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合学的建构，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和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之道，而且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建构中国的自己哲学的需要。

中华哲学如何创新？如何“自己讲”、“讲自己”？需要深刻体贴中华哲学每一次转生的特征、性质、内因、外缘；准确把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内在“游戏规则”或逻辑必然之则。近百年来，中华哲学的各种论著，虽汗牛充栋，然探索此“游戏规则”者，尚属罕有。我依据40年来对中华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以及对中华哲学概念范畴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曾体贴出三条“游戏规则”，或曰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

一是核心话题的转换。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这一转换是哲学创新的话语标志。先秦是中华哲学的元创期，标志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是“道德之意”，其主导概念是“道”。诸子百家虽有“指意不同”的“百虑”，纵论天道、地道和人道之“殊途”，但“同归”、“一致”于论道，这是对殷周以来“天命”话题的超越。两汉是中华哲学的感通期。学术思想探究的话题是“天人之际”，董仲舒针对先秦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分说，以《王道通三》将其贯通起来，而提出“天人感应”论。魏晋南北朝是中华哲学的玄冥期，其核心话题是“有无之辩”，王弼贵无，裴崇有。隋唐是中华哲学的融突期，其时代精神及思想凝聚，体现为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推本“性情之原”，既是佛性论的深层结构，又是其哲学的核心话题。宋元明是中华哲学的造极期。理学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之辩。这个核心话题一直延续到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接着宋明理学讲，其核心话题并没有超越理气心性，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

二是诠释文本的转变。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自我的信息桥梁。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学习、思索和诠释，才能凝练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融入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人文语境。诠释文本的转变，是中华哲学创新的承继特征，是学术流派创立的文献标志。先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特别是“三易”（《周易》、《归藏》、《连山》），分别开启了儒、道、墨和其他各家。两汉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讲求微言大义，适应了汉代“大一统”的需要，满足了“究天人之际”的追求。魏晋玄学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王弼注《老子》和《周易》，横扫两汉象数感应方法，以义理之学诠释文本，主张以无为本，回归自然。向秀和郭象注《庄子》，发挥逍遥之义，体现了儒道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隋唐时，讲读、译注和诠释佛经成为学术风尚。当时居强势文化地位的佛教各宗派，虽普遍尊奉经、律、论“三藏”典籍，但各择佛经作为自家的“宗经”。如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诠释文本，华严宗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为诠释文本，禅宗先以《楞伽经》印心，后以《金刚经》传法，六祖慧能独创《坛经》，明心见性。宋元明清理学是儒、佛、道三教长期融突的智慧结晶，理学家们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加以章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理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并把《四书》抬高，超越了《五经》。现代新儒家其所依诠释文本沿袭宋明新儒学，没有选出新的诠释文本作为其理论的依傍，所以冯友兰将其“新理学”定位为接着理学的程朱讲，这是很妥帖的。

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中华哲学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先秦“天道远，人道迩”。历经炎黄融突和合的华夏诸族，通过夏商周三代“制礼作乐”，民族意识日益觉醒，道德精神不断独立，终于达到了“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境域。中华古代哲学正是在三代礼乐文化及其典章制度的人文语境中萌生和创发出来的。两汉时，一变先秦的仁智对话录，道德散文诗的文风、语境，以华丽的辞赋、形象的比拟、神秘的类推、循环的象数和奢华的气象，渲染“天人之际”，推动“独尊儒术”，宣扬“汉家制度”，成为当时的人文语境。汉末魏初，儒学经学衰败，以品评人物“才性”为话题的清谈之风油然而起，学术思想又显出一线生机。魏晋玄学的人文语境，一方面是生命智慧毅然回归田园，忘我地赏析自然山水；另一方面是主体精神异常孤独，峻峭瘦弱，表现出既无可奈何，又放浪形骸的玄远风度。

唐代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给人文语境注入了新鲜的思想血液和精神营养，诗歌创作是其主题旋律。在学术思想领域值得称道的是“西天取经”，佛教经典取回大唐，安家落户，成为中国化佛教，在其本土印度衰落。另是“古文运动”，儒教伦理从烦琐的章句训诂中复活，仁义道德在主体精神的“性情之原”中扎下了新根系，营造了气度恢弘的人文语境。宋代重文德轻武略，在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既豪放又婉约的人文语境中，结出堪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凝结出能与先秦诸子学相呼应的理学理论体系。并广开书院，讲授儒典，兴建学校，培养士子，促进了文人士子对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哲学思想自由创造的风气。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激发出哲学创造的动力，而涌现出可与先秦媲美的一批大哲学家，一改唐代哲学贫乏的状态，而使哲学得以繁荣“造极”。

此三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游戏规则”，是逻辑地蕴涵在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之中的，是存在于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之中的。由于以往没有发现此三条“游戏规则”，或曰规律性，因此，中华哲学的创新是不自觉的。但中华历史上的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却都自觉不自觉地暗合了此“三规则”，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此“三规则”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这就是说，要进行中华哲学的创新，要实现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必须遵照此“三规则”去做，否则很难说是中华哲学的创新和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

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这是对“道德之意”、“天人之际”、“有无之辩”、“性情之原”、“理气心性”等话题的超越。和合学核心话题所讲述的“和合故事”，不是凭空杜撰，而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彰显和需要，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新建构。

“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主要是《国语》，辅以《管子》、《墨子》，与以往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有别，《国语》虽是春秋时的文本，但没有被作为儒家经典，因此也避免了被后人所窜改的命运，保持着较本真的面貌。由于“语”是古代的记言，记载了有关天地万物的化生，天时人事的变动，阴阳律吕的变化、邦国成败、顺逆之数等的自由辩论、答问的言语，使我们较真实地听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智慧心声，感受到民族精神脉搏的强烈跳动，以及有关天时人事、人生价值的精彩对话。这是“和合学”作为中国哲学创新的诠释文本的依据。

“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呼声和诉求，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经历浩劫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心觉醒。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建构和谐社会成为人们共同心愿和要求，在这种国内外格局大变化的语境下，“和合学”应天顺人，和合化生。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我虽有“文江学海思济航”之志，但无“致广大而尽精微”之才。这里所思所想，难免纰缪。此书出版10年来，早已脱销。承蒙读者厚爱，时有询问该书再版信息，而近来尤甚。这次再版，稍为修改。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社长和周蔚华总编辑及李艳辉、杨宗元编辑的帮助，才得以奉献于读者面前，若能引起读者关注和指正，是为万幸。

张立文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20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