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爱”与“医药”的内在渊源

纵观人类医学发展史，医学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人文关怀”的本质特性，践行“促进和维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活力”的根本宗旨^[4]。可见，包含“爱”义的“护生命、除病痛、促健康”，正是医学本质特征与根本宗旨的核心内涵；医学的目的与“爱”的旨归是完全一致的，医学初衷源于“爱”，医疗本身就是“爱”的一种践行方式；“爱”与“医”具有不可分解之缘；“爱”与“医”的关系，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下几个层面，进一步简略地阐释“爱”与“医”的内在渊源。

1.“医疗”起始于人的自爱自卫天性

不难想象，人类进化的初始阶段，原始的人们生活在原始的自然之中，为了生存与繁衍，人们首先必须采食于山水之间，必须采取原始的本能手段抵御疾病、护身疗伤，自发地采集食、物以充饥御寒，采用木、石以治病疗伤，便形成了最原始的“医疗”雏形。这种起始于“本能”“自发”的医疗行为，用现代语言和思维观念阐释，其真正的源动力就是人的所具备的“自爱自卫”天性。如果不具备这种人本然具足的本能天性，就没有原始人类的生存进化，也更不可能产生的“医疗”肇端，以及基于原始医疗不断进化与升华而成的人类医学。

这一认知或论断，可以从东西方医学的起源历史，尤其是远古中医药针灸，得到充分地印证。如：针刺疗法肇始于“砭石”的应用；伏羲制九针，开创中医针灸医学；神农尝百草，开创中医药学等。

由起初的源自个体需要的“自爱自卫”性医疗形式，由“自爱”推演到“爱他”，也就是从“自我关怀”拓展成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医学“人文关怀”，便逐渐开启了后来的“爱他卫群”的部落族群医疗、民族医药……乃至东西方医学体系。所以，难怪有人在回答爱是什么时，无意间道出了（医学）爱的真谛——爱是“生病时对人的照顾”。

2.“医学”起源于生命呵护的人文关怀

医学科学的目的与源自“爱”的人文关怀的旨归，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英国科学史专家斯蒂芬博士所言：“医学是人道思想最早产生的领域。”最初的医学，既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专门的职业，而是一种人性天良的自然体现，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自然行为。治病救人是布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神农尝百草，创医药，旨在怜爱部落的子民，救护病弱的生命。望诊齐桓公，催治己病，旨在预防病入膏肓。世界上第一家医院，是大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自己的家产而创办的。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医董奉，心怀慈悲，对贫苦患者精心诊治，关怀备至，为人治病既不收费，也不受礼，更不吃请，只要求被诊治者在其门前空地上栽一棵杏树以作纪念，数载之后，杏树蔚然成林，独成一景。由此以来，“杏林”就成了象征医学人文关怀的千古佳话^[5]。

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赞誉为“仁爱之士”。“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在崇尚仁政的中国古代社会，良相、良医具有同样的良善意义，良相可造福一国，良医能造福一方，所以宋代名相范仲淹曾发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那种“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的誓愿，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慈悲之心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美德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中国医学道德的支柱之一。唐代名医、中华药王孙思邈，在其名篇《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6]。要求医生要以慈悲为怀，一心赴救，不务名利，尽心尽力救治患者等。

在古代西方，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在2400多年前就特别强调医学的职业情操和人文关怀。他在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指出：“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愿意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履行我职责。……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取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任何害人及恶劣行为。……倘若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赐予我生命与医术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1948年世界医学会（WMA）在希氏誓言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其中特别强调：“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人类而献身！”“我在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我一定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我决不让我对患者的义务受到种族、宗教、国籍、政党和政治或社会地位等方面考虑的干扰。”“对于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7]！”由此表明，“医”如同人的生命一样，自始至终都充满着“爱”。

3.医学兴起有赖于“爱”的文化自觉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爱”一直是永恒不息的话题，历来是各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繁衍、生存和发展的基础^[8]。同理，因为“爱”既能产生感应效应，能激发健康的意志，也能促使医患之间的互敬互动，成为一种治愈的力量，所以自古以来，“爱”就是人类医学产生、应用与发展的潜在动力，就是医学文化的潜在主题。纵观人类医学发展历史，基于生命健康、疾病防治，“爱”的文化自觉决定医学观念及模式的取向，促使医疗方式与技术的兴起；不同的医学思维范式和文化自觉，形成了不同的医学发展路径，催生了医学风格与医疗模式。如，中华传统文化自觉，逐渐形成了传统中医药模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自觉，逐步形成了西方的机械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

当今基于“爱”的文化自觉，对中医药的振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文化自觉论”^[9]，这对于解决世界文化多元并存时代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使自己的文化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从而更好地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