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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大营的人物风云与生死变幻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三个月，左宗棠在江西的战事不但多，而且规模大。为什么江西的太平军不是越打越少，反而越打越多？主要原因还在于左氏长沙练兵之前，曾国藩已经做了一个事关全国战局的重要决定，将两江总督府设于祁门大营。

一、曾氏布局，“政治策略”代替“军事战略”

祁门属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因“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江”而广为人知。祁门背阻高山，前断江河，是块盆地。从军事学的角度，将前敌总指挥部设于此，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作为指挥湘军五大势力的最高军事统帅，曾国藩执意选定祁门，不排除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此外，至少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以速胜战迅速扭转战局，与太平军尽快进入战略决战。

1860年（咸丰十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曾国藩毫无保留地坦言内心这一构想：“余于十五日赴江南，先驻徽郡之祁门，内顾江西之饶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若此次能将保全江西、两湖，则将来仍可克复苏、常，大局安危，所争只在六、七、八、九月。”

二、保障粮道通畅。驻安徽各营湘勇的粮饷，从浙江、广东、湖南源源不断运来，必须经过江西。守住祁门，不但可以保证江西安全，而且能确保湘勇的粮饷供给。

三、占定一个进退有据的战略制高点。控制祁门，既可以东进浙江，顺势攻打杭州、湖州，对天京形成包围，又可以兼顾安庆。

四、在朝廷不断逼催的命令与实际的战局形势之间，寻找到一个政治平衡。1860年五月初，江南大营新败，朝廷意欲曾国藩挥师东援，曾国藩自知此时若强入江苏，势必四面楚歌。但他又刚署理两江总督，不好意思公开违抗命令，选择祁门这个火药桶做前敌总指挥部，意在做出姿态给朝廷看。

但将前敌总指挥部设在祁门，非但不合兵法，而且不切实际。但就在数百名军事高参与机要秘书的联名反对声中，曾国藩强令湘勇各营开赴祁门扎营，并当众宣布，不愿服从命令者可以离职，军营可以发放路费。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愿将就的人，都留了下来。

1860年农历五月下旬，曾国藩强令湘勇各营从安徽安庆、湖北湖口、湖南郴州三地出发，开赴祁门。他亲自带队，率领安庆、宿松10营5000人，于六月十一日抵达祁门县城。其余两地湘勇，也分别于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四日抵达。

曾国藩的学生兼机要秘书李鸿章终于憋不住了，不再顾及曾氏面子，公开站出来反对。他建议前敌总指挥部改设东流。理由是，祁门地势形如釜底，仅一条官马大道、一条蜿蜒小径、一条窄河与外界相通，三条出路一经切断，便成兵家绝地，稍有疏忽，势必全军覆没。

曾国藩沉着脸，不肯更改。称将前敌总指挥部扎于祁门，是自己慎重思考后的结果，这件事只可以接受，不可以讨论。实在不能接受的，可以选择离职。

曾氏向来从谏如流，此次为何出人意料地固执？真实的原因是，朝廷同意设营祁门的圣旨已经送达，如果临时改变，不但没法跟朝廷交差，而且在部下面前也将威信扫地。

李鸿章何等聪明之人？曾国藩自己看不清，他却已完全预判出老师的固执将要带来的后果，二话不说，抬腿走人。师生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

曾国藩为示师恩与挽留，象征性地向朝廷保举李鸿章担任两淮盐运使。因保举不力，自然也没有成功。

一念之间，李鸿章成为落拓江湖的书生。

二、左氏谋篇，以新战略盘活全局，凭新厘局扭转江西

1860年12月8日，左宗棠赶往祁门，与曾国藩见面商量军事。两人见面的地点，在安徽祁门县小城东街敦仁里小巷深处的洪家大屋内。两江总督府及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左氏对设营祁门的意见，上封家信已经说了：“涤帅居祁门，未为得地。”但生米既然已经做成熟饭，左氏也不会有兴趣做无用功，再加劝阻。

他主要落实了自己急着要办的两件大事：一是请求曾国藩提前做好江苏、浙江两省的战略规划；二是请示曾国藩同意自己在江西开办厘金局，以充实军饷。

围绕第一件事，左宗棠建议，曾国藩的当务之急，不是想方设法从祁门包围天京，而应站在全国高度，考虑将江苏、浙江两省作为战略重点，通过整治官场，重用人才，鼓舞民心，来巩固这一战略要地，再图取天京。

他向曾国藩献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偏师保越”的战略规划图：

　　“苏州之失，闻是溃勇先至，而后逆贼随之。杭郡密迩，未知能否瓦全？为公计者，如杭郡未失，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地，庶将来山内、山外两路进兵，可免旁趋歧出之虑，而饷地可保。否则，贼势蔓及于越，而贼巢稳踞金陵，大军直指苏台，如击长蛇之腰，防其首尾俱应。且吴中封疆大帅或殉或逃，枝郡旁县，多已沦覆，下河上海谁与图存？如越中有一军为公宣布威德，则三吴人士均有所系属，而箪壶之奉，尚有可图。否则形势中阻，不但饷源易断，音耗难通，亦孤吴中士民望岁之心，而贻中朝士大夫以口实矣。”

后来的形势，果然完全按照左宗棠此时预判的趋势发展。左氏本人做上浙江巡抚，李鸿章也在江苏巡抚的职位上迅速崛起，最早的思想源头，当在这份规划图中。

围绕第二件事，左宗棠提出，曾国藩既已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治下的江西省，应该承担协饷义务。楚军依靠湖南东征局接济，已经严重不够，需另开拓新的饷源，如果曾氏不方便，自己可以代收：

　　“公督两江，江西乃其兼辖。此邦于军事素无条理，平时养勇数万，临事未能得一割之效，欠饷最多，糜饷最甚，公之所知。厘金一节，闻亦杂乱无章。所取于商者烦，所归于公者约。公欲分而有之，自宜大加整理。为今之计，似须将江西兵事、饷事先为之经画，令所司将兵数、厘数一一开呈，逐为区处。兵精而饷节，厘旺则饷饶，似亦当务之急也。”

有了前面那份“偏师保越”规划图做“厚礼”，曾氏对左宗棠这个情理之请，自然不会拂意，这也一举帮左氏解决了缺饷难题。

就在左宗棠见曾国藩这段时间，曾氏驻节祁门大营的战略错误，后果已经初显。1860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晚，就在左氏写这封家信的前一天，“得涤翁密函，建德失守，普镇败退，势逼饶、景”。

因有了厘金局做军饷保证，楚军虽遭遇短暂的挫折，在江西战场的总体趋势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1860年12月14日，楚军将领王开化、杨昌浚争夺婺源，楚军呐喊登城，太平军夺门而逃，楚军守住浮桥，太平军被逼跳水，溺亡甚多，生还者逃往浙江，楚军占领婺源。

左宗棠有此新绩，乘胜向曾国藩申请攻打徽州，以解祁门之围。

但左氏高兴得太早了，信函刚送出，黄文金指挥的太平军从池州攻打建德，相继占领彭泽、都昌、鄱阳，江西再陷困境。

左氏不得不临时改变战略，命令楚军各营调回景德镇作战，为祁门湘勇大营守住后门，同时看住江西省的前门。

三、左宗棠成功解围祁门，曾国藩适时移营东流

自从前敌总指挥部设在祁门大营，笼罩在曾国藩头顶的阴云就一刻也没有散过。他也因此遭遇了自1854年靖港被逼跳水，1856年江西湖口被石达开三连败以来再次与死神照面的空前厄运。

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将刘官芳带2万人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祁门大营仅30公里，曾国藩身边只有3000守兵。曾氏料定再难以生还，与诸弟写好遗嘱，安排完后事，准备束手就擒。意外的是，李秀成只在羊栈岭匆匆打了一仗，便直奔湖北而去。原来，他这次只是从祁门边借道，目的是到湖北招兵。

半个月后，李秀成兵分三路，集中向祁门大营发动强攻。这一次系有备而来，攻势凶猛，不仅斩断曾国藩与湘军各大势力的通讯达5天之久，而且让祁门大营断粮20多天。情急之下，曾国藩调鲍超率霆军来救，又侥幸躲过死神的指爪。

1861年3月，李世贤集结太平军优势兵力10余万人，将营寨驻扎在离祁门大营仅10公里处，再次发起强攻。湘军前敌总指挥部被团团围住，又一次文报不通、饷道中断。曾国藩这次彻底绝望了，自述“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他将宝剑放到枕头下，单等祁门城破，便会抢在被俘前自裁。在这个节骨眼上，左宗棠率楚军在江西景德镇大败太平军首领李尚扬，李世贤闻讯，率5万兵前去救急，祁门之围不解自散。

左宗棠引来李世贤，5000楚军对阵5万太平军，敌众我寡，需要借助自然条件帮助。

1861年4月23日，天骤降暴雨，畈水陡涨，楚军凭借“练胆、练心”的优势，趁势从战壕中冲出，与太平军展开生死肉搏。太平军抵挡不住，人马相互践踏，被杀死者5000余人，淹死者、战死者、踩死者无数，现场总指挥李世贤本人差点被活捉，最后换上士兵服才侥幸逃脱。

祁门危机又一次化解。

曾氏每天都在度日如年中熬过。回想驻节祁门大营10个月来，与死神已经打过难以计数的照面，他再也挺不住了。曾国藩不得不相信，学生李鸿章的话是对的，祁门是不折不扣的兵家死地。

1861年5月6日，曾国藩趁楚军胜利之机，抓紧撤离祁门。五天后，抵达东流，将大营安于江边大船之上，派水师日夜护卫，自此告别危机。

移节东流不久，学生李鸿章又回来了。

师生再见面，有点小尴尬。曾国藩也不再介意他临难出走。毕竟，学生最初的判断是对的，何况，他离开的这九个月里，并没有背叛自己。

这个问题重要吗？当然！

当时发生了一件让曾国藩心里特别不愉快的事，李元度带着他的八千“平江勇”，改名“安越军”，投靠了浙江巡抚王有龄。

李元度“楚才浙用”，曾氏认为，他没有底线，没有节操，比改换门庭、欺师灭祖更不可饶恕。虽然李鸿章也曾为李元度的背叛辩护过，但他也懒得再计较了，毕竟，李鸿章还能想到回来，比起李元度来好多了。