。上帝不仅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显圣，而且还通过天使和其他神圣使者，将一种曾为亚当、诺亚和基督教“教父”们所理解的深奥智慧，保存在圣经以外的古希伯来文著作里。然而，科伦多明我会修士却为了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力主没收和查禁除圣经旧约以外的所有希伯来文书籍。他们还在1509年从教皇那里争取到了一份严禁传播希伯来文书籍的教令，并委托已经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约翰·普菲费尔科恩（Johann Pfefferkorn，1469—1522）加以执行。罗伊希林遂在1511年发表《眼底镜》（Augenspiegel）一书，公开与积极推行教皇禁令的普菲费尔科恩进行对抗，并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论战。

科伦大学和埃尔福特大学的神学家要求查禁《眼底镜》，教皇利奥十世也准备在罗马开始一场异端审讯。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罗伊希林事件并非一个孤立、简单的个案，对罗伊希林的异端审讯实际上涉及整个人文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如果罗伊希林被判为异教徒，那此后的任何新思想都会以不同的借口被判为异端。于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表了大量支持罗伊希林抗议教会的书信。罗伊希林在1514年把这些书信、声明汇集成册，冠以《著名人士书简》（Clarorum Virorum）之名出版。1517年又出版《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De arte cabbalistica），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犹太思想文化非凡的宽容态度。

罗伊希林的支持者则在1515和1517年编纂出版了上、下两部《蒙昧者书简》（Epistolaeobscurorum virorum）。上部的主要作者是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Crotus Rubianus，大约1480—1539以后），下部的主要作者是乌尔利希·冯·胡登。两部书的作者装扮成不学无术的蒙昧者，以经院学者或教士的身份，用夸张而拙劣的拉丁文和嘲讽的口吻，从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等地给科伦的多明我会修士（Dominikaner）、神学家奥尔特维努斯·格拉蒂乌斯（Ortvinus Gratius，1481—1542）写信，表面上是“指控”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对神的不敬和亵渎，实际上是揭露和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以及经院学者和神学家的思想褊狭。例如有一封信“检举”一个学生在喝酒时竟说圣衣是一块破布，罗马教会的赎罪券只配卖给乡巴佬，僧侣们只能去欺骗妇女和儿童，所有的神学家都是魔鬼，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是大混蛋等。还有一封信讲述道，写信者想当教士，但却爱上了一个女子，害了不治的相思病，不得不向格拉蒂乌斯求教，因为格拉蒂乌斯说过，他写有一本可以博取任何女人欢心的小册子。

《蒙昧者书简》在宗教改革爆发前夕和宗教改革初年得以广泛流传，对于广大民众的反教会斗争发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伊拉斯谟

比罗伊希林影响更大的人文主义者是伊拉斯谟，他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盛名；他也不只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大量作品的作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文本考据家、语法学家、圣经新约和教父著作的编辑出版者。伊拉斯谟对圣经新约的校勘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伊拉斯谟大约在1465至1469年间出生于鹿特丹（Rotterdam）；父亲是荷兰南部豪达（Gouda）地方的神甫罗特格尔·格拉德（Rotger Gerard），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他们未婚先育，伊拉斯谟因此属于私生子。1478—1485年，伊拉斯谟就读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在德文特创办的寄宿学校，曾受该校校长亚历山大·黑吉乌斯的亲自指导，与现代虔信运动有过密切接触。伊拉斯谟虽然很快就放弃了黑吉乌斯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对神秘主义也漠不关心，但就其对恢复圣经原貌这一点的坚持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虔信的基本立场。

1484年，伊拉斯谟的父亲去世，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到奥古斯丁修道院，希图他自谋其食，省得连累别人。伊拉斯谟天资聪慧，在修道院里阅读了大量古典著作，学识大增，1492年被祝圣为神父。1493年，伊拉斯谟离开修道院，供职于康布雷（Cambrai）主教，同时担任来自吕贝克诺特霍夫（North of f）的海因里希（Heinrich）和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两兄弟的家庭教师。

1499年10月，应好友蒙乔伊（Mountjoy）勋爵之邀，伊拉斯谟赴英国作短暂访问，成为由戴安·科利特（Dean Colet）领导、以托马斯·林纳克（Thomas Linacre）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等人为成员的人文主义团体的一员。后来，他又游历欧洲，结交达官贵人，研究人文主义新学问，1503年发表《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1505年又在巴黎刊印了瓦拉著《圣经新约集注》。

1506—1509年，伊拉斯谟在意大利深造，专事文本研究，在都灵（Turin）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帝国男爵头衔。他在威尼斯认识了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并将自己的部分著作交付后者印刷出版。1510年，伊拉斯谟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次年又获得阿尔丁顿（Aldington）神甫之职。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继续在英国、勃艮第和巴塞尔三地之间穿梭，也曾在位于鲁汶（Lwen）的勃艮第宫廷做过卡尔，即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的私人教师。1516年，伊拉斯谟刊印附有拉丁文翻译和注释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校勘本并称之为《新工具》（Novum Instrumentum omne），1518年发表谈论教育和苦修的手册，1519年发表《愚人颂》。晚年，伊拉斯谟旅居巴塞尔，与约翰·佛罗本合作印刷出版他的著作。1536年7月12日在巴塞尔去世。

伊拉斯谟虽然身为天主教神甫，但他十分厌恶种种繁琐仪式和陈规陋习，痛恨杂有犹太教和民间宗教观念的“异端邪说”，既反对充满巧妙诡辩的经院神学和把宗教仅仅看作仪式的观点，也反对把教会和教士视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的中世纪思想。他把教皇、主教、神学家、教士和普通教徒都说成是“傻瓜”，大张旗鼓地批评教阶制、修士会和民众的宗教生活，嘲笑经常奔走于罗马、康普斯泰拉，或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说他们冒险长途跋涉所浪费的钱不如用来赈济饥民和给赤身露体者做衣服穿更好。他还奚落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人，说他们用滴漏按世纪、年、月和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在炼狱涤罪的时间，用虚假的宽恕给自己吃定心丸。

伊拉斯谟重视真正的虔诚，推崇原始的“基督教哲学”，坚信基督教首先是某种实际事物，应与人类的普通生活发生关系，基督教意味着救世主在他尘世生活中表现出的仁爱、谦恭、贞洁、尊严等各种美德。他倡导宗教改革，并且认为真正的宗教改革“就是要在抛弃它原有的许多表面形式的同时，重整道德”，回到真正发自内心的敬重和以基督为榜样的早期基督教徒那种比较纯洁的宗教信仰上去。他也相信，经过讽刺、公众意见的影响和政府当局的措施，政界和教会中的一切突出的弊端即使不能自行消散，也会被铲除殆尽。

伊拉斯谟把瓦拉对圣经新约的评论发展了一步，开创了对于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批判研究。他把“神圣的文学”（sacrae litterae）当作一种新型语言学神学来经营，按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蒂安及其门徒提出的刊印古典著作的原则，对圣经文字进行评注，力图去掉所有附加在圣经上的粗野内容而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人读懂基督亲自讲过的和保罗在布道中说过的原话，将“真正的基督教”介绍给人，用早期基督教的精神陶冶人的宗教感情。而伊拉斯谟的真正成就在于他作为一位原文书籍编辑人的工作。他对比由希腊流亡者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比较接近于新约原文的希腊文手稿，发现中世纪天主教会所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新约与希腊文圣经新约差别很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字上都错误百出。经过考订、增删、评释，他在1516年出版了较为精确的希腊文圣经新约，并附有自己的拉丁文译本。对于伊拉斯谟来说，一旦早期基督教作家，特别是《新约圣经》有了确切无误的定本，一切宗教争论都会烟消云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可靠的、不含有模糊字句和增添篡改之处的真本，所有对基督教真正意义的误解都可以予以避免。

伊拉斯谟创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或圣经人文主义在1500—1520年广为流行，成为意大利以外人文主义的最重要潮流，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然而伊拉斯谟只满足于培养一小批精神贵族，“完全和顽固不化地讨厌一切可称为革命的运动”，坚决反对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极力维护教会的统一。他强调理性，反对宿命论，最终在自由意志问题上与路德发生激烈争论，虽然继续受到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的尊敬，但却被马丁·路德彻底唾弃了。

（三）胡登

胡登是一位“粗鲁的弗兰肯贵族，它由于命运的捉弄而成为一位学者、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位爱国者和一位走自己道路的宗教改革者”。

1488年4月21日，胡登出生于图林根富尔达（Fulda）附近施台克尔贝格（Steckelberg）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因为身体孱弱，11岁时就被他父亲送进富尔达多明我修道院。然而，胡登憎恶经院神学，一心想当学者和作家。1506年，他逃出修道院，先在法兰克福大学注册，后来又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与一些人文主义者有所接触。1508年，胡登因生活放浪，染上梅毒，不得不离开莱比锡，没有明确目标地到处漫游。1511年，他因为发表了一本关于诗艺的小册子而名声大振，被世人誉为杰出的拉丁文作家。1512年，胡登前往意大利学习法律，但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切断了他的来自家乡的经费资助，不得不通过参加雇佣军，借薪饷返回帝国。

1514年，胡登在美因兹首次见到伊拉斯谟，并将《蒙昧者书简》的手稿交给他审阅，但伊拉斯谟的反应十分冷淡。

1515年，胡登再次前往意大利，试图继续其学业，但他痛恨教会的腐败堕落及其对德意志人的剥削压迫，发表《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激烈攻击罗马教皇的“强力、狡猾和假装神圣”，热切呼吁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联合开展反罗马的武装斗争，“保护地方教会的权利、牧师主教的自由选举和德意志人的觉醒”。1517年，胡登返回帝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却被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封为“诗王”。胡登也把马克西米连看作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主张在支持改革的皇帝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在《致虚构的意大利皇帝马克西米连》（Epistola ad Maxilianum Csarem Italifictitia）一文中，胡登明确要求诸侯服从皇帝的领导，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军队并由帝国国库支付费用，军官全由骑士充当，士兵则由农民构成。

作为一名骑士人文主义者，胡登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他敢爱敢恨，也曾积极参加过反对教会诸侯的骑士暴动，但其思想观念仍属于旧时代，他所主张的帝国改革纯属封建浪漫主义的“海市蜃楼”，是根本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