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二十年来中国《礼记》研究述评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礼记》研究的论著亦不断问世。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其研究多因循传统，着眼于《礼记》经书性质以及对前代研究的梳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王锷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作了提要钩玄式的全面清理，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一)二十年来中国《礼记》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至今，受国学热潮的影响，中国学者对《礼记》的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无论从成果的数量上，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都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发现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竹书的公布，其中与《礼记》相关的文献不但引起了国际学者对中国礼仪文化的高度关注，而且引发了对两千多年来《礼记》研究的反思。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完善文献，普及注译

从研究的实绩看，二十年来，中国《礼记》经学层面的研究仍不容忽视。随着大量古籍以丛书形式影印出版，历代研究《礼记》的专著也被不断影印和翻印。继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87年)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将其影印为电子版 (2000年)，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亦陆续被影印出版。此外，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丛书集成续编》(1994年)选取明清及民国时期与《礼记》相关的研究著作三十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1996—2000年)搜集了清代乾隆以后《四库全书》未收之《礼记》研究著作三十二种，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7年)收录了《四库全书存目》所著录清代乾隆以前产生之《礼记》研究著作三十八种，凤凰出版社据石印本影印放大《清经集、清经解续编》(2005年)共收录“三礼”著作八十八种。其中，影响较大、传播较广的为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之《礼记正义》，中华书局 (198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均有影印本出版。古籍丛书的影印出版为《礼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籍丛书的影印事业也推动了《礼记》研究著作的点校、整理。邬锡非、陈戍国校点《礼记质疑》以光绪十六年思贤讲舍印的四十九卷本为底本。沈啸寰、王星贤校点《礼记集解》以盘古草堂本为底本，参考《万有文库》本及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流传较为普遍。饶钦农《礼记训纂》校点以咸丰元年宜禄堂校刻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影宋本《纂图互注礼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四部备要》本校勘。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全面吸收了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清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成果，首次对经文、郑注、孔疏和陆德明释文进行点校、整理。吕友仁《礼记正义》以宋绍熙刻本校以品本，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之《礼记音义》分别插入经、注各条之下，便于读者翻阅。除此之外，还有万久富整理的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沈文倬、水渭松点校的清代焦循《礼记训纂》，等等。

在古籍影印和点校、整理的基础上，在纯学术研究之外，还出现了众多对《礼记》经文进行注译普及的著作。如章培恒主编、林开甲译注的《礼记选译》，吕友仁的《礼记讲读》，潜苗金的《礼记译注》等。这些注译本或对《礼记》全文进行释义，或从《礼记》的名称、成书、地位、价值等方面加以介绍。二十年来，较有影响的“今注今译”本为杨天宇的《礼记译注》、王文锦的《礼记译解》、吕友仁的《礼记全译》10，这些注本既通俗易懂又不乏学术严谨。注译普及的著作不仅扩大了《礼记》的受众面，而且其间对名物制度的详细疏解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洪业等编《礼记引得》1之后，这一时期，《礼记》研究的工具书主要有钱玄、钱兴奇的《三礼辞典》12，该书对《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中的五千余个词条加以诠释，竣录原文、有关注释及考证，涉猎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可谓是三礼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是贯通古今的三礼研究论著目录，此书分上、下编，上编收录汉代至2004年历代学者研究“三礼”(包括《大戴礼记》)的专著二千七百九十五部，下编收录1900年至2004年国内外研究“三礼”的论文三千二百七十五篇，可谓是对“三礼”研究论著进行全面清理的第一部资料性汇编。

2．多元趋向，百花齐放

在中国古代，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大到安邦治国的制度方略，小到个人的言行举止，无不在礼的范畴之内，无不有礼的规范。二十年来，中国学者把《礼记》作为一部多学科性的儒家经典，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于是，《礼记》研究趋于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关于《礼记》成书年代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进程中，《礼记》四十九篇的编撰过程一直是一个聚讼纷争的问题。现代学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大戴》与《小戴》仅为两部资料杂编，非一人一时而成。从大戴、小戴时起到郑玄时的二百多年之间，成书约于东汉中期；另一种则认为四十九篇之礼为武帝、宣帝时期戴圣所纂辑。王锷的《<礼记>成书考》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书从文献学的角度，经过深入、缜密的考察、论证，作者不仅将《礼记》四十九篇的成篇年代与编纂时间一一落实，得出四十九篇是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晚期陆续成篇的结论，弥补了此前研究之不足，而且希望由此探寻先秦文献流传的面貌，从而正确认识《礼记》的价值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关于《礼记》语言学的研究。二十年来，中国学者从《礼记》版本、文字、训诂、修辞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成果颇丰。刘永耕《<礼记·檀弓>“问丧于夫子”辨》，董莲池、刘坤《<礼记·内则>“少者执床与坐”解》，李景泉、侯晓菊《<礼记·檀弓>“壹似重有忧者”解——兼说对先秦文献中几个“壹”字的误释》，杨雅丽《<礼记>“月令”之“令”考辩》，赵海宝、秦曰龙《<礼记·内则>“月辰”考辨》，王月婷《<礼记>“煎盐”新诂》10等分别从训诂角度对《礼记》中的疑难字句进行了考辨。姜磊、陈昊《试论<礼记>正文中的训诂》从训诂用语、训诂方法入手，举例分析了《礼记》正文训诂的特点以及对后代训诂学的影响。杨雅丽则从修辞 (《<礼记>修辞艺术探微》)、语言 (《<礼记>语言的艺术成就》)等多角度切入。王作新《从语境诂解 <礼记>之语义举隅》从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来诂解《礼记》的语义，对如何就语境进行语义解释作了探讨。袁健惠《<礼记·学记>中歧义断句的语法视角考证》以《礼记》、《孟子》和《春秋繁露》为语料，结合《礼记·学记》的内容和篇章结构特点对“大学之教”部分作出重新标注。陈谢《“与”在 <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的使用特点。林亚莉《论 <礼记>非语言交际的符号意义》通过分析《礼记》所表现出的当时社会条件下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符号性质，进而说明《礼记》独特的语用意义。

关于《礼记》礼制的研究。钱玄《三礼通论》以专题的形式，综述形制，考订原委，联系考古出土中有关礼制之成就，从礼书、名物、制度、礼仪四个方面详加考辨，对当代学者了解礼制发展的全貌及研究状况大有裨益。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将郑玄《三礼注》纳入中国礼制发展史中进行考察，认为郑玄已将夏、商、周、春秋战国礼制以及秦汉礼制予以排比、条理，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礼制系统，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周斌《<礼记><周礼>所载尊长养老礼仪与制度》10通过《周礼》与《礼记》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旨在尊老的养老礼、乡饮酒礼、射礼以及政府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解决老人日常生活困难的诸多政策，指出西周的尊老养老礼仪与制度是中华民族尊老养老文化的源头。丁鼎《“服术有六”：试论 <礼记·大传>中的制服原则》通过“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六条制服原则来阐释周代宗法制度的精神。林中坚《<礼记>中的礼乐与礼制》对《礼记》如何强调“礼乐”和“礼制”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甄尽忠《从 <礼记·王制>看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对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关于《礼记》思想的研究。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全面地研究了《礼记》文本及与《礼记》相关的先秦两汉文献，特别是郭店楚简等资料，从哲学问题的反思出发，探究了礼仪、礼制、礼文化的起源、结构、功能、价值，尤其是《礼记》呈现的意义世界。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从思想史的角度尝试探讨了儒家礼学，引入诸家家族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自然法、国家法等概念分析儒家礼学。书中还以相当的篇幅，对古代经学思想家郑玄和他的《三礼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为理解“三礼”本身所包含的礼学思想内容提供了一个参考坐标。崔大华《论 <礼记>的思想》从社会的、人性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考察了《礼记》的思想内容。闵卓《<礼记>的思想精华及其局限》认为《礼记》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初的自然观和社会仿生学思想，指出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诸多真理性成分以及其时代和认识方面的局限。陈丛兰《<礼记>婚姻伦理思想研究》、王黎黎《礼文之美：<礼记>美学思想研究》、田沐臣《<礼记>与礼治》10等亦从多角度对《礼记》的思想进行了研讨。

关于《礼记》文学的研究。《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李建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 <礼记>卷：礼以节情，乐以发和》1从文学理论的角度重新解读《礼记》，勾勒《礼记》文论思想之概貌，归纳《礼记》以“礼”为本原、以“情”为机制、以“乐”为功用、以“和”为归依的文论图式，推演其发乎情、止乎礼、兴乎乐、至于和的文论脉络，标举其以礼节情、以乐发和、以和为美的审美理想。卢静《<礼记>文学研究综述》则对古代以来的《礼记》文学研究进行了总结。

此外，关于《礼记》的研究还涉及文化、社会学、学术史等诸多方面。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从一个“中”字的内涵与外延的分析来建构一部文化史，并且详细讨论《中庸篇》作者的孤寂感与忧患意识。黄宛峰《礼乐渊薮》从《礼记》其书、思想体系、《礼记》与中国的孝道、中国的妇道、中国宗法社会、中国的礼乐文化等方面探讨了《礼记》与中国文化。李安宅《<仪礼>与 <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用社会学的“内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将社会学的观察追溯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在传统的“礼学”研究中，开辟了新领域。作者首次对这两部书的社会学价值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与评估。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 <礼记>学》、刘金波《<礼记>整理及文献研究述评》、王锷《东汉以来 <礼记>的流传》通论《礼记》学的发展演变，从《礼记》学史层面进行了研究。蔡介民《礼记通论》从礼记旧说之纠谬、成书之时代、仪礼之关系、研究之方法、论礼之大义、存目考略等方面进行了研讨。杨雅丽《礼记研究》对《礼记》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包括它的文化学价值、礼法自然的礼学思想、《礼记》对中华人文精神的弘扬，同时探讨了《礼记》的文学语言魅力等诸多内容。薛永武《礼记·乐记》10研究运用了阐释学的原理和方法，从中西比较的学术视野，对《乐记》进行了多维的创造性阐释，通过对《乐记》的价值重新进行定位，在视阈融合中揭示了《乐记》的丰富内涵。

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二十年来，中国的《礼记》研究还出现古今中外比较研究的趋势，有把《礼记》与中国古代传统文献相比较的，也有与西方名著相比较的；有从文本角度相校勘的，也有从理论层面来探究的。古今中外的比较，不仅拓展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而且将《礼记》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丁鼎《<礼记>与 <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异同进行了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乐爱国《<管子>与 <礼记·月令>科学思想之比较》从科学思想的角度，对《管子》与《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物候思想、农时思想和生态思想进行比较，为“《月令》出于《管子》”提供了重要证据。陈剑、黄海烈《论 <礼记>与 <孔子家语>的关系》校勘了《孔子家语》与《礼记》中相同的篇章，认为《礼记》与《孔子家语》在文本上虽然存在极大差异，但二者都是流传有本，不是伪作或抄袭。王祎《<礼记·乐记>之“心”范畴——兼与孟子言心相比较》指出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乔以钢、陈千里《<周易>与<礼记>家庭观念之比较》认为《周易》多用阴阳协调、平衡的哲理来解释、说明家庭的关系，《礼记》则着眼于家庭尊卑关系的确立。张俊峰《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内涵与特点——兼论董仲舒与 <礼记·礼运>社会理想的异同》通过对董仲舒与《礼记·礼运》社会理想的比较，发现两者在对上古社会的评价和理想社会的描述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相较《礼运》而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黄意明《<荀子·乐论>与 <礼记·乐记>思想比较》以为《乐记》思想对于《乐论》思想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乐记》更强调“乐”直接源于人情，是内在情感的发动；第二，《乐记》更明确地确立“乐”的形上根据，不仅使“乐”具有一种本体论的高度，同时还具有了赞天地之化育的意义；第三，《乐论》主要是自然人性论，而《乐记》则兼有自然人性论和性善论两种人性观。

张海燕《柏拉图 <理想国>与 <礼记·礼运>的乌托邦思想比较研究》、黄小晏《中西早期和谐观的比较研究——以 <礼记>“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的考察》、王黎明《古代东西方乌托邦思想之比较——读<理想国>与 <礼记·礼运>有感》从《礼记》“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理想国”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着手探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王超《<礼记·乐记>与贺拉斯 <诗艺>的比较阐释》以产生于中西文论经典时期的《乐记》和《诗艺》为主，从“礼”与“理”、“乐与政通”与“寓教于乐”以及“和”与“合式”三方面加以对比观照，双向阐发；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探讨了两者在文论话语上的异质性、通约性和互补性，并把它们放置到整个中西诗学的知识谱系中考察其思想渊源和影响力扩张，从而深度把握其内在的话语生产机制和理论范式。杨智芳《<礼记·月令>与 <本朝月令>之比较浅说》从文本分析入手，从表达方式、内容规定、理论依据三个方面，探寻中日两国月令文化的特点，即中国的月令文化具有“原生性”，日本的月令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移植性”。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4枚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有与《礼记》关系密切的部分，李学勤 (《郭店简与 <礼记>》)、龚建平(《郭店简 <礼记与>二题》)等学者最早开始了研究。薛柏成《论 <礼记>有关篇章与墨家思想的关系》认为郭店楚简与上博简的发现与研究使学界普遍认为《礼记》中一些重要篇章成文于战国时期的儒家七十子及后学之手，并且吸取了很多非儒学派的优秀思想成果，如墨家的社会理想观念、鬼神观念、节用、节葬等思想使儒学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翁贺凯《两汉 <礼记>源流新考——从 <郭店简与 <礼记>>谈起》一文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辨析《礼记》之源流，认为今本《礼记》四十九章是辑自东汉礼家之手。王锷《战国楚简的发现和 <礼记>研究的反思》从《礼记》研究存在的问题、《礼记》的真伪、《礼记》与秦汉学者的关系、研究的意义四个方面，探讨了《礼记》研究的现状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郜同麟《试论早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变——简本 <缁衣>与传世本 <礼记>再对比》将郭店楚简、上博简中的《缁衣》与《礼记·缁衣》相比较，从中找寻战国到汉初儒家经典文本歧变的一般规律，包括外在语言形式的改善、儒家思想的增强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向。

4．立足应用，服务当代

《礼记》作为早期儒家的经典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也不可否认具有一些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认识。近年来，随着国人礼仪素养的缺失以及知礼、守礼方面的困惑和混沌，“礼仪之邦”的美誉不断遭到质疑，借鉴以《礼记》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典范、进一步构建并完善和谐社会礼仪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因此，《礼记》的研究也从学术性较浓的文本解读转向了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研究。大到国际政治关系、治国方针策略，小到个人为人处世、修养身心，这方面的研究日益凸显。挖掘《礼记》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予以现代性的诠释，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辛全洲《从儒家“礼”思想看和谐社会构建》以为儒家约束之礼、礼让之礼、尊重之礼、和合之礼等“礼”的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治国之道和人生哲理，在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朴柄久《<礼记>的和谐世界思想》认为《礼记》试图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来维持秩序，在“华夷之辨”上主张通过制礼作乐来德化天下，在称霸问题上认为民心的向背是获得王权的前提，《礼记》的“内圣外王”的思想对现代国际体系的塑造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赵海《浅析 <礼记>中庸思想及其启示》认为《礼记》以和为贵、致中和以求社会和平发展，恰到好处、讲中庸以求掌握真理，修身为本、讲忠恕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而不同、讲原则以求坚持正义，天人合一、讲天道以求生态平衡，这些中庸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示作用。乐爱国、冯兵《<礼记·学记>的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针对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中师生关系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借鉴《学记》师道之尊、教学之伦、为师之德、从学之道的教育伦理思想，为时代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鞠伟、杜宏春《<礼记>中的诚信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针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信任危机，结合《礼记》的诚信思想精髓，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杜宏春等《<礼记>的养生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从《礼记》顺应自然、居处舒适、饮食有节、劳逸结合、修身养性等养生思想中借鉴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陈羲、杜宏春《<礼记>为人思想的现代价值》从《礼记》修身养性、做君子之人、行君子之行、言君子之言的道德自觉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礼记》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其价值不应仅仅停留在经史层面，更应立足当代、服务当代。王锷先生以为：“研读《礼记》之最终目的，是利用《礼记》的优秀思想，为当代社会服务。所以，在对《礼记》从文献学角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一定要总结《礼记》思想，立足人情，对《礼记》中诸如‘亲亲、仁民、忠信、孝敬’等思想，进行符合时代的阐释，大力宣扬，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二)《礼记》研究之展望

回顾二十年来中国《礼记》研究的历程和特征，不但可以全面地掌握其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而且能更好地把握今后《礼记》学的基本走向和研究趋势。

1．应用研究尚有拓展空间

《礼记》一书的社会价值及现实意义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从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对《礼记》做过很多研究，但一方面由于长期经学研究的模式制约着《礼记》研究的方法、视角和领域，造成礼学研究狭隘、僵化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应用研究多为打破学科体系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者首先必须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才能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展开探讨，《礼记》应用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二十年来，中国此类研究理论重于实践，呼吁大于执行，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更没有系统且完善的结构体系。就应用研究的内容而言，赵逵夫先生认为今天更应从日常生活史的方面和礼俗经验的方面予以观照，从长久以来被经学家、礼学家说解为僵死礼制规定的文字中，去发掘充满着生活情趣、情感意义的鲜活的人生经验，以此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铸造伟大的民族精神。

2．文献研究有待深度和创新

黄季刚先生以为治礼之难其故有四：一曰古书残缺，二曰古制茫昧，三曰古文简奥，四曰异说纷纭。《礼记》一书缺文、缺礼较多，再加上传本错讹，其原制、规模已难以恢复，这也决定了《礼记》文献研究方面的困难和困境。因此，今后的《礼记》文献的研究要从中国古代相关典籍中去考证探求其或缺内容、钩辑佚文，力求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当代趋势，随着《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电子版本的出现和推广，《礼记》方面的相关著作也得以普及。受中国古代典籍收录条件的局限，《礼记》研究著作较为重复和分散。倘若能建立《礼记》研究的数字化平台，将两千多年来的《礼记》研究在翔实校勘的基础上汇总集成，不但能为《礼记》的广大研究者提供资源便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统计研究、定量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礼记》的文献研究定能推陈出新。

近百年几次国学热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礼记》的传播，而二十年来《礼记》研究的活跃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又凸显了《礼记》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以《礼记》研究为契机的中国礼学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新质和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