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我：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境界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一度走向了“世界祛魅”的道路，摒弃了对自然精神的神圣信仰，盲目追求绝对功利主义和极端科技主义，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的“三大危机”。在危机面前，西方有识之士从中国老庄“天人合一”“返璞归真”“道性同构”等哲学思想中发现了拯救地球、构筑家园的生态智慧，提出了“世界返魅”的后现代整体生态观，掀起了全球性的绿色思潮。其理论维度指向“生态自我”这一人生范式和人类安身立命终极境界的确认与重塑。

学者曾繁仁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生态美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生态美学包含生态本真美、生态存在美、生态自然美、生态理想美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等内涵。在西方则以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为其典范表述，这恰是海德格尔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成果，因此生态美学必将开创中西美学对话交流的新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破坏这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难题。正如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所说：“由于现代范式对当今世界的日益牢固的统治，世界被推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改变。而这就要求实现‘世界的返魅’，后现代范式有助于这一理想的实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正是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发现：对于造成地球、生物、人类今日的不幸，现代性的绝对功利主义和极端科技主义难辞其咎。

一、“世界的祛魅”：安身立命终极境界的缺失

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点：一是“理性化”，二是由这种理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这两点，在很大程度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面貌，支配了现代人的生存品性——追求现时利益，缺失精神境界。在韦伯那里，“理性”指的是“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这是与“价值理性”相悖的、极具现实短视性的“理性”思想，它是指为达到特定目的所采取的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全都纳入考虑和计算的心智与态度之中。

在现代性发轫之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互为成长条件的。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在现代价值秩序的原初设计中，包括“宗教冲动力”（价值理性）与“经济冲动力”（工具理性）两种相互制约的因素，二者一开始保持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前者为后者提供“神圣意义”与“终极目的”，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实现途径，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赖，共同为现代价值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础。但是，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终极目标相异，注定两者的亲和关系是暂时的。随着现代性的进程，其关系很快成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悖论：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作为其源动力的价值理性，很快就征服了人整个现世生活——工具理性遮蔽、消解和否定了价值理性，“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理性追求已成了赤裸裸的功利关联。现代性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都是“效率优先”，任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其终极价值都是纯理智的功利性和效率性。于是“工具理性”所孪生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掠夺主义等成了包括价值理性在内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的最大破坏者，最终使人类因缺失安身立命的终极境界而沦落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流亡者。

大家知道，“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与“价值理性”的消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在前现代社会，人们还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安排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和理由，都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发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根据和理由或者是西方宗教所信仰的“上帝的旨意”——神的意志，或者是中国老庄道学所揭示的“周行而不殆”的天道——自然精神，每个人的生活只要与这种神圣的秩序联系起来，就可以获得其目的和意义，个体生命也可在这种有意义的体系里获得安顿之地。然而，工具理性单向、盲目、畸形地快速发展，一次又一次摧毁人们的初衷与信仰。因为，工具理性只能告诉人们除了满足工具性目的之外，世界不具有任何目的。在工具理性至上的人看来，“人生价值”“精神家园”“终极境界”之类的问题，是“超验”的、不具“工具性”的、非理性和无意义的，因而是完全可以被忽略或摒弃的。

“世界的祛魅”已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已不可逆转地越来越深地陷入“斯芬克斯之谜”。当下，当人们提出“生命意义”“终极境界”等命题时，背后所耸立的巨大背景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祛魅的世界”，使得让你感到是那样的孤单、薄弱、力不从心。然而，“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尖刻的预言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严峻的事实使你感到那样的焦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水资源短缺显然催生战争和冲突”。在未来世界，人类安身立命之所何在、安全保障与终极境界何在？这就需要人类对自己行为做出深刻的反思，对“世界的返魅”达成共识，重塑安身立命的终极境界。

二、“世界的返魅”：安身立命终极境界的确认

所谓“世界的返魅”是针对“世界的祛魅”而提出的哲学范畴。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论”，使人们相信天地运行、动植物生长都被神灵左右，万物都被蒙上了一层无限神秘的宗教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揭去了自然灵性的神秘面纱，世界成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横行的社会，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格里芬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绝对无神论的“祛魅”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是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原因。他们所倡导的“后现代”世界观要实行“返魅”，以回溯自然灵性，还原于自然的“内在价值”。“世界的返魅”，并不意味着要回到神灵的力量主宰世界的宗教蒙昧时代。“世界的返魅”大致类同于老庄生态美学的“返璞归真”生态美学思想。也就是说，后现代“返魅”观植根于中国道家的“返归”思想，它的终极境界是一种与“人性”可以同构的宇宙之道——“天道”，也即适合人与万物和合共生的自然精神。人格哲学著名学者余潇枫将后现代“世界返魅”放置于老庄道学“返璞归真”的理论背景中思考，提出了“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的生存论命题。“余氏命题”给出了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生存于“适然世界”的新构想与新范式。可以说，老子、庄子、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奈斯、格里芬等生态主义哲人所预设和期待的是既有利于护佑自然家园又有利于人的发展的优态境域，即“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的“适然世界”。

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J.M.Ferry）预言：“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而主要靠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老庄“道性同构”范式跻身并立足于生态美学领域之中就必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理论指导性作用。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不仅是消除当代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三大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对现代社会进行省视后的一种明智确认——以“适然主义”为宗旨的“生态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最高级、最和美、最幸福的理想形态。胡孚琛先生认为：“‘科技万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也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大自然的报复终于延伸到文化层次，人成为科学技术产品的奴隶，环境污染的危机带来人类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种社会病。因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觉醒后，中国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受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欢迎。”老庄生态美学以人与自然万物和合共生为研究的最高目标，通过对宇宙“周行而不殆”奥秘的探讨以颂扬生生不息的自然精神。

人类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其宗旨如违背或忽视“生态和谐”这一终极信仰则都是没有前途的，而任何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观念和范式试图不融入生态文明潮流而孤军作战是无法完成拯救地球的历史使命的。在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构筑过程中，生态哲学与美学的研究者关于“我何为存在”“我为何存在”和“我如何存在”的追问必然会作为一种文化范式被提出来，而老庄生态美学思想“道性同构”范式，着重要回答的是“我如何存在”也即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境界问题——具有自然精神品性的“生态自我”人生范式的确立。

三、生态自我的确立：安身立命终极境界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为：对人类“自我范式”的确认与重塑。其涉及的核心理念就是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奈斯（Ame Naess）提出的“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奈斯指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自我（ego）到社会自我（self），再从社会自我到“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的过程。这种“生态自我”是一种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是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从某种意义而言，奈斯的“生态自我”，揭示了人类自身的审美存在之本质。然而，究竟如何才能塑造、实现这样一种人格状态？这就涉及“自我范式”的确认与构建问题。

“自我范式”也即自我在此存在于现场范式的选择与确立。“自我范式”是存在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它本质上不仅是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更关涉自我与自然生态、自我与社会人文生态，即自我与自我之外的包括生物与非生物等一切存在物的关系。中国道家“天人合一”观是确立“自我范式”最为坚实的哲学基础。生态美学认为，老庄“道性同构”（“天道”与“人性”同构）范式是以“天人合一”为审美终极旨归的，主张的是“天”与“人”合于“一”或称合于“道”，也即合于“自然”的大生态整体观。在老庄那里，天先于人，天大于人，但天不主宰人，天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在空间上是无垠的，“天”与“地”在“气”的中和下孕育慈养了人与万物，却无为、无执、无待、不自生、不主宰，也即苍天与大地既为人父人母又与人同在共生、相辅相成，天与人之间只有彼与此之分却没有主与客之分。“天人合一”如何进行“合”？也即“合”的方式如何？“合”是“和合”之意，有着和谐、亲和、融合、配合、合作等多重意义，由于天先于人、天大于人、天孕育滋养人，因而，“天道”对“人性”有观照、衍生、引导的功能，所以，“天人合一”是以天合人、以人配天、天人互动的过程，也即天与人是主体间性的关系。这就要求“人性”顺应于“天道”、效法于“天道”、统一于“天道”，然而却不是“同一”于“天道”，因为“天道”太伟大、高超、至美、奥妙了，人类永远无法真正地穷尽地认识与效法“天道”，更无法也没必要“同一”于“天道”，人与天始终会有那么一段不可企及的时空距离，“人性”与“天道”也始终会有那么一点天然的差异，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道”，是人类永远无法穷尽自然之奥妙。基于此认识，“余氏命题”着眼于在“上帝”精神境界的“应然世界”与“牛顿”现实层面的“必然世界”之间寻找适合于“天人合一”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和符合于人类与自然万物和合共生、不断演进的“适然世界”，提出了“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的著名命题。笔者认为：老庄生态美学思想“道性同构”范式的宗旨是在“应然”与“必然”之间，寻找一个“适然”的和美界点，以构筑与宇宙之道普遍精神相合的同时又具有当代存在价值的“人性”存在范式——人的自我范式。

美国生态思想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强调，每一个历史阶段人类都有伟大的工作要做，而我们时代的伟大工作即是呼唤“生态纪”的到来，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与广泛的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全球绿色治理要做的首先是以生态整体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新的“绿色正义”共识与全球安全的模式，把生态问题上升为一个全球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在“生态纪”珊珊来临之际，需要人类建立新的“绿色正义”共识与全球生态安全模式，这就迫切需要有生态文化的引领，而生态文化的核心就是超越工具理性、确立生态自我范式。超越是确立的基础，没有超越就不会有确立。从生态文化视域理解，“超越”是老庄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最显著的品性，也是老庄生态文化的精义和智慧的凝结，更是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本质和灵魂所在。老庄超越性生态美学的指向是多方位多层次的，涉及宇宙、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但最核心的是对现实异化的人的心性的超越，也即要消除异化，还人性以本初之美、朴真之美、无为之美。

在现实生活中，权位、钱财、功名、美色是迷惑人的四大物欲，人们往往会把权位、钱财、功名、美色的占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和人生的普遍追求。老庄则在这种价值观念和普遍追求中，发现了“人为物累”“人为名役”的人性异化现象，老庄正是在对人性的异化现象的批判中，提出了对现实物欲价值的超越。老子曰：“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通行本第12章）品德高尚的人能够自觉地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庄子曰：“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庄子·逍遥游》）认为“名”是“实”所派生出来的次要东西，人何必去追求这次要的东西呢？言外之意，人生在世只不过几十年，长寿者也只不过是百来年，能过一般性的基本生活就足矣，又何必再去追求那些虚有的功名和多余的身外之物，让自己弄得很累、很不自由、很不开心呢？老庄深刻揭示了“物累”“物役”乃至“殉物”的种种异化现象，尖锐地指出，“物欲”是一种桎梏，一种枷锁，束缚着人的心性，制约着人的主体精神，压抑着人的创造能力。人若热衷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就会丧失最可宝贵的尊严、真性、健康、快乐和自由，在满足物欲的同时失落人自身的价值了，变成“神亏”（精神堕落）的人。庄子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在庄子看来，人是可以消解权位、钱财、功名、美色等外物异化的，是可以重新回到人性本初之美上来的。“无功”“无名”是一种大智慧、大超越，“无己”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境界。目的都是要改变“物累”“物役”“殉物”所造成的人的心性闭塞、僵化和堕落，旨在打破人们对“物”的崇拜，使人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提倡“无己”“无功”“无名”，不是摒弃自我和否定功名，而是摒弃自私和否定功名价值的异化与追求功名对人产生的负面作用，不是把人导向虚无而是超越功名的束缚，以“无”自我的形式达到“有”真正自我的存在。庄子的“无”是一种超越功名的束缚、杂念、压力的干扰后所带来的宁静空灵、豁达从容、自由自在的心灵状态。在这种心灵状态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质言之，权钱名色的获得并不等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如果以丧失人的主体精神、独立自由、健康快乐为代价去获取外物则毫无价值与意义。一个人从开始觉悟的一刻起，他就不会太在乎外在世界的财富，而开始关注与追寻内心世界的财富。庄子“无”的价值观，是基于对人自身存在价值的高度重视之上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通过“无”所开辟的将是一种生命健全、心性澄明、身心自由的审美生存之境，通过“无”所确立的将是一种自然朴真、宁静淡泊、虚空包容的审美存在的自我范式。

老庄道家的“超越”存在价值观立足于“此岸世界”，而通过“自然无为”通达超然的人生境界，它对于涵养人的精神，塑造理想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才能和创造力，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老庄生态美学自我存在范式的审美性主要体现在以“无”超越“有”，最终臻及“自然而然”的天道精神和“无为而为”的人性品质。在老庄看来，“无”是一种自然、本真、虚静、淡泊、空灵、鲜活、生动的状态，它没有芥蒂、固执、成见、因袭，它无挂无碍、无穷无限、无持无待，它是生生之源、万物之本。“无”是自然的本原状态，是“道”的本质特性。老庄的超越正是这种真正的大智慧。老庄的超越审美思想给人们确立了与“道”相通的自我存在范式，从而观照人们超越功利、返璞归真、追求自由，以审美的人生态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美国著名自然美学家、音乐家大卫·罗森伯格人类（David Rothen berg）为消除人们对“自我实现”论的误解，提出“自我实现”中的“自我”是大写的“自我”，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和本我。“自我实现”是一种行动的条件，一个过程，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人能达到的地点，它类似于佛教的涅槃之境界。大卫·罗森伯格认为，“人与自然是可以私密对话的”，他的《鸟儿为什么歌唱：自然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与鸟儿的私密对话》讲述了一个横跨科学、音乐与文学的故事，探讨了一个艺术与科学都尝试解释却仍充满疑惑的古老问题。他秉持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从2000年开始与鸟儿合奏，并以诗人般的情怀和科学研究者的严谨，深入探究“人与鸟儿的私密对话”这一人们耳熟能详却又一知半解的谜题，亲切领会大自然那本初、美妙、悦心的天籁之音。“人与鸟儿私密对话”，实质上就是人审美生存的终极境界，它与余潇枫提出的当代审美生存审美生存观——“余氏命题”是一脉相通的。“余氏命题”生存美学观超越了中国易、道、儒、释、玄、理等学派关于“太极”“道”“天命”“无”“空”“理”等本体观，同时又扬弃了以“主客二分”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各学派的本体观，提出了“适然”这一崭新的哲学本体观。余潇枫倡导当代人重新端正天人关系，将自己置于健康、有序、和谐的生态位上——“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自觉构建“生态自我”的人生范式，以追求安身立命的终极境界。在余潇枫的“适然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心性是统一的，是可以和平相处、和谐交流、和合共生的。在时下背景下，也许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简直是蓝天白云、隔岸苇花不着边际的乌托邦情怀，但如果众人都有（哪怕是一点点）这种绿色生态情怀，那么人与自然就会重归于好，社会就会趋于安定，人的灵魂就能得到安顿，“三大危机”就会逐步消解，人类社会就会向“适然世界”迈进一大步……

佛家有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说的是有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士三十年如一日寻找佛陀，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却在清澈的河水里发现自己的影子真像佛陀。小故事以执象而求，日见不鲜的事实，说明“佛在心中”“自本是佛”“万物皆佛”的佛理禅趣，揭示了：人们在日益体认乡村生态休闲养生的现实价值之时，应先确立“生态自我”这一适然性的人生范式，因为这才是当代人洗涤铅华、摈弃浮躁、安身立命的审美生存之终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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