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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随着欧洲经济的减缓，一种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欧洲的金融。债务——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曾经似乎是可承受的负担，如今成了难以忍受的重负；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什么扩大，除非是为了支持老的债务；价格在下跌，焦虑在蔓延，整个体系缓慢得几乎要陷入停滞。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变成了急性的。回首过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之变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国和奥地利方面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而试图联合起来——以实现关税联盟——的努力，以及法国对任何此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德国和奥地利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更加强大的东西，对法国来说都是该诅咒的，法国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中欧破产的可能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陷入困境。当围绕关税联盟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被迫请求束手无策的奥地利政府提供帮助。恐慌立即开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国。1931年5月和6月，资本纷纷逃离这两个国家，外国贷款纷纷被收回，一场总崩溃眼看着迫在眉睫——这场崩溃很可能会导致德国的民主政府垮台。德国天空上的乌云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发展:希特勒的褐衫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1931年5月6日，此时，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了欧洲的金融形势变得多么危急，美国驻德国大使正在白宫与胡佛总统一起吃饭；打那以后，一直担心欧洲的崩溃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的胡佛总统便在心里酝酿着国际延期偿付的念头——推迟一年偿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包括德国当时被迫偿还的战争赔偿，以及前欧洲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接下来，胡佛先生开始了一次长期磋商——与内阁成员，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与驻各国大使，与银行家。他一直是个可怕的工作狂——每天8:30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只花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除非是白宫有客人），林肯书房里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不久之后，他试验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偿付声明，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以至于在起草的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漫画上的胡佛总统

然而他推迟了发表这份声明。这一计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骄傲而嫉妒的法国，也可能反对。他一直惦记在心的预算平衡，可能因为切断了对美国的债务偿还而被危及。此外，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场国际恐慌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了恐慌。与此同时，风暴在欧洲蔓延。胡佛的顾问们纷纷请求他采取行动，但他依然不愿意出手。他在等待。6月中旬，他计划做一次穿越中西部的演说之旅（包括在纪念哈丁总统的典礼上那场未必愉快的演说）；他带走了这项至今尚没有完成的提议，与此同时，几乎每小时都有来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向他传递这样的信息：欧洲的崩溃正在加速。

等他回到华盛顿的时候，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就为时已晚。他开始打电话给参议员和众议员，以提前获得他们的赞成。国会正在闭会期，话务员不得不帮他到处逮人，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演说旅行中，在汽车旅途上，在高尔夫球场，在深山密林里钓鱼打猎。有一位议员，听说白宫在找他，结果在加拿大的一家杂货店里回了电话；另一位议员被逮着的时候，他刚好站起身来，正准备发表晚餐后的演说。一小时接一小时，不知疲倦的胡佛坐在电话机旁，向一个接一个人解释他想要干什么——并时刻担心，没等他来得及采取行动消息就走漏出去了。终于，在6月20日那个酷热难耐的星期六，消息已经在走漏，他不得不立即发表了那份声明——尚未跟法国商量。

他把新闻记者们召到了白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他关于国际延期偿付的提议，以及已经赞成这一提议的21个参议员和18个众议员的名字。记者们赶紧抓起声明的副本，冲向电话。

当消息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一场狂热的大合唱便应声而起。纽约股市节节攀升，欧洲股市触底反弹，银行家们赞美胡佛，社论作者们欢呼喝彩。以冷静著称的伦敦《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题为《云开日出》，把胡佛的提议称作“一位伟人的姿态”。数百万美国人曾经觉得（不管有多么含糊）政府应该“做点什么”，并谴责胡佛的无为而治，如今他们也加入了欢呼喝彩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国际金融形势所知甚少（这方面的内容在报纸上所占的版面远远不及斯塔·费思富尔的神秘死亡），但这终归是一次行动，他们喜欢行动。让焦虑不安的总统大吃一惊的是，他所做的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那是他本届任期的巅峰时刻。

胡佛总统与记者

只有法国反对。胡佛派出了他77岁高龄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去说服法国人，并不断通过越洋电话跟他商议，从而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在一段长时间的耽搁——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法国人好不容易才同意了经过修改的计划，局面看来得到了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