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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萧条尚未深深地沉入一般公众的意识里。特别是在富人当中，1930年陷入严重麻烦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金融恐慌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们试着对自己的损失付之一笑，试着对到处传播的关于经纪人和投机者的笑话开怀大笑。（“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家伙去旅馆登记房间，接待员却问他：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的？”“没听说，我倒是听说有两个人手拉手跳了下去，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账号！”）随着1930年一天天过去，他们认识到，大萧条主要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生意变得不景气、不确定，给股票价格带来极其糟糕的影响。对“中镇”——典型的中西部小城——的商人们来说，在1932年之前，“大萧条主要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尽管到1930年，城里有四分之一的产业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在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管理岗位依然完好无损，分红几乎像1929年一样多，很少有人想到，这场经济风暴会持续很长时间。高收入阶层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次失业潮中看出明显的征兆，直到1930年秋天，国际苹果承运商协会面对苹果的供给过剩，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把苹果以批发价赊账卖给那些失业的人，让他们以每个苹果5美分的价格转手卖出——突然之间，很多推销苹果的人哆哆嗦嗦地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

失业者街头卖苹果（华盛顿特区，1930）

1930年1月，有人对一些经济富裕、见闻广博的市民（他们属于全国经济联盟，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像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兰·安格尔、弗兰克·O.劳顿、戴维·斯塔·乔丹、爱德华·A.菲林、乔治·W.威克沙姆和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所提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美国1930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结果他们把下列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管理；2.禁酒；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执法；6.世界和平——他们把“失业”放在了第18位！即便是一年之后，即1931年1月，“失业和经济稳定”也只是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司法管理、禁酒和违法之后。

这些民意调查，不仅让人想到，这些美国“最优秀的公民”，觉得1930年的经济麻烦是多么无关痛痒，多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所评论的那样——以“一套道德反应”来回应公共事务，而且还让人想到，公众对禁酒令的一败涂地以及对私酒交易与歹徒恶棍之间的明显联系的关注，有多么深刻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法律受到了比从前更普遍、更公开的嘲弄，即使是在那些从前一直比较有节制、比较刻板的社群中。正如一个“中镇”商人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在1927年和1928年，这里的喝酒越来越明显；1930年喝得很厉害，而且是公开的。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公共道德似乎出现了崩溃。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萧条的缘故，反正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以及在1930～1931年间，这里变得乱哄哄的。很多人醉醺醺——人们在举办私酒派对。女人喝酒和醉酒的现象大为增加。”在华盛顿，1930年秋天，有人发现，私酒贩子甚至出没于参议院办公楼的区域。在纽约，到1931年，对禁酒令的强制执行完全成了笑柄，以至于那些想喝酒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只是去地下酒吧，他们可以打电话给私酒贩子；有“兴奋饮料商店”公开做零售生意，他们在台面上的唯一让步是，酒瓶子不像平常那样排列成行，为了不让巡逻的警察为难，橱窗里只摆上几排小石膏雕像。到1930～1931年间的冬天，纽约的轮船航班引入了一种新的花招，以吸引那些死心塌地的贪杯之徒——周末把轮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其中有些航班，除了“海上自由”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地。

妇女组织在征集支持禁酒的签名

每一条关于歹徒的新闻——杰克·格尔杀死了芝加哥的警长，勒格斯·戴蒙德在纽约一次群殴中接二连三地开枪，达基·舒尔兹与文森特·科尔之间为争夺纽约的私酒生意而展开的血腥竞争，“双枪”克罗利（一个模仿匪徒方式的年轻人）在警察对他在纽约上西城的藏身之所进行了一次令人兴奋的围攻之后终于被俘，从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假释出来的艾尔·卡彭有本事继续逍遥法外，尽管人人皆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芝加哥组织化犯罪的幕后操纵者——每一条这样的消息都在提醒公众：歹徒的气焰甚嚣尘上，正是经营私酒为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收入。传教士、毕业典礼演说者和宴会演说者纷纷抨击这一波“犯罪浪潮”。纽约的克雷恩检察官说，匪帮歹徒们“插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件事情——从婴儿的奶乳，到葬礼的马车”。胡佛总统说，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执行现有的法律。

禁酒官员查获的私酒及酿酒设备

与此同时，人们对禁酒令的不满情绪明显在上升：1930年初，《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将近500万人参与了投票，只有30.5%的人支持继续严格执行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29%的人支持修改禁酒法案，40.5%的人支持废除。当人们发现（这一发现让反对禁酒的人乐不可支），最积极的禁酒领袖之一、南方美以美会的主教小詹姆斯·坎农在纽约一家野鸡证券交易所保护下从事股市投机的时候，公正执行禁酒令的理由也帮不了什么忙。

或许，威克沙姆委员会在它从关于执法问题的长期协商中脱身而出之后，它会不会给这种混乱带来一定程度的廓清呢？1931年1月19日，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禁酒令的报告——并因此使得混乱更加变本加厉。因为，首先，威克沙姆报告的主体部分包含了清晰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禁酒令并没起什么作用；其次，该委员会的11名成员分别得出了11种不同的结论，其中两个人大致上支持废除，4个人支持修改，5个人——你会注意到，这不足多数——支持进一步尝试禁酒令的实验。最后，荒谬的是，作为整体的委员会最终支持继续尝试。

面对这一大堆混乱的分歧与矛盾，一头雾水的市民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那种照理应该是很有启发作用的设计——通过这种设计来搜集数不清的事实，并试着从这些事实推导出必然的结论——如今被弄成了一场闹剧。禁酒这个头痛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