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记》的流传及研习

《礼记》作为孔门弟子和儒家后学研习《礼经》之“记”的汇编，历代研究著述颇丰，代不乏人。

汉末党锢之祸、三国鼎立，经学衰落，而“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自东汉学者马融、卢植，尤其是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后，《礼记》逐渐被接受和传习，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独立成书。

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亦博古通今，遍注群经，时称王学，皆立于学官，因此，《礼记》也第一次为之立学官。东晋时，《礼记》又立为博士，其传习胜过《仪礼》了。魏晋南北朝时，王肃、孙炎、刘世明等先后为《礼记》作注，沈重、熊安生、皇侃又为之作“义疏”。

隋朝之博士，“三礼”之学亦宗郑氏。唐初李世民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为郑注作疏，著成《礼记正义》，并列为科举考试定本，《礼记》被列为“九经”之一，自此《礼记》被归为经书之列。唐贞观中勅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又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浩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宋代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摘出，与《论语》、《孟子》并行，是为“四书”。宋儒研习《礼记》成就最显著者当属宋卫湜《礼记集说》，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

元代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礼记纂言》和陈澔《礼记集说》。《礼记纂言》重定篇第，“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礼记集说》较之郑注、孔疏的典瞻，显得浅显易明，较之卫湜的卷恢浩繁，则显得简便，“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

明永乐中，胡广等敕修《礼记大全》，采掇诸儒四十二家，始废郑注改用陈澔《礼记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二十二卷，“于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是亦宋学习气所使然。

清初尊宋，中期兼采汉、宋。这一时期，《礼记》研究的著作有纳兰性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张廷玉等的《日讲礼记解义》、江永的《礼记训义则言》、杭世骏的《礼记集说》、江绂的《礼记章句》、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朱彬的《礼记训纂》、郭嵩焘的《礼记质疑》。其中，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然清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 (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