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生态休闲文化的适然意境

——兼论陶渊明适然性人生范式

中国休闲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和《诗经》，易经“潜龙”一爻，其象征意义是人洁身归隐，静处不动，修身蓄德；《小雅·六月》中的“比物四骊，闲之维则”“四牡既佶，既佶且闲”等诗句，热情讴歌了休闲生活。《庄子》是体现道家生态休闲思想的经典之作，对世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在庄子那里，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大知”者的人生境界。从此，休闲文化就成了一种具有生态情趣和人文情怀特性的审美生存之人生哲学。东晋时代的陶渊明以其归园田居的生活实践和首创的田园诗，为中国生态休闲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生态休闲文化来说，陶渊明的人生范式之所以值得研究，不仅因为他浸润到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中，还因为这同时也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对当代人确立生态休闲文化核心思想、价值取向和终极境界有其重要的启示。

一、回归自然：个体生命的自我觉醒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末年，一生处于政局混乱、战乱不断、政党篡权、改朝换代频繁的时代，但也是儒道并存、玄学盛行、思想活跃的时代。陶渊明回归自然，象征着中国士人适然性人生范式的终极境界，而这一范式的确立有其特殊的社会和人文背景。

（一）社会背景

陶渊明先后三次出仕任职于军幕，目睹了腥风血雨的政治变乱，尝尽人生的悲苦与荒唐，深刻地感受到在浑浊的社会里人的生命无奈、无用、无能之悲哀。陶渊明作为寒士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以救世济时之心，抛开个人的生死利害，积极投身于政治漩涡之中，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二是远离险恶的是非之局，抛开社会价值关怀意向，在“独善”和“固穷”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第一条路，陶渊明已做过几次尝试，没完没了的尔虞我诈、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让陶渊明感到失望、厌恶与害怕。于是，陶渊明选择了第二条路——回归自然，依附田园，躬耕陇亩。尽管后来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也曾际遇朝廷两次征他为著作郎，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那几分薄田再不出仕。因为他认识到：人的性命是无常与短暂的，在混乱的社会中，个体所能把握的只能是生命的自然意义，而“回归自然”则是最适然的人生范式。

（二）人文背景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精神支柱。陶渊明的一生从出仕到归隐，历经三进四出的反复，最终回归于自然，除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之外，还有其深厚的人文背景。

1．儒家安贫乐道的理念

从孔子开始，“安贫乐道”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立身处世之人生哲学。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家力主积极出世，以仁义治天下，但在特定的战乱浊世中，也不排斥安于贫贱、退隐守志。“安贫乐道”反映了儒家独特的进退得失辩证观，展示了儒士追求积极、高尚、完美的人格品性。“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特别推崇颜回、袁安、荣启期等高风亮节的贫士。但是，陶渊明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为官，而是不肯与浑浊的社会势力同流合污。他既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向往功成身退、回归自然。

2．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

“崇尚自然”是道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取向的核心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第25章）“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又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成为制约万物盛衰消长的规律。人应效法天道，按天地本来的状态生存。陶渊明对道家生态思想的接受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自然、包容万物的适然性生态情怀。老庄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德”是“道”在创造万物的活动中赋予事物的存在根据，是“道”的作用和显现。自然万物形体虽有大小，生命虽有长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道家这种尊重自然，包容万物的生态情怀，得到了陶渊明的呼应与认同。二是自然无为、自由无待的适然性人生范式。老庄认为，自然界是按照万物和合共生、“周行不殆”的秩序生化、循环和演进的，人应该顺应天地万物间的和谐秩序而确立“自然无为”的人生范式。“逍遥游”是庄子所追求的人的最高自由和超越性境界，注重的是人在精神世界中的无限自由。陶渊明在道家自然无为、自由无待思想中，找到了构建适然性人生范式的哲学基础。三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适然性生活态度。“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通行本第44章）、“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庄子·齐物论》）老庄认为，人要懂得知足知止，人最高明的见识就是明白自己的行为应当有所节制，不去做力所不及和有违自然规律的事情。老庄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成了陶渊明坚守田园的精神支柱。

3．逸士超然飘逸的品格

魏晋名士所追求的人性品格的最高境界为“逸格”。玄学追求“逸格”境界的人生观、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对士人产生重大影响。在玄风影响下魏晋名士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精神风貌：有的任诞放达、性情率真，有的淡泊宦情、冥于自然，有的情趣高雅、风度超逸。士人们注重思考人的价值，呼唤人性的觉醒，追求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从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到左思、刘琨等“江左名士”，再到王羲之、孙倬等“兰亭名士”，都在努力追求如何实现自身价值。陶渊明深受以“人的觉醒”为主要特征的玄学思潮的影响，在仕与隐的抉择过程中，他批评性地吸取了逸格精神——既不从政也不隐遁，而是回归自然，躬耕陇亩，自劳其食。可以说，陶渊明是第一个将逸格精神落实到俗世现实之中的士人。

二、“世外桃源”：审美生存的精神家园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无奈的、困苦的、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艺术的、诗性的、适然的。可以说，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继庄子、屈原之后的又一位充满生态情趣、人文情怀和政治思想的诗哲，他的田园诗有着浓郁的自然、社会、人的心性生态的审美意蕴。

（一）远离尘嚣、抛弃功利的社会图景

陶渊明弃官归田后，无限向往上古贤人诗文中人人平等自由、和睦相处、自劳其食的小国寡民的生活环境。他将上古贤人的乌托邦情怀与自己的理想化社会模式融于一体，构想出审美生存的适然世界——桃花源。他的《桃花源记》描写的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借以寄托作者美好的政治与社会理想。桃花源是隐逸者的小天地和农耕人的乐土。在那里，人人平等，个个劳动，自给自足，没有压迫、剥削、战争，只有一片充满“小国寡民”情调的农耕景象——“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往来种作，怡然自乐”的自由、富裕、安宁的和谐社会。虽然，桃花源只是陶渊明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图式，但他提出这一有浓厚生态思想的“适然世界”构想，为后人构思了一个世代向往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桃花源”所提供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一个典型的“适然世界”之图景：在那里生活着的不是可以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一群避难的普通的人，他们只是比世人多了一分天然的朴真性情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取得的。或许，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但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意识了，而是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大众的幸福。

（二）自劳其食、劳动为荣的人文风貌

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半耕半读的审美生活方式，他在躬耕陇亩中形成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给自足生活来源的主要手段——“劳动”的赞美，从而表达与官场污浊生活的决裂和对田园纯洁生活的热爱。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做了“羁鸟”“池鱼”，把回归自然说成冲出“樊笼”，体现了在劳动实践中的诗人归园田居时的那份清新、自由、愉悦的心境。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陶渊明随着“桑麻日长”而“心志日广”。他从“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的劳动与交往中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知音，他已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地主了，也不仅仅是旁观远望的诗人了，而是“相彼贤达，犹勤陇亩”（《劝农》）的劳动者了。在长期的归园田居生活和劳动中，陶渊明始终持守“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信念，始终持守躬耕陇亩、自劳其食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范式，超越了魏晋以来一般士大夫归隐山林却轻视劳动的避世思想和生活样式。陶渊明从自身的饥寒困苦中，深刻地了解和同情农民，真切地用诗歌反映农民的痛苦，他的田园诗开先河地在文人创作中充分歌颂了劳动者和劳动者所创造的理想社会——“桃花源”。

（三）平等自由、和谐相处的适然世界

《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优美的适然世界——世外桃源，诗人直接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在世外桃源里，人们的生活富裕、和美、安宁，人与人平等和睦，人与自然和谐有序：“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世外桃源里，人人参加劳动、热爱劳动、以劳为荣：“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在世外桃源里，政治清明、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剥削压迫，“秋熟靡王税”，劳动所得完全归己所有；在世外桃源里，没有争斗、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人生活悠闲安逸、从容自在、精神轻松快乐，没有生活上、精神上不符合人性的枷锁，更没有虚伪、矫饰与浮躁，一切出于本真、天然与率性。这是陶渊明深厚的生态情怀、平和的社会人文情感和成熟的政治思想的结晶。《桃花源记》标志了人类生存境界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世外桃源虽然在当时是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却为后人提供了和美世界的范本、理想社会的样式和适然人生的范式，更重要的是为世人给出了一种精神归宿——家园意识。

著名生态美学家曾繁仁指出：“‘家园意识’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而且蕴涵着更为本真的人的诗意栖居之意，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作为生态美学的重要范畴首先由海德格尔提出并阐发，并成为‘同一个地球’这一现代生态观中的必有之意。而从源头上来说，它则是中西方文化的母题。在古代希腊神话与《圣经》中就有人类回归家园的内容，而中国古代《诗经》《周易》与诗词中也包含浓郁的家园意识。‘家园意识’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与意义，需要加以继承发扬。”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有其独具的思想高度——为人类给出了适然性的精神家园。它既不像宗教神话所虚构的缥缈游离的神灵天地，也不像先秦诸子所构筑的遥不可及的哲理之境，更不像后世小说家所描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梦幻世界。桃花源充满着“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的生活气息，是浓郁人气的“家园”。这里的自然生态原始清新、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这里的社会简单淳朴、男耕女织、邻里和睦，这里的人顺应自然、率真素朴、怡然自乐。一句话，在桃花源这个适然家园里，有欢笑声、牧歌声、鸡犬声，人们在平静和美的生存环境中，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悠闲自在。

三、“适然意境”：当代生态休闲养生的文化旨归

美国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中提出，到2015年人类从信息时代的高峰期而进入休闲时代，在美国，休闲经济产值将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以上，休闲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发达国家完全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养生、娱乐、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到2020年，中国如果还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人文景观并传承道学、中医学传统养生法，那么这个“文明古国”将成为全球休闲养生的最佳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休闲文化将会成为世界时尚文化被大众所青睐，而其文化之精华则是陶渊明回归自然的适然性人生范式。

（一）陶渊明适然性人生范式的当代启示

著名学者鲁枢元指出：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在德国，有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里尔克；在英国有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布莱克、艾略特；在美国有哈代、梭罗、惠特曼；在印度还有一个泰戈尔。在长长排列的‘回归诗人’的队伍中，我们的陶渊明无疑是一位‘先驱’。”研究陶渊明的适然性人生范式，旨在体认与汲取其所象征的文化精神对当代生态休闲养生的文化启示。

首先，陶渊明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持守了儒家“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展示了一个士人淡泊名利、自然纯朴的“君子人生”思想境界。他弃官归田人生道路的抉择，表现了他“君子人生”价值观的两大品行：一是注重个体志节操守；二是崇尚个体的精神自由。陶渊明出仕，是企望为国建功立业“兼善天下”的。然而，他生不逢时，面临的是“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停云》）的现实社会。在无奈与失望中，陶渊明只能以“独善其身”来践行对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持守和对黑暗现实的反叛。陶渊明“质性自然”，热爱淳朴的田园生活。他在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回乡之路时，有一种羁鸟出笼、池鱼投渊的解脱感，有一种回家投入母亲怀抱的归属感。他以自己对人生道路的抉择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淡泊名利、自然纯朴的典范，他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及行为开辟和持守了一片心灵天地——宁静和谐、遗落荣利、忘怀得失、清贫寂寞却充满精神乐趣的适然人生境界，给后世官场失意的士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无限的慰藉。

其次，陶渊明以自己的自然情怀和生活情趣开辟了道家“逍遥自在”的生活范式，展示了一个士人自然清新、返璞归真的“艺术人生”精神境界。他对躬耕陇亩隐逸生活的持守，书写了他“艺术人生”适然性的两大精神风貌：一是集高旷的“自然情趣”与淳厚的“人文情怀”于一身；二是聚豁达的“委运任化”与平和的“玄澹意趣”于一体。陶渊明对乡村田园和世代生息在那里的农人怀着一种天然朴真的感情，他乐意和那些朴野直率的人们朝夕相处，常常与他们一起絮叨农事以分享劳动的甘苦，从乡亲们的喜怒哀乐、焦虑企望中领悟生活的百味情趣。在陶渊明看来，人生的荣辱、贵贱、寿夭等都是自然蕴化的结果，就像春秋易节、寒暑代谢一样。陶渊明对人生的种种坎坷遭际始终持“委运任化”的态度，绝不以名劳心，以物累身，自觉让自己的精神委运自然的造化而去。他对生活抱着一种忽略外在形式、注重内心感受的态度，以自己的生活品位、艺术追求展示了一个富于“玄澹意趣”的境界。他在劳作之余常抚弄“无弦琴”以表心曲，适然地在“无声之乐”中领悟不可言状、只能意会的天籁之音和弦外之趣；他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情趣、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阐释了生态休闲文化的价值，展示着这一文化模式的理想境界。

（二）当代生态休闲文化的适然境界

生态休闲的最大特点乃是它的自然性、人文性和情趣性，也即人的适然性，它对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指出：“人格、伦理、价值等是与人的生命所不可分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上帝’代表着价值生命中对‘应然世界’的追求，‘牛顿’代表着价值生命中对‘必然世界’的追求，那么在‘上帝’与‘牛顿’之间的‘适然世界’则是价值生命所真正值得追求的人格世界。”从生态文化角度看休闲，休闲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是一种生态文化欣赏体认和人格的感悟提升的过程，其终极境界是人审美生存的“适然世界”。在中外文化美学史上，历代层出不穷的山水田园诗、山水画、行草书以及原生态歌曲等等，无不是典型的生态休闲文化之精华。可以说，任何一种形式的休闲活动，都是围绕提高人的生活品位、生命质量和人格境界开展的，这是一般性的休息、游玩、娱乐所无法达到的。因此，生态休闲是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它以其生态审美内涵对应人的心性世界，满足人在世俗生活中对超越有限生命束缚的无限渴望，最终通达“天道”与“人性”相融相洽的和合之境。

中国古代生态休闲文化的核心思想是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哲学观，即超越社会功利世俗观，追求人生自然本真的审美生存的适然境界——以个体精神的适然性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终极旨归。正如著名学者胡孚琛认为：“‘科技万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也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大自然的报复终于延伸到文化层次，人成为科学技术产品的奴隶，环境污染的危机带来人类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种社会病。因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觉醒后，中国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受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欢迎。”休闲文化范畴的人生旨归，是以道家“适然自在”的生命哲学和儒家“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为基点的一种极其深厚悠远的历史文化之积淀。道家的“适然自在”虽不像儒家“独善其身”那般展示“君子人生”的正统与凝重，却以其从容自如、平淡优雅的“艺术人生”范式更加随性如意地展示了有深厚生态情怀的士大夫们自然清新的心灵境界，反映了他们对凡世人间所持的艺术心态和淡泊人生的诗意境界。在中国士人那里，屈原与陶渊明是儒与道两类人生范式的典型代表，如果说屈原的离骚品格谱写了儒家“君子人生”中最壮美的篇章，那么陶渊明的归田风采则是道家“艺术人生”最恬美的诗页。陶渊明以自己归园田居、躬耕陇亩的人生实践将魏晋名士“逍遥放诞”的隐士人生范式转化为一种高雅而平实能够为人们普遍实践的“适然自在”的艺术人生范式。他的生活、诗文、精神和人生范式，揭示了生态休闲文化的本质意义在于：回归自然以追求人生诗意栖居的审美生存境界，从世俗的生活中品味出优雅的情趣，即让世俗的生活“脱俗”，让烦躁的现实拥有“闲情逸致”，让有限的生命通达无限的精神境界——适然世界。

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杰拉德·凯尼恩认为：“休闲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良好状态，是21世纪人们生活的一种重要特征。优质的休闲对个人生活甚至社会发展都十分重要，休闲可以促使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更好地互相理解，和平相处。”中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关口，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休闲消费爆发性增长的临界点，乡村生态休闲正在成为都市人的生活时尚，发展乡村生态休闲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乡村生态休闲必将成为人类未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懂得休闲是一种人生智慧，开发休闲产业是发达国家社会进步和提高人的素养的一条重要途径。陶渊明把中国生态休闲文化传承和转化为一种最实际、最生动、最完美的表现形式。他以自己归园田居的实践诠释、证实和倡导了生态休闲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价值取向——回归自然，并将这种东方文化模式的审美生存境界呈现给后世人，由此“桃源意境”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艺术人生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