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病不逾矩，疑难病不迷向，危重症不误时，主攻病有高招。”我用以自勉和勉人的这“三不”和“一有”，是我一生不懈的临床追求。这些体验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绥宁县寨市区医院是我医师生涯的第一站。1968年我分到该院时，全院有6个职工，加上紧邻的西河公社卫生院（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一起10余人。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隔成一个诊室和一间药房，另有一间小木房作手术室。我看门诊，管药房的人兼做护士。到医院不久，所长带我出诊，去看一位高热咳嗽的成年患者。来到病人家里，他先看，我后看。待我看完，他问：什么病？我说，大叶性肺炎。他大不以为然地摆头否定。他认为是伤寒。我感到茫然，请他说说依据。他说有一年遇到一个病人症状与此类似，邵阳地区医院一个内科权威就诊断为伤寒。我觉得这不能作为依据。因为那个权威医师并没有看见眼前这个病人，我本人也没有看过他诊断的那个病例。权威老师对那个病例的诊断显然不能作为这个病例的诊断依据。他看我不苟同他的意见，便问我有何依据。我回答说，我在病灶部位听到了管状呼吸音。他说，没有见到铁锈色痰呀！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躺在床上的病人咔咔两声，一口痰吐在地上，近前一看，是典型的铁锈色痰。所长于是点头，认同了这个诊断。这个病人当时用了点青霉素很快就好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在试我的“钢火”，因为没有社会阅历而也显得有些莽撞。但我不随声附和的单纯，追求诊断的认真和对人的真诚显然被他认可了。我在来院报到之前就听说这位领导个性孤傲，唯我独尊，不好相处，但后来我们一直都相处甚好。他在人前人后都说我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儿科医师。乡镇医院不分科，来了什么病人就得看什么病。我在寨市医院工作7年（期间有6个月在联丰大队插队落户，有重病人随叫随到），白天要接诊内外妇儿骨伤科各种不同的病人，晚上有时还要举着灯笼火把爬“老山界”，去处理急症病人。

1969年大年三十，一个40来岁的中年妇女在捣米时（当地叫舂碓，即把稻谷放在一个石臼里，用脚踩着一块厚木杠杆的一端将谷捣成米）晕倒。因为这种劳动太辛苦，她就数数为自己鼓劲，当她数到100时，随着脚猛地一蹬，一声尖叫突然晕倒在地，被抬进医院急救。根据年龄、再婚史、停经史、可能的输卵管炎病史、撕裂性疼痛后失血性休克等表现，我诊断患者为宫外孕失血性休克，后经手术证实并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一年端午节前夕，一个休克型大叶性肺炎病人经我及时诊断后，用大剂量阿托品并静脉推注300ml5%碳酸氢钠后转危为安。病人家属用十分朴素的语言致谢说：“搭帮你，今年端午节我家多一个人吃粽子啊。”一位斑蝥中毒、血压为零、伴有肉眼血尿、急性肾衰竭的10岁患儿也经中西医结合治疗痊愈。我查阅“文革”前的《中华内科杂志》，如此严重的斑蝥中毒病例无一例存活。还有一位持续高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肝脾肿大并有腹泻的两岁患儿，我几乎每天都守在他床边，两周后体温骤降，查书方知是比较典型的腺病毒肺炎。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一个小学生踩空了一个被雪掩盖的土坑，肘关节脱臼，我和同事一边翻着书，一边做臂丛神经阻滞麻醉，顺利复位，完全不痛，效果极好。至于切开排脓、输卵管结扎、剖腹取胎、阑尾、疝气等下腹部手术几乎是日常功课。那时候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饱满，那样简陋的医院居然也做过子宫全切这样的大手术，我担任麻醉师用乙醚做全麻，病人一安静下来我就在台下对着书念手术步骤兼作“场外指导”。在寨市医院的7年里，不仅业务上被逼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全科医师，还养成了不怕苦、敢负责、有担当的良好习惯，培养了平等对待一切患者的医学精神。初到寨市医院时有一个“出身不好”的中年女教师刎颈自杀，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为她处理伤口；女教师在我们离开绥宁的1984年还特意赶到县城送了一张全家福的黑白照片给我们。某年春节前，一个民兵连长吃了十几个糍粑后急性腹痛腹泻，为了做一个大便常规，我拿着标本走了3里多山路，找到二炮的一个驻地医院，找到几滴碘酒滴上，大便变成蓝色，终于弄清了诊断：原来是过于饥饿暴食糍粑所致。7年之中，三五家人十几个职工同住在一个四合院一般的木板房里，我亲历了贫穷年代里乡镇医师和普通社员的艰苦生活，养成了善待病人和善待同事的习惯和品格。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走上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之路。

缺医少药的边远山区是中医药生存的良好土壤。用中医药治病是社员喜闻乐见的方式。有不少农民趁赶场的机会来到老中医面前，一番叙述之后，老中医一番察色把脉，开几副中药回去吃病就好了。常见的腹泻、咳嗽、胃痛、妇科病，甚至毒蛇咬伤都用中医药治疗。年纪大点的社员还认得一些中草药自救或应他人之急。我在湘雅读书时学过1年中医（那时候叫祖国医学），考了99分，但从没有开过处方。在基层医院呆久了，中医药的疗效也就眼见为实。某次我为一个腹泻病人滴注四环素，疗效不佳。病人自己提议用藿香正气丸，服后效如桴鼓。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次我回长沙，我的姨妈康庄先生患久咳，她平常要服可待因对付。但可待因不易得，也不能常吃，这次她要求我为她开中药。我为她开了止嗽散，不加不减原方照搬。不料吃了5剂，她的咳嗽痊愈了。她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好单子！才吃了5剂我咳嗽像被撚脱了一样（即完全消失）。没想到你中药方子也开得这样好！”1971年，我受命在湘黔线上为修铁路的民工保健，药费每人每月1毛钱，够买两片氯霉素。痢疾流行时，我和当时的赤脚医师背篓上山挖中草药，挖回来后煮上一锅，每人一瓢送到床前。令人惊讶的是，民工们喝了之后，一夜之间腹痛腹泻完全消失。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医药的疗效刮目相看，也提起了我学习中医药的热情和兴趣。我把跟师和看书结合在一起。当时能找到的中医书很少。好在我的妻子龙淑萍学过3年中医，胡天雄教授说她是“一个很好学的学生”。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在一张圆桌上读《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有朋友送我一本《黄帝内经》，惜无人指导，也无暇研读。跟师当然也属于“瞟学”一类。有两位良师值得在此一书：刘隆世先生和刘海鹏先生。我经常跟着刘隆世老先生出诊，在病人家里听他问病，看他把脉处方，看他怎样从四诊中获取信息，观察他怎样处方用药，怎样帮助和安抚病家。刘老把脉时心怀恻隐，表情庄重而亲切。他把脉时，眼望、嘴问、耳闻、鼻子嗅，还一边点头一边思索。我于是悟到把脉只是医患交流的开始。“把脉”不是故弄玄虚，也不仅仅是医师和病家之间的指手接触。有经验的中医事实上是在四诊合参，正如扁鹊所言：特以诊脉为名耳。刘老对早孕的诊断，其实就综合了年龄、婚史、停经史、早孕反应等诸多方面。我背着保健箱跟随刘老一起出没在青山翠谷之中，腹中常空空如也，精神上却自得其乐。刘海鹏老先生在年轻时是个吆喝一声就可以上山打虎的汉子，他在“国军”中做过军医，一杆长烟袋不离手，声若洪钟，看病十分自信。1975年麻疹流行，当地人先是都找他看，我得以闲坐在他对面学他看病处方。下班后再去药房看他的处方，琢磨他的用药特点，从中学到了银翘散、桑菊饮和麻杏石甘汤的不同用法。我在诊断麻疹时因为注意了流行季节、易感人群、卡他症状和口腔内麻疹黏膜斑，在确定麻疹时具有快和准的优势，在麻疹发生并发症上也显得视野开阔，办法也多些，这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在业余时间一起切磋，他告诉我怎么用中药，我也应答解释麻疹黏膜斑的出现部位、特点和临床价值，可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一年我们合作得很好，当地麻疹患儿既没有转院的也没有死亡病例。我进一步悟出了两种医学在时疫防治上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也体会到中西医结合在常见病防治上的优势。1966—1976年，我可以运用中医药来治疗小儿常见病，但还没有系统学过中医经典著作，没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基础，还不会辨证论治，灵活地使用经方。

1976—1977年，我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进修儿科1年多。在熊婉乐、戴文钦、罗丽玲教授等名师的指导下，处理儿科危重症的能力大有提高，对儿科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疑难病的诊断思路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1977—1978年，我将《实用儿科学》的主要章节认真通读了一遍。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收听广播，感到“科学的春天”到了，心潮澎湃。1980年我从县医院送一个脑炎的病人到长沙，得知湖南中医学院招收三年制西学中班，我立即报考并被录取。从1980年起，我离职脱产系统学习了3年中医，那一年，我38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个令人奋起直追的年代。中医学院安排了一大批名师为我们上课。我们在西学中班的课堂里，听到了李聪甫、欧阳锜、郭振球、胡天雄等一大批名家的讲授，也有机会接触到刘炳凡等湖南中医名家，听取他们的教诲和指点。周贻谋老师教医学史，张实老师教医古文。整个西学中班的同学都像年轻时一样特别用功，特别守纪律，晚自习像年轻人一样抢座位，经常在教室里看书到十一二点，周末也不休息。考试是闭卷的，因此《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药学》、《方剂学》都需要背。我们背书的功夫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事实证明，学中医要有一点“背诵功”，这点“背诵功”对后来临证大有好处。3年后，我的毕业论文《从“但见一证便是”谈张仲景的认识论》发表在《河南中医》1984年第三期卷首。

3年的西学中不仅让我夯实了中医学理论基础和临证基础，也让我对中医学心生敬畏。浩瀚的中医学史告诉我们，在西学东渐之前，是中医学独立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中医学是一门理法方药自成体系的医学。说中医学是一门厚重的医学，是因为中医的“理”，不仅仅是指导立法、处方和用药的医理，也是观察世界的哲理和做人行医的处世之理。历代名家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名方名药，也在医德医风上率先垂范。“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这段话今天读来依然多么亲切！依然是治疗医界浮躁的一剂良方。

多亏有王向天、龚佳禾、刘应忠、邓若仲、关秀荣等贵人相助，我和我的家人得以在1984年调到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名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从1986年起担任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务科科长，并兼任儿科主任及教研室主任。在医院党政领导下，我时刻把医疗安全放在心上，担在肩上。我觉得一家综合性中医院如果一有危重症就转走，不仅医院的形象大打折扣，也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一个科室也是这样。如果随意转走危重症，看似规避了风险，实则转走的是患者的信任和医师的威信，这不利于锻炼队伍和教学实习。儿科病病情变化快，轻重之变常在一瞬之间，一个合格的儿科医师应该有抢救危重症的基本功垫底。我的办法是：对于儿科常见的危重症自己亲临一线，直接站在病儿身边指挥组织抢救，需要其他科室或院外协助时，就努力整合或借助院内外资源，全力以赴抢救，一点一点地积累经验、锻炼队伍、积累威信。有4例危重病儿的抢救至今依然清晰如昨。一例是5岁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者，患儿同时患有结核和乙肝，肺部广泛病变（白肺）。我请来湖南省儿童医院第一任急诊科主任朱之尧老师亲临指挥，尽管病情凶险没有抢救过来，但没有引起纠纷。一例溺粪的濒临死亡的患儿因为整合了急诊科、麻醉科、药剂科、检验科和护理部的资源，病儿得以转危为安。一例肾病患儿在病情缓解后随父外出购物感染肺炎、很快发展为心衰呼衰，胃肠道大出血，多亏罗国兴老师从急诊室背着呼吸机到病房，我们同时守在床边抢救，病儿成功获救。还有一例中毒型痢疾患者是本院职工子弟，在急诊室抢救成功。本例患儿在我赶到之前，陈新宇教授已经作了有效的初步处理。这些危重症的处理让我深深体会到，“不误时”是对儿科危重症最重要的要求。至于常见病处理规范和疑难病诊断思路，我们是通过规范的查房来实现的。每周二的查房，我在每周一花一个下午时间到病房去“预习”，问病史、做体查、读病历，晚上看书、读杂志，或请教老师，或咨询同行，尽量做到有备而查。周二上午查房时，从病历报告、提问答问，到确定治疗计划，都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遵照《医学与哲学》上一位医学教育家的意见，我要求病室医师把每一个病人的特点都概括在21~23个字以内，这种病情归纳和特点概括常常提示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此法屡试不爽。这样做既磨炼了基本功，又训练了临床思维。有一例常德市汉寿6岁男童，持续高热伴有腹泻，当地血防站“排除”血吸虫病转来本院。患儿外周血象中嗜酸性粒细胞很高，我认为寄生虫感染的可能性大。我从详细的病史询问中找到依据，最后在第5次大便常规中找到血吸虫卵。在对病人进行中医辨证施治时，病室医师既遵循常规，又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辨病和辨证得以有机结合。

1984年秋天，我站在学院图书馆大门口看科研处的人在处理旧书刊，其中有一本《医学与哲学》1984年第2期。开卷第一篇是张孝骞院士的《漫谈临床思维》。张孝骞是我国医学科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第一批“西学中”的泰斗级人物。被这篇文章的思想魅力深深吸引，我站在那里默读完，花一毛钱买下了这本杂志。没想到30年来《漫谈临床思维》一文竟成了我做医师的“圣经”。我在查房时结合具体病例与科室同事反复学习，出差时随身带着，每年都读上几遍，我将学习心得在儿科年会上做过几次讲座，受到虞佩兰、余孝良等教授的肯定。这篇文章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张孝骞院士将临床诊断分为搜集资料和分析整理资料相互交织的两个步骤，强调“采取病史是临床基本功中难度最大的一个”，是“诊断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一份全面、系统、翔实而不太繁琐的病史，要能够生动、形象地描绘疾病发生的过程，通过症状分析和症状组合的病理生理机制，如果能够“大致领会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这个病史本身就富有诊断意义”。“大约50%以上的病例能够从病史得出初步诊断或诊断线索”。张孝骞认为“通过体征得到诊断的病有30%”，而“通过化验得到诊断的病不过20%”。故实验室检查应该“有目的性、针对性，不能像撒网一样做”在做体格检查时，不要轻易放过“一个小的畸形、结节、色素沉着”。因为“很多细微末节对于病人也是很重要的”。临床资料的分析，则“先要进行个别分析，即对每一个症状、体征、实验室结果从病理生理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分析就是分析各个临床资料的意义，综合就是把它们贯穿起来，得到一个初步的诊断实体”。但“拟诊只是诊断工作的最初阶段”，需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检验”。“随着病情的发展和变化，诊断可以被证实、补充或推翻”。张孝骞院士在本文中还推荐了惯用的诊断法则：优先考虑常见病、多发病，较少考虑罕见病；尽可能选择单一诊断，而不用多个诊断分别解释各个不同的症状；诊断功能性疾病之前必须肯定地排除了器质性疾病，而且存在功能性疾病自身的直接表现；排他性诊断一般不大可靠；试验治疗不是很好的诊断方法等。

《漫谈临床思维》结合临床实践讲思维方法，旨在训练医师的临床思维，其中也涵括了对医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强调病史询问的重要性，强调病史询问要有科学性，也要有艺术性。这就要求重视病人的自身感受，认真听取“病人讲述的每一句话”，因为“病生在病人身上，他的感受是重要的”，因此“向病人学习”，就“一点都不过分”，这样，爱护病人，尊重病人，密切医患关系就都成了提高医术所必备的德行。张院士认为，“细微末节对于病人也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体格检查必须全面、细致。既然“临床诊断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拟诊“还有待于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检验”。我们就“一定要随着疾病新的发展修正自己的诊断，新建立或订正原有的诊断”。因为“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疾病，只是它漫长过程中的一个横断面，我们的诊断不论如何深化、全面，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疾病某一阶段的认识，不一定是对疾病总体的认识”。这就要求临床医师谦虚谨慎，好学上进，“切忌过于自信、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如果偶有所得，便以名医、神医自居，那就贻笑大方了。

作为西医学教育家，张孝骞院士对于中医心存敬畏。他系统学习中医3年，不但肯定辨证论治的合理性，也推崇中医的个性化治疗。这个榜样给我无穷的精神力量。离职3年，我系统学习中医四大经典，结合自己从医14年的心得体会和人生经历、人文修养，我对中医就有了足够良好的亲和力。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之前，原来负责中医儿科教学的教研室副主任张亮很重视中医儿科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我得以坐享其成，有闲便在解剖楼二楼那间很安静的房子里尽情阅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把自己学得的中西医儿科理论和专业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再放到临床实践中去反复验证，在应用中不断补充和修正。这样一番比较和碰撞，古之先贤、今之名家的学识和经验就变得生动和丰满了。集近50年之临证经验，我有如下心得：

（1）对小儿危重症的病情判断，应将中医的“望神”放在首要位置。诚如《内经》所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对危重病人“神”的觉察事关早期抢救，根据现代医学研究的进展，我在对中医“神”的传统理解里融进新知，将生命体征诸项，如面容面色、血压脉搏、呼吸频率和呼吸节律、黑珠白晶、可否逗乐或不逗自乐等，均纳入其中，拓展了“神”的内涵，使得“神”这一属于中医“意”的层面的理解，变得可见、可学和可操作。年轻医师对“意”这个层面是难以领会的，需要积累和悟性，非一日之功也。将“神”的内涵引申拓展，就“望中有问、望中有闻、望中有切”了，成了以望诊为主的四诊合参。临床医师有此四诊基本功，或可赢得抢救病儿的宝贵时间。赢得时间就是赢得生命。“危重症不误时”，此之谓也。

（2）儿科常见病的中医防治，古今皆有成法。这些成法，是古今治病之规矩和准绳。这些“矩”有中医理论垫底，集前贤经验之大成，是一定要尊重的。“不逾矩”是对中医理论敬畏，也是对前贤经验的尊重。在全球气候环境和社会环境大变之时，人的体质在变，疾病谱也在变，药物性味功效研究也有新识，这些都提示今人不能泥于“前人有限之方”，来“应今人无限之病”。明智的办法是将这些“矩”放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求证，不断探索，以求在运用中获得更好的疗效。这就是“效先贤”而力争“有超越”。“常见病不逾矩”，乃“有继承，有提高，有遵循，有超越”之谓也。

（3）一个医师的视野是逐渐拓宽的，但终其一生也只能看到有限的病。那“有限”之外的病往往就成为疑难病了。疑难病之“难”，可以是不曾相识，不见于前人之所述，例如某病邪首次危害人类（如“冠状病毒”首次在中国发难）；也可以是常见病改头换面，以少见的表现示人。疑难病考验医师的知识结构、知识贮备，考验医师的探索精神和思维方法，也考验医师的激情、悟性和执着。临床医师在遇到疑难病时，要有举本人、本科、本院甚至院外之力，愿与此事相始终的信心和毅力。当已知疾病的临床表现不足以解释疑难病的全部病情时，也许就是遇上发现新病的时机了。“川崎病”、“军团病”、“冠状病毒肺炎”的发现都是明显的例子。2004年“非典”流行后，我和朱之尧老师接受了卫生厅领导指定的一次“国际会诊”。一名叫“天天”的中国患儿从长沙到英国去以后长期高热，英国同行怀疑长沙有无类似“非典”的流行病。我和朱老师认真研究了病历资料，排除了常见的传染病，肯定地告知长沙当时并无时疫发生，建议停用抗生素，改服小柴胡汤。次年春节迎新座谈会时，周副厅长特意告诉我，天天吃中药后好了。病家甚至发出感叹：还是中医好、还是祖国的医师好啊！“疑难病不迷向”，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中医药对治疗“疑难病”这一席之地，值得我们珍惜，值得我们去努力探索。

（4）医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因为多见或兴趣使然或环境条件，会选择一些病种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习日久则会有高于他人的“招数”。宗仲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训，在治疗小儿久咳及哮喘时，我从寒、从湿入手，主要以温肺化痰之法论治过敏性咳嗽，收获颇丰；在肾炎和肾病辨治中，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扶正祛邪与活血化瘀相结合，积累了一定经验。在辨治小儿肾炎、紫癜性肾炎时，常常异病同治；而在辨治IGA肾病和肾病综合征时，又主张在不同的阶段同病异治，并每有所得。此外，我根据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对照现代中医药学研究的进展，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工或自行组方，用于小儿腹泻、川崎病、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手足口病等小儿病毒感染疾病；对小儿与肺、脾、肾三脏相关疾病的中医辨治均有一定心得；古谓：“怪病多因痰作祟”，近30余年来积极探索从痰论治治疗小儿抽动症、多动症的中医治法，将内治、外治和心理治疗相结合，也取得一定疗效。值得强调的是，“主攻病有高招”这个“招”，不会是一个凝固的成法。“高招”也需要在实践中去不断检验，不断探索。这是因为病人的体质、致病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新的药物和药学研究成果也会不断涌现。一个有出息的医师需要终生学习，终生探索，永远不要固步自封。因此，医学基础、临床经验、学习习惯和探索激情对临床医师来说是永远需要的。

作为教研室主任，我在分配教学任务时，带头上课。我长期担任大专、本科、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其中以中医本科班教学为主。我认真组织和领导过教研活动。同时也担任过中医药跨世纪人才学习班教学工作。我在学习班上提出中医人才成长的十二字要求受到学员肯定。这十二个字是：基础好，悟性高，能吃苦，有机遇。年轻人要能吃苦，才能打好基础；厚实的基础加上对中医的亲和力就会出悟性；有了悟性加上机遇，就成才了。无论课堂教学和各种讲座，我都十分投入，因而受到普遍肯定和欢迎。

我从家庭氛围和母校恩师中继承了对教师这门职业的兴趣和责任感，备课十分认真。我反复熟读教材，直到能够复述。即令是多次讲过的内容，再次上课时也要重新温习，回顾一下以往讲课时遇到的问题，并记录在讲稿上。教师既熟悉教材，又熟悉学生，上课就有底了。我上课时满怀激情，常常几句开场白就把学生的眼球抓住了。我习惯在所有学生的注目下完成我的讲课。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学生同学和同乐的过程。长年累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主要心得是：

（1）中医高等院校的儿科教师要上好临床课，要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积累，也要有一定的生活观察和积累。教师要努力读书，博闻强识，积极思考，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用他一生的积累来备课。

（2）教师上课要做到仪表端庄、教材熟悉、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表述幽默。

（3）在教学思想上，强调教师的责任是点燃火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4）中医儿科教材编写或课堂教学，都要在“夯实基础、融汇新知、拓展思路、开阔视野”上下功夫。

（5）课堂教学主要是语言活动，高校教师要锤炼语言，尽量在每一堂课的讲授中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趣”；有物、有理、有据、有序、有趣常常是可以相互联系，融会贯通的；思想深邃和见解独到也要靠长期积累。我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试探。如中医认为肾病综合征是肺脾肾三脏俱虚所致，《黄帝内经》认为：“精气夺则虚”。而恩格斯把蛋白质看作“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自然属于“精气”的范畴了。肾病时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正是“精气夺则虚”的明证。佝偻病属于“五迟”的范畴，佝偻病时汗多，是因为缺少了量以微克计的维生素D，佝偻病患儿多汗也自然属于虚汗了。在讲授液体疗法时，讲到等渗性脱水时，只能用1/2张的液体来补充，即“等则半之”，如果等渗性脱水用等渗的液体补充，就有可能造成细胞外液高渗而导致不良后果。这就要求补液时做到适可而止，无过无不及。这样“虚则补之”的治则就具体化了，“过犹不及”也就看得见、摸得着了。教师“授业”之责也就自然升华到“传道”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