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步英国的后尘？

1624年的一天，英国诗人、圣公会修士约翰·多恩(John Donne)写道：“没谁能独自撑起一片天”，冥冥中似乎预言了400年后英国脱欧的一幕，“当海潮卷走一片砂砾，欧洲的一隅也将随之而去”。

欧洲果然少了一隅。但席卷欧洲的这股民粹主义怒潮卷走的可不是一片砂砾，而是有着泱泱6400万民众、身居欧盟第二大经济体的英伦三岛。“感觉如同参加一位挚友的葬礼”，拉脱维亚前总统瓦伊拉·维基耶-弗赖贝加(Vaira Vike-Freiberga)在6月23日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已不再是我们入盟时的欧盟。”

她的此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欧盟绝非是一场贪图经济便利的露水姻缘。它是一面抗拒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及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宿怨的铜墙铁壁。在英国脱欧公投前，欧盟理事会主席、前波兰总理图斯克(Donald Tusk)对德国《图片报》表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令我深感忧心的是，英国脱欧将不仅仅意味着欧盟解体进程的开启，还代表着西方政治文明崩溃的开始。”

如今，当务之急是尽快摆脱英国脱欧带来的痛苦，确保图斯克的那番严正警告不会一语成谶。在首相宣布辞职、金融市场震荡的那一刹那，英国的脱欧看上去是那么的凌乱。但是到最后，当英国人摸索出与欧盟相处的新路子时，哪怕是同床异梦，恐怕也强过露水姻缘。脱欧后的英国，虽说没有脱欧派信誓旦旦的那般诱人和解脱，但也不会像留欧派警告的那般可怖。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欧盟再分崩离析。

在英国公投之前，前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说：“哪一派（脱欧、留欧）的主张都站不住脚。”他的新著《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及全球经济的未来》近期刚刚出版。默文·金说：“现在是时候组织人手开始后台准备了，只有这样，新首相才能放开手脚前进。”

另一位圣公会修士约翰·文(John Venn)则为英国和欧洲指出了一条妥协的新路。没有哪个大陆自成一体，欧洲本就是一个由各式联盟和缔约组成的复杂共同体，一个由各种重合的势力圈子叠加的庞大“文氏图”。各国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圆圈中能带来最大归属感的一点，放弃的则是容忍限度内的自主和自由。

其实在脱欧成为定局之前，英国已游离于欧洲众多的势力圈子之外。出于自愿，英国既不是由19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成员国中的一个，也不是由26个国家参与缔结的申根条约的一员。但它又在欧洲关税同盟这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之内，这是一个英国人在脱欧后仍不想放弃的身份。

换句话说，英国人的选择不是简单的走和留。要让英国退出欧盟，引发的噪音绝没有得克萨斯州从美国独立那般刺耳。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欧洲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施美尔芬尼希(Frank Schimmelfennig)表示，欧盟官员倡导的差异性整合是要整合这个系统的强项，而非整合这个系统的弱项。允许不同国家发展不同关系的目的是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和维护民主，是为防止民粹主义爆发而安装的减压阀。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如果无视或轻视民众“还我祖国”这一愤怒的呼声，政治精英们就将铸成大错。事实上，对英国脱欧的支持恰恰暴露出，当选民们感到压迫、并认定国家领导人不站在自己一边时，他们可以走的多远。以域内的标准来看，英国经济一直相当健康，而历届英国首相也都成功地在欧盟框架内为本国争取到了一些特权。

所以，可想而知，那些经济状况较差、但在欧盟框架内、包括欧元单一货币种种限制下俯首帖耳的国家的选民会感到更加憋屈。难怪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开始自称是法国的“脱欧夫人”。“要说脱欧，法国比英国多一千个理由，”她在英国脱欧公投前表示。

几十年了，为解决欧洲难题开出的药方一直都是简单地要更欧洲化。1957年《罗马条约》承诺要为“更紧密地团结欧洲人民奠定基础。”欧盟设计师、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奈(Jean Monnet)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欧洲将在危机中得到锻造，而自己也将化为解决各种危机的利器。”

莫奈的理念带来的是冒进。欧洲领导人在一体化道路上的节奏和步伐都超出了国民的意愿，结果适得其反。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滋生出反欧盟的政党派系。对右翼来说，让他们恼火的是移民、救助和官僚习气。对左翼来说，则是外国主子强加的财政紧缩政策。双方都对欧盟的“民主超支”牢骚满腹。

正如英国脱欧论战中脱欧和留欧两派相互攻击的，那些试图进一步拉近欧洲各国的善意努力反而起到令它们疏远的作用。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欧元，它既没有安全阀能减压，也没有外部的缓冲圈子可以逃离。英国人当初没加入欧元区这一手可真够聪明的。

从一个主要方面来看，欧元对欧盟团结所出的难题与移民不同。移民不加限制地从欧洲外部流入被普遍视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欧元则继续被权贵们视为值得保留的资产。现实中，欧元扮演的角色与当年的金本位相同：那就是起到货币束身服的作用。对希腊来说，欧元汇率太强，造成希腊的商品和服务成本过高，阻碍了该国经济重回正轨。而对于德国来说，欧元又太弱，低估了德国的经济产出，为其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吞噬了贸易伙伴的就业和增长。欧盟没有任何条款为成员国放弃欧元而准备。

但欧盟几乎没有兴趣创建必要的金融机制来确保欧元成功，如集中的税收和开支机制。纽约外交关系学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说：“欧洲已经进退两难，既不能退回到过去，也无法继续向前。”

从理论上说，欧洲的最佳选择是打造一个全面的财政联盟，实际上就是创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他即将出版的新著《欧元：共同货币如何威胁到欧洲的未来》一书中写道。但由于“达不成这一目标的可能性绝非一点半点”，他为欧洲设计了逃离这种不进不退苦海的各种办法。他给希腊描绘了一幅实质上脱离欧元区的场景：那就是割断与欧元区的关联，这样一来，希腊欧元的汇率就可以低于正常的欧元。而这将通过降低希腊出口的成本、提高其进口成本来推动其贸易发展，其中的关键是说服债权人接受以希腊欧元偿还的债务（斯蒂格利茨承认，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其他的办法还包括德国退出欧元区，或者将欧元分成南北两种货币。

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退休政治学家费利佩·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认为，欧洲的未来取决于能够满足更多一体化和更少一体化需要的、不同外交关系构成的不同几何图形。套用文氏图的语言，欧洲和英伦三岛将不再同属一个圈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找到核心利益重叠的地方。没谁能独自撑起一片天，在全球化的时代，也没有哪片天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6年7月11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