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阅读。这个习惯伴我一生，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眩晕发作睁不开眼的日子，我每天都会读书。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买不到书，业余时间主要是读自己学过的教科书：《内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外科学总论》、《内科学基础》等，日间看病存疑，夜来看书解惑。那时的边远山区用电还较难，我和妻子共一张小圆桌，在同一盏灯下看书，她是学中医的，我们在这张圆桌边读了《药性赋》，《濒湖脉学》，虽然对其中的要义还不甚了了，但中医药学文献将文学和哲学的韵味融为一体，读来让人备感亲近，很有吸引力。“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散瘿破气而治疝何难”，这些形象生动、朗朗上口的语句引起我强烈的阅读兴趣。我读书上瘾，又自律甚严。一天不读书便会一声长叹。妻子闻声便觉紧张，她主动承包家务，腾出时间让我看书。

三十多年来，阅读和写作占领了我业余生活的大部分时间。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活跃，我们发下的工资除了吃喝就是订阅报刊和买书。1979年后首次出版的《辞源》和《英汉词典》，看当时发票，两本书不足20元，当时也算一笔开销。教研室也有大量的中医杂志可供阅读。我也自费订阅了各种儿科杂志，新的杂志一到，必于当天一顿饱读，对于其中的重要文章，或圈点或笔录，写了许多卡片，做了不少读书笔记。我爱中医，工作在中医院，周边有不少名医名师可以随时求教和咨询，家庭成员中还有妻子、儿子和儿媳也是中医学院毕业，这个氛围有利于我钻研中医中药；但我的国学基础并不厚实，不像老一代国医子曰诗云张嘴就来，也缺乏背诵中医典籍的“童子功”，那就只有靠反复的“碎片化阅读”了。另外我原来是学西医的，也要防止“先入为主”的东西来干扰。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我在阅读中医典籍，学习中医的理法方药时，用的是“与西医比较，验之于临床”的办法，偶有心得时，便写成文字，求教良师。1990年，《论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互补与统一》，这篇文章强调宏观辨证需要微观辨证的补充，而微观辨证也需要宏观原则的指导，并对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互补的方式作了探讨。稿件送到湖南中医学院学报（现名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主编胡天雄教授对这篇文章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亲笔写下“本文字字珠玑掷地如作金石声，非将两种医学融会贯通者所能写出”。论文以显著位置发表在校庆20周年学报上。又如在诊断方法上，西医是望、触、叩、听；而中医是望、闻、问、切。两相比较，问诊和望诊字面意义是完全相同的，而中医的闻诊，包括用耳朵听和用鼻子嗅，而切诊与触诊也有重叠和相通之处。两种医学在收集资料方面是融会贯通的。再仔细比较，中医的望诊学问就深了。中医的望诊是真功夫、硬功夫，不是一个从教室到诊室的医师随便可以搞定的，不仅需要长期的临证经验积累，也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积累，其中可意会不可言传者多矣，初学者甚难掌握。尽管中医儿科有“望诊为小儿四诊之首”，但我将自己的临床心得体会，结合明代医家张景岳、现代大家张孝骞对问诊重要性的强调，写成了《论问诊为小儿四诊之首》一文，列举了十条理由说明问诊在小儿疾病诊断中的作用和地位。虞佩兰教授看完此文，当面表扬说：“写得很好，我只在‘如急性肾炎’之后加了一个‘等’字。”文章在她的推荐下，最先发表在《中国现代儿科杂志》上，后来我在全国中医儿科年会上做了一次发言，该文又得以刊登在《中医儿科杂志》上。我觉得，师古固然重要，而师古不泥才是创新。继承是发展的坚实基础，发展是继承的合理延伸。中医学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应该在临床实践中反复验证和拓展，否则就会僵化，就没有了生命力。“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现代人可以借助声光电磁来对来自东方人“天才的自然直觉”的传统观念给以新的诠释。“哮喘”一病病名来自中医，明代医家李中梓认为哮喘的发作是“外有非时之感，内有胶固之痰，中有拥塞之气”，这是对哮喘发作的外因、内因以及发病机制所作宏观概括。痰又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它既是病理产物，也是致病因素。中医痰的这些特点与现代医学中细胞因子、炎性介质可谓不谋而合。所谓“痰邪胶结”可以理解为细胞因子与相应的抗原受体结合，激发后续的免疫反应。于是我撰写了《小儿哮喘痰证新识》，对小儿哮喘的发病机制作了中西融会的诠释。

要做一名合格的儿科中医，自当多读中医典籍，夯实中医儿科专业基础，但“一个人思路的形成要有多方面的学问”（姜春华），“读书多些有益于专，知识博些源头更活”（岳美中）。我对其他学科门类也广为涉猎，以开阔视野。一个合格的医师在诊疗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调整思路，而即令是对同一个病人的治疗，也要随着病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方案。医师能够做的，“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要做到这些，必须有足够的人文学修养。我读的比较多的书就是《论语》。窃以为，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没有国学“童子功”的中医，熟读《论语》，反复吟诵其中的一些段落，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救。我年近半百后亲近《论语》，有相见恨晚之感，熟读之，吟诵之，受益良多。“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的善良、真诚跃然纸上。做医师要有一颗善良的心，真诚地面对患者的痛苦，把心掏给病人。回忆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乡镇医院工作时，条件很差，没有专职护士，病情变化和用药后的反应全靠自己守在病床前观察，我们诊治病人的整个过程透明得一清见底。尽管当时知识分子都被贬为“臭老九”，但在远离亲人的边远山区，我依然能够从农民兄弟那里感受到浓烈的亲情。有了这种彼此真诚相待相互受益的经历，我对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子所不欲，勿施于人”感到十分亲切。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还是我们做人和从医不可须臾背离的；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医师正是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小儿用药，强调中病即止，无过无不及才是高手。否则，“稍呆即滞，稍重即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孔子并没有自称为“圣人”，他鼓励闻过则改。孔子做学问，“勿意，勿必，勿过，勿我”，医师在临证中，切忌无端臆测，自以为是，主观武断，固执己见，更不能弄虚作假获取虚荣。为了病人，医师要及时修正错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也想做官想发财，但他不背离底线。“道不行，乘舟桴于海”，“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其所好”。可见孔子并不鄙视“执鞭之士”，只是把精神层面的追求放在很高的位置，绝不放弃底线。

《论语》是一本很厚重的书。“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宫之富”。《论语》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可以作我们为人为学、行医治病、教书育人的行为规范。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观，孔子提倡的仁义、孝悌、廉耻等基本道德理念，仍为当前社会不可或缺的养分；他所主张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培养知识人“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依然有益；如欲振兴中医，应该有“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态度，也应该从《论语》中吸取智慧。我读《论语》，仿佛置身于孔门弟子之中，没有感到太多的时空和语言的隔膜。有生之年，我还当继续学习，继续思考《论语》与中医的关系，争取完善自己并再做一点对年轻中医成长有益的事情。

临证教学之余，我将自己行医从教的经历和感悟写成医学科普、医学散文发表，也写过一些新诗和旧诗词。日积月累，发表的有数百篇之多。纯属浅薄之作，“偶有诗文娱小我”而已，也赢得一些虚名和社会影响。散文《学会倾听》被收进某重点中学语文补充教材，并作为上海虹口区中考语文试题；长诗《我们相聚在芝加哥机场》、《你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受到好评。散文《盛夏的故事》、《马莉来信》分获征文一等奖和二等奖。2014年4月至7月，长沙晚报《百家》为我开辟专栏，连续发表我的医学散文13篇，我以自身行医经历弘扬医学人文精神，受到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