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时代的落伍者

1937年4月18日 韩雅兰致父母亲

家书原文

亲爱的父亲、母亲：

儿过去曾寄过几次信给大人，想早赐阅矣。但至今未见大人的训示，想大人必因儿不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儿，生气不理了，所以儿对此点终不能安心。

最近有友人从西安来此，听说父亲和母亲对儿之走很觉伤心，祖母恐怕更难过？儿听了，心中也万分凄惨。大人平时想最知儿之心情，也最疼爱儿的，这点儿早已深知，同时也是儿一往对家庭留恋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那年玉妹被捕之事发生，大人连年节都不过了，星夜的赶到上海，为她设法，使儿等更感到父母爱儿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时父亲回家后，曾给儿一信，嘱咐儿应安心读书，不要再像玉妹一样教大人担心睡不着。那时儿接读信后，难过了几天，想想我们真有点对不住父母之爱。此后儿是时刻都不会忘记父亲痛心的话。然而儿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同时又被情感支配着，这极痛苦大人是不会了解的。谁料前年又遭受圣域这样的侮辱。为了不愿使大人难过，为了孩子的问题，忍耐一切痛苦到现在。但是从那时起，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一个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结果会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亲爱的慈祥的父亲母亲，假如儿没有大人的疼爱和体贴，假如没有求得一点不受人欺侮的知识，那儿现在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圣域他固然给了我苦头吃，然而他也毁灭了他自己。儿想，他所受的损失或者比儿还要大呢。儿已受够了痛苦，儿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自己毁灭自己。儿应走自己应走的道路，光明的有真理的道路。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子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总比被人家气死有价值的多。这就是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因原，请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钧儒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

大人爱儿也必知儿之性，对任何事，决不会轻举妄动，儿都经过长期的考虑过。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的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总之，儿不是不懂事的，盲目的瞎跟人跑的，跟人说的，儿现在所走的爱国的路，想必能得社会人士的谅解的。恳祈大人恕儿不告之罪，而仍以从前的爱儿之心来爱儿，则儿幸甚。

这里的物质生活比较外边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边快乐的多。什么话都可讲，很自由很坦白。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没有不对这里发生好感的。前天来了两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申报周刊编辑，他们参观的结果，印象非常的好，今天已经走了。最近外边到此地来的参观的非常多，时常有人来。

这里学校对于学习方面，教员讲的很好，同时很注重研究性质，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得的益处很多。儿觉得在这里的几月学习比外边学校几年的学习还要得的益处多。

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的女和子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所以请大人放心。不要以为儿作的不对。这样多的人都和儿所作的一样，此地女生已有三四十人。敬祝

健安

飘泊的女儿敬禀

4.18

家书背景

这封家书是韩雅兰从陕北延安写给父母亲的，时间是1937年4月18日。这封家书被韩雅兰的儿子韩蒲珍藏了60余年，2010年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丈夫王圣域一起赴上海，后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同年秋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学教书。1936年底，赴延安参加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到8月结束，韩雅兰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

韩雅兰走之前没有将此事告知父母，到延安后虽曾几次写信回家说明，但一直未接回信。她怕老人生气，故于4月18日写了这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以便让父母谅解、放心。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韩雅兰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后患病，于1943年6月病逝，终年38岁。

韩雅兰的父亲叫韩望尘，母亲叫原蕙。韩望尘生于1888年，原籍陕西省蒲城县高阁韩家村。1907年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堂学习，在此期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陕西的反清革命活动。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于右任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组建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韩望尘在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工作。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回陕主政，韩望尘出任陕西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等职。西安事变期间，他支持张、杨的义举，响应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召。西安事变后，他出任《西北文化日报》总社长，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与杜斌丞、杨明轩一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划和建立工作，担任总支部财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韩望尘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西安市副市长。1970年被推举为第四届全国人大陕西省特邀代表，次年9月病逝，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